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家書裏的馮雪峰
1929年9月，胡風和同學朱企霞一起去東京求學。在日本，胡風一邊學習日語，一邊積極參加進步左翼文化運動，既是普羅科學研究所的藝術學研究會成員，又參加了左聯東京支部。在此期間，經朋友韓起的介紹，胡風和馮雪峰開始通信。當時，馮雪峰是上海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的負責人，出於對胡風的賞識，他想讓胡風回上海在文總做組織部工作。1932年，胡風回到了上海，他和馮雪峰在多次通信後終於有了初次相逢。這次見麵，馮雪峰給胡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東京時，通過韓起我和馮雪峰開始了通信來往。現在，第一次見麵就好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談話非常親切，沒有一點領導者的官氣，贏得了我的信任。”
在和馮雪峰的交談中，胡風表明了不想在文總做組織工作的意願，馮雪峰又要他當左聯的宣傳部長，胡風出於某種顧慮也回絕了。所謂“顧慮”，是指胡風覺察到周揚和馮雪峰之間的矛盾，而他不想卷入其中。“1932年底，馮雪峰同誌要我到上海工作。我先從東京回了上海一次。回到上海，發現了馮雪峰同誌和周揚同誌是處在尖銳的對立狀態裏麵，我覺得無法工作，又回了東京。”
和馮雪峰匆匆見麵後，胡風又回到了日本。
1933年，胡風因在日本參加進步活動而遭當局的驅逐。回到上海後的胡風發現左聯和文總有了很大的變動。和周揚見麵後，周的第一句話就是：“馮雪峰調去做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了。”周揚還通知胡風，上級要其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這一次，胡風答應了。
當時，馮雪峰仍在上海，雖然他不管文化了，但和胡風的交往仍很頻繁。
“吃飯問題解決了以後，我從韓起家搬到法租界聖母院路金神父路的一家白俄公寓裏。是一間樓梯口的小房間，隻一床一桌一櫃，租金卻要二十多元。
“馮雪峰幾乎隔一兩天晚上就到我這兒來，談些文藝問題，黨的和左聯的某些人事情況，例如對《自由談》上發表的魯迅雜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況等。那時，我從日本帶回來一些日本新出的理論書刊，我向他介紹後，有些被他借去，並用日本式的綢包皮替他包了帶回去。”
胡風和馮雪峰的交往無意間惹得周揚的不快。“穀非和雪峰談起小說時，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沙汀的一些看法。雪峰發生了興趣，要他去約沙汀，三人一起隨便談談。事後，沙汀告訴了周起應（應該說是向周彙報），周大為吃驚，‘怎麼，他還沒走？！’（見《沙汀傳》）這也可能是周後來對穀非提高警惕的緣故吧。”
不久，馮雪峰離開了上海，去蘇區了。沒想到他一走，胡風發現自己的處境有了大變化。“原來，周起應一直把魯迅不聽指揮的原因歸之於雪峰。現在，漸漸又把原因歸到他身上來了。本來，他剛回國時，就曾向周提出黨的組織關係問題，周起應開始很熱心，說他去向文總提提，但後來一字不提，問題就這麼擱下了。”
由此可知，由於周揚的誤會，胡風的入黨問題也因此擱淺。
不久，胡風發表了一篇《理想主義者時代的回憶》，沒想到這篇文章再次惹得周揚不快，也加深了他和周揚之間的誤會。
“穀非前不久在《文學》專輯的《我與文學》上發了一篇《理想主義者時代的回憶》，那當然不能算是好文章，但是誠懇地寫了自己的成長過程。尤其是在裏麵，提到了曾受到馮雪峰等湖畔詩人的影響（這裏沒有正麵提到魯迅對他的影響，是有意回避，為了不卷進過去創造社和魯迅的論爭中去）。自回上海，就聽說有一個雪峰派的問題，雖然雪峰走了，但他這次一寫出，當然要引起周起應的警惕。果然，他一見麵就批評起‘作品主義’了。這難道不是在當麵指責他嗎？”
1936年4月底的一天，胡風在魯迅家裏與馮雪峰再次相逢。當時，馮雪峰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後奉命回上海工作。5月7日，胡風如約來到馮雪峰在上海的住處，談話間，馮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不大好，讓胡風另提一個，胡風想了想，就說，用“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文學”如何？馮說，也可以，但最好用“大眾文學”。胡風答，在日本隻有婦女們看的通俗文學才叫“大眾文學”。馮則說，但在我們是已經用慣了的。於是，口號確定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在魯迅的支持下，經馮雪峰的授意，胡風寫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這篇文章惹了大禍，“國防文學”派對此文發起猛烈攻擊，胡風想寫文章回擊，馮雪峰卻對他說，沉默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來處理。胡風隻好服從。然而，“國防文學”派把胡風的沉默當作了膽怯和認輸，於是，攻勢越來越猛。最後，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重病在身的魯迅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給了“國防文學”派致命一擊，兩個口號之爭才算暫時塵埃落定。但胡風、馮雪峰和周揚由此結下了梁子，胡風、馮雪峰解放後的人生悲劇與這次的兩個口號之爭有著很大的關聯。
胡風、馮雪峰和魯迅的關係都很親密，兩人的性格也很相似，都耿直倔強，赤誠率真，都偏激衝動，焦躁易怒，加上在兩個口號之爭中又並肩作戰過，所以兩人的關係應該很鐵，事實上，在“八·一三”戰爭正式爆發前，胡風和馮雪峰相處得一直很好。
“1936年底，雪峰看出胡風的經濟有困難，就提出要胡風搬到他租住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拉斐德路穎村的一棟三層樓房。胡風住三樓，周建人一家住二樓，雪峰的妻子何愛玉帶兩個孩子住樓下。雪峰自己在白俄公寓租了一間單房住，後來，他還領胡風到那裏去過。雪峰不要胡風和周建人付房錢，也可說是胡風受到黨的照顧吧。
“穎村這地點和房子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住的，並專門裝了電話，很安靜。胡風一家很少出去，隻常在下午去虹口幫鹿地翻譯。雖有這樣好的生活條件，胡風卻由於心灰意懶，沒能寫出什麼文章來，唯一能使他高興一點的是，雪峰常來電話約他去見麵，主要是讓他看寫的詩和模仿魯迅寫的雜文，要他說看法。兩人開心地說上一陣話，有時胡愈之也在場。”
然而，很快，兩人的關係急轉直下，在這段時期胡風寫給妻子的信裏，胡風發泄了他對馮雪峰的不滿。限於篇幅，筆者揀重要的幾封摘錄如下：1937年8月6日自上海
……到今天上午，才把全集（指魯迅全集——筆者注）的工作弄完，人算是輕鬆了許多。計算一下，從去年十一月起，九個月中間，我把五分之二的精力和時間花在了這件工作上麵。但報酬呢？到現在隻得到一百一十多元，至多還能得到五十餘元而已。然而三花臉先生（胡風在書信裏一般稱馮雪峰為三花臉或三花——筆者注）還說我藉此出了名，大有認為被我得了了不得的好處似的。
1937年8月12日自上海
……我現在在看“聯華”的叢書和校對《棉花》（日本作家須井一所著中篇小說——筆者注），把這些弄出頭緒後再計劃別的工作。三花臉先生封鎖我，但我想，我底力量總有可用之處的。不要擔心罷，我很平靜，很充實，一定多做些工作。
1937年8月24日/28日自上海
……三花臉先生愈逼愈緊，想封鎖得我沒有發表文章的地方，但他卻不能做到。我已開始向他反攻了。你不用擔心，我雖不求勝利，但不稍稍剝去他底假麵就總不甘心的。
《文學》、《文季》、《中流》、《譯文》等四社合編一個《呐喊》周刊，我也投稿。已出兩期，過兩天一並寄來。三花臉先生曾到黎（指黎烈文）處破壞過，但似乎效果很少。很明顯，他是在趁火打劫的。
那麼，胡風為何對馮雪峰如此不滿呢？根據筆者掌握的材料，我認為有二方麵原因：
其一，在胡風入黨問題上，馮雪峰反反複複，最終也沒解決胡風的組織問題。
1936年5月的一天，胡風和馮雪峰在魯迅家相遇。“一道辭出後，坐出租汽車到他住的小旅館去。他在車上對我說：‘從今天起，你是共產黨員了。現在入黨不容易，這是特準的。環境困難，不開會，不發生橫的關係，直接和我單線聯係。’這樣解決了組織問題，出乎意外。我不能說什麼，默認了。
“這是第一次通知我是黨員。到他離開黨的工作前，共三次通知我是黨員。說法之一是，把我一個人丟在黨外，更危險。但又兩次告訴我，黨內更難搞，還是留在黨外好些。第三次通知我是黨員後，還開了一次黨的會議，在王任叔家開的。王任叔、夏衍、雪峰自己和我，共四個人。會議內容完全忘了，隻記得並不是開誠相見的。雪峰回憶說，成立了一個有非黨員參加的領導小組，開了兩次會。實際上，他告訴我是黨員組成的領導小組，隻開了一次會。以後再也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