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是談容忍和自由的，而胡適突然對說話的技巧大談特談。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這段文字會一頭霧水，不明就裏。有人甚至認為，胡適把話題扯到談話技巧上來，顯露出一種“胡適式的淺薄”：
“不過，胡適這裏並沒有循此繼續進行闡述，而是轉而將容忍與語言的修辭技巧聯係了起來，並循循善誘道：要使說話有力量，要使說話順耳，當使說出的話讓人家聽得進去。如何做到呢？那就要‘情欲信，辭欲巧’。這已經是非常具體、具有相當操作性的言說方式的訓練指導了。胡適式‘淺薄’或者‘不深刻’，由此亦可見一斑。”
段先生這番話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卻完全理解錯了，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領會胡適強調談話技巧的良苦用心。其實，胡適在這裏強調談話技巧，其目的是暗示《自由中國》的編輯們要學會抗爭的技巧，就是“要使說話有力量，當使說話順耳，當使說出話讓人家聽得進去”，也就是說，如果你批評政府的話，政府不以為忤，反而“覺得心服”，那麼，你的批評你的抗爭也就卓有成效了。另外，胡適這番話主要是說給殷海光聽的，因為殷海光的文章，言辭激烈，氣勢逼人，蔣家父子越是諱疾忌醫的地方，他越是一搗再搗，正因如此，他的文章，盡管讀起來很解氣很過癮，但卻屢屢惹禍。所以，胡適一直認為，殷海光的談話缺少技巧。
其實，早在１９５８年，胡適剛從美國回到台灣，就認為《自由中國》在爭取言論自由時，“在技術上還要學習”，且批評了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一文：
“我覺得《自由中國》社盡管爭取言論自由方麵很有成績，但在技術上還要學習，比如就‘反攻大陸’的問題來講，‘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這樣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征的一個招牌，我們不可以去碰的。”
在那次談話中，胡適也勸雷震等人放棄“反對黨”的提法，以“在野黨”一詞取而代之：“我個人對此問題，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一講‘反對黨’就有人害怕了。不明道理的人，有搗亂、有顛覆‘政府’的意味。所以最好是不用‘反對黨’這個名詞。”而“在野黨”這個名詞聽上去沒有危險氣味，所以，胡適主張用它代替“反對黨”。為了使自己的話能讓對方接受，胡適在挑選詞語方麵下足了功夫。
所有這些都表明，胡適對談話技巧極為看重，因為他認為把話說得“巧”會直接影響到你的建議和抗爭是否有效。所以這一回，再次強調談話技巧，不過是老調重彈，當然，論述得更為細致，語氣也更為誠懇。
胡適本人是個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的人，他的談話有高度的技巧。在１９４７年，胡適就曾對一個外國記者說：“在眼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可怕的稱謂，所以最好說我是一個獨立主義者。”胡適如此斟酌詞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
１９４７年７月，胡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在文章裏，胡適“把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叫做甲式政黨”，而將“這三十年來蘇俄、意、德諸國後起的政黨叫做乙式政黨”，在談到國民黨的轉變時，胡適說：
“中國國民黨的創立者孫中山先生本是愛自由講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業最困難的時期，感覺到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黨’的需要，所以他改組國民黨，從甲式的政黨變成乙式的政黨。但中山先生究竟是愛自由講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係統裏，一黨專政不是最後的境界，隻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他的最後理想還是那甲式的憲政政治。
“近年國民黨準備結束訓政，進行憲政，這個轉變可以說是應付現實局勢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綱領的必然趨勢。一個握有政權的政黨自動的讓出一部分政權，請別的政黨來參加，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似乎都應該仔細想想這種轉變的意義。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個轉變應該是從乙式的政黨政治變到甲式的政黨政治，這裏麵似乎應該包括黨的內容與作風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幾個政黨分配各種選舉名額或分派中央與地方的官職地位。如果訓政的結束能夠引起一個愛自由的、提倡獨立思想的、容忍異己的政治新作風，那才可算是中國政治大革新的開始。”
著名學者張忠棟認為，胡適此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采用了“甲式”和“乙式”的劃分，而舍棄了“民主”和“極權”的劃分，胡適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張忠棟先生一語道破天機：
“用意所在，當是避免以‘極權’的惡名，刺激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其次是他顯然反對戰後各黨各派政治協商，整天互爭地盤名額，而希望所有中國政黨藉實行憲政的機會，共同走民主的大道。”
由以上可知，胡適無論是寫作還是演講，用詞均極為考究，他這樣做，不是出於語法、修辭、文采方麵的考慮，而是有明顯的政治意圖，這哪裏是淺薄，分明是別有深意藏焉。
胡適反複強調用詞的技巧，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對語言太敏感了，總能從語言的花朵裏嗅到危險的氣息。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到２０日，因陳誠和蔣夢麟要出去避壽，蔣夢麟又約王世傑和胡適一同去，到各地遊覽了六天。《新聞天地》等報道此事，將四人說成是“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一個典故，說的是漢初商山有四隱士，名東園公、綺裏季、夏黃公、甪直先生。四人須眉皆白，故稱四皓。高祖召見他們，不應。後高祖欲廢太子，呂後用留侯計，迎四皓，使輔太子。一日，四皓侍太子見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輟廢太子之議。媒體把胡適等四人說成是“商山四皓”，可苦了胡適等人，這等於是說胡適等四人想輔佐太子。胡適對記者的亂用詞非常不滿，他對秘書胡頌平說：“最近幾個月來的政治激動，都是這句‘商山四皓’的話而來的。”
你看，本來政治局勢風平浪靜，說了一句“商山四皓”立即風雲突變，胡適能不一再重申措辭的重要性嗎？
接下來，胡適從雷震的話“我們要用負責的態度，來說有分際的話”入手，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
“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說：‘我們要用負責的態度，來說有分際的話。’……怎麼樣叫做‘說有分際的話’呢？就是說話要有分量。我常對青年學生說：我們有一分的證據，隻能說一分的話；我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的話；有了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的話，也隻能說九分的話。……我們隻應該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所謂‘有分際’，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胡適曾在多種場合不厭其煩表達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看法，他為何對這樣的看法念念不忘？在這裏，我們先蕩開一筆，說說胡適與蔣介石的一次“抬杠”。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０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後，又召開了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蔣介石在會上發表了講話，稱讚了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複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責任”；他還說：“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對蔣介石的表揚，胡適並不領情，反而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隻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複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複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由以上可知，胡適一生中，最珍愛的兩句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因為，胡適認為，如果凡事都按照這兩句話的要求來做，那麼，無論說話做事，都不會盲目、盲從，你的言論、思想、行為都會是你獨立思考的結果。用胡適的話來說，記住這兩句話，“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
那麼，在《容忍與自由》的演講中，胡適為什麼要向雷震、殷海光等人灌輸這種“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道理呢？因為胡適敏感地覺察到，雷震、殷海光等人，容易被他人的情緒所感染，容易“受人牽著鼻子走”從而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事實證明，胡適的擔心並非多餘。
我們知道，胡適本人並不反對組建反對黨，但對如何組建反對黨，胡適有自己的想法。胡適在1958年發表的一篇文字《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其中有這樣的話：
“讓立法院中那種政治的分野，讓他們分為兩個黨三個黨或四個黨，後來慢慢歸並為兩個大黨。這樣等於都是自己的子女，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實嗎？國民黨的黨員有政治組織的經驗，由他們分出一部分黨員出來辦黨，憑他們的政治經驗、組織經驗，也許可以比現在兩個友黨辦得好一點，也許比另組新黨更好一點。”
本來，雷震也對胡適的看法表示同意，但到了１９５８年夏，雷震改變了看法，當時，以郭雨新、李萬居、高玉樹為代表的台灣本土人士擬出《自治章程》，組黨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雷震意識到形勢嚴峻，想請胡適出麵組黨，以化解潛在的風險。於是，他致信胡適，請胡適出麵：
“我說在台灣搞反對黨，可能流血，如先生出來，不僅可以消弭台灣人、內地人之隔閡，且可防止流血。先生當時亦不以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話一點也沒說錯，對在野黨事，是為中國民主政治鋪路，我還是希望先生出來。我們決不是為這找出路。”
胡適對雷震的提議不以為然，他認為雷震這樣做完全是被台灣本土人士“牽著鼻子走”，從而違背了他做人做事的原則，於是，他給雷震回了一封拒絕的信。
“我不讚成你們拿我來作武器，我也不牽涉裏麵和人家鬥爭。如果你們將來組織成一個像樣的反對黨，我可以正式公開的讚成，但我決不參加你們的組織，更不給你們作領導。”
當胡適發現雷震開始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後，他對組建反對黨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過，雷震並未聽從胡適的勸告，反而一意孤行，以“惟一著名的大陸人”的身份卷入台灣本土人士組建反對黨的風潮中，胡適因此對他做了更嚴厲的批評：
“你說的話，我自己說的話，都會記在我的賬上。你不知道嗎？‘殺君馬者道旁兒’：人家都讚這頭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拚命的加鞭，拚命的跑，結果這頭馬一定要跑死了。現在你以為《自由中國》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興，這都是你的災害！”
胡適的話得到了驗證。不久，雷震因參與台灣本土人士組建反對黨活動而被捕。
“雷震在這一年試圖組織一個國民黨的反對黨，參加這一活動的多數人都是台灣本地人，雷震是他們中惟一著名的大陸人。大約就在此時，要選舉市、縣長和市、區參議會了，我想，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最害怕的是，如果允許成立什麼反對黨，其候選人就可能在選舉中獲勝，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以捏造的罪名逮捕雷震，是為了製止成立反對黨。我認為他們做到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把胡適的兩篇《容忍與自由》從時空背景中抽離出來，抽象地閱讀、分析，其結果是要麼會無限拔高，過度詮釋；要麼會淺嚐輒止，掛一漏萬；要麼會隔靴搔癢，不得要領。我以為，隻有而且必須結合這兩篇同題文本的特定寫作背景以及文本作者胡適特殊的寫作動機，我們才能準確、細致、全麵地理解這兩個文本的多重含義，同時也能洞悉其中隱秘的破綻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