拿破侖畫像
摘譯自《梅特涅親王回憶錄，1773—1815年》
梅特涅（1773—1859），奧地利公爵，帝國國務活動家；曾任奧地利駐巴黎大使（1806年）、外交大臣（1806—1848年）、首相（1821—1848年）。拿破侖失敗後，他是維也納會議的主要參加者和神聖同盟組織者之一。反對自由主義，鎮壓民族革命運動。1848年革命爆發，被迫下台，流亡英國去世時留下大量信劄、文件和個人回憶錄，由他的兒子整理，於1869—1873年在維也納出版。
在拿破侖的極盛時期，我就一直關注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時候，我也一直關注他，注意他。盡管他可能曾經企圖誘使我對他得出錯誤的結論——他常常喜歡這樣做——但他從來沒有辦到過。因而我不妨自詡已經把握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點，並且已經對他的性格有了不偏不倚的評價。而對於這樣一位由於環境的力量和偉大的個人品質而上升到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權勢頂點的人物，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好像透過棱鏡一樣，或者看到他光輝燦爛的各個方麵，或者隻看到他的瑕疵甚至罪惡的各個方麵。
我從一開始就力求使我同拿破侖的關係成為親密無間的，最初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頭腦及其明晰非凡到了思路和高尚的純樸。同他談話，我總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魅力。他談起話來永遠是饒有趣味的，他抓住話題的要點，撇開無關緊要的枝節，展示自己的想法，一直不停頓地加以發揮，直到把它闡述得完全清楚明確為止。講到任何是物，他總是用確切的字眼。如果遇到語言習慣用法中還沒有的一個字眼，他就創造出一個來。他不是同人交談，而是由他來講論。他思想豐富，又有口才，因而能領頭談話。他的習慣說法之一是：“我知道您想談什麼，您是想談如此這般的一點，好吧，讓我們開門見山，就談這個吧。”
然而他對於別人對他講的話和反對意見，也並非充耳不聞；他對這些話或意見表示接受、懷疑或反對，而並不改變討論公事的語氣和超越討論公事的範圍。我把自信是真實的話對他講時，從來沒有感到過有什麼為難之處，即使這些話不大像是合他心意的……
他沒有多少科學知識，雖然他的支持者要人們相信他是一個造詣很深的數學家。他在數學方麵的知識決不可能把他提高到超過任何一個炮兵軍官（他本人就曾當過炮兵軍官）的水平之上，然而他的天賦彌補了知識的不足。正像他成為一位偉大的軍人一樣，他憑著本能成了一位立法家和行政官。他的性格總是使他傾向於實證；他不喜歡模糊的概念，對於幻想家的夢境和理想主義者的抽象觀念，他也同樣憎恨，而且把一切不是明白而實際地講給他聽的東西，都當作是胡說八道。他所尊重的，隻是那些能由感覺加以控製和證實的，或立足於觀察和經驗之上的科學。他最瞧不起十八世紀的虛偽哲學和虛妄的博愛主義。在這些學說的主要說教者中，他特別討厭伏爾泰，以致於一有機會，他就要對伏爾泰有文學才華的這種看法進行攻擊。
拿破侖不是通常所認為的那種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作為一個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承認隻有宗教有權支配人類社會。他把基督教看成是一切真正文明的基礎，認為天主教是最有利於維持秩序和使精神世界真正安寧的信仰形式，而新教則是擾攘不安的根源。他自己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但對它們極為尊重，不準對奉行者有絲毫揶揄……
他天生具有一種特殊能力，能識別哪些人對他有用，他很快就能從這些人身上找出最能使他們依附於他的利益的那一麵……尤其是他研究過法蘭西民族的性格，他的一生證明他對此有正確的理解。他私下把巴黎人看成小孩子，常把巴黎比作歌劇院。有一天，我指責他公告中的主要部分顯而易見是謊言，他微笑著對我說：“這些公告不是寫給您看的；巴黎人相信一切，我還能告訴他們許許多多東西，他們都不會拒絕接受。”
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他把談話轉到對曆史的討論上。這種討論一般會顯示出他的史實知識的不足，但他對於起因的領會和後果的預見卻極其精明。他猜測的比知道的多，並且當他把自己的思想加到人物和事件上麵去的時候，他講得很巧妙。他總是引用同樣的幾句話，所以一定是取自很少的幾本書，大抵是些古代史和法國史上最為人們所熟知的節本。然而，他記住了一大堆名字和史實，其豐富的程度足以欺騙那些研究得還不如他全麵的人。他崇拜的英雄是亞曆山大和愷撒，尤其是查理大帝。他異常地一心一意地認為，自己從權力上和稱號上來說，都是查理大帝的後繼者。
他在用極為牽強的理由力圖證明這種奇談怪論時，會忘乎所以地同我談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