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曆史上，廣大的藏族普通婦女、女奴沒有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她們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勞當成解脫現實苦難的唯一工具。解放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藏族婦女的教育問題，通過建立各類學校和各種形式的婦女掃盲、文化學習、技術培訓等方式，廣大藏族女性廣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文化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藏族女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她們以驕人的業績，成為現代化建設名副其實的半邊天。解放前，文學寫作對於藏族女性而言，無疑天方夜譚。經過短短的半個多世紀，藏族女性中就湧現了益西卓瑪、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瑪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們成為當代藏族文學發展不容忽視的力量，她們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改寫了藏族女性的曆史，使得幾千年來一直處於沉默失語狀態的藏族女性，不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逐漸從藏民族曆史深處走來，並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書寫自己的曆史。
“隻有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於文學史的長鏈之中，某些傳諸後代的東西才可能逐漸鮮明、清晰、固定，從而被稱為文學傳統。”相對於主流文學來說，民族文學處於邊緣化的地位，而作為少數民族的女性文學，無疑處於邊緣的邊緣。筆者曾翻閱了五套2005年以來國內出版的較有影響並廣泛使用的大學中文係各專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隻有一套教材設專門章節談論女性文學，而談論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和作家的教材幾乎沒有，甚至在當代一些女性批評家那裏，少數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處在批評所不及的角落。處在雙重邊緣的少數民族女性寫作更是缺乏現成的、連貫的文學傳統。於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以及多民族文學影響的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斷的文學書寫過程中努力創造著屬於自己的文學傳統，實現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身份體認。
第一位發出藏族女性聲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瑪，她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新女性。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發表紀實散文《山穀裏的變化》，電影劇本《在遙遠的牧場上》和短篇小說《美與醜》，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兒童小說《清晨》，也是當代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創作的長篇小說。作為藏族女性的第一個文學書寫者，益西卓瑪的小說獲得了遠遠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義。她的革命經曆使她對社會人生的認識有了自覺的高度，她沒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別，隻是關注自己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對母族文化的熱愛，使她自然地回歸了本民族的文化並從中汲取營養。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環境、民風民情在她的小說中都有生動表現。她沒有過多地考慮自己的性別，而女性纖細的感受，融會在她小說的字裏行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藏族女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壇中逐漸受到關注。曆史的機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後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進了當代讀者的視域。央珍、梅卓、白瑪娜珍、格央、完瑪央金、德吉措姆等，她們在各種體裁領域遨遊。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齡、文化修養、個人經曆等都具有新時代的特色和優勢。她們步入文壇的時候，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知識界大量翻譯和介紹域外作家作品，各種文藝思潮、哲學思潮等，這一批受到規範漢語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難免受其影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長的過程，又有接受漢文化規範教育的經曆，多元文化背景對這批作家走上文學寫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們在經曆了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後，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構築藏族女性寫作特有的風景線。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漢藏雙語創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漢語寫作。她們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纖細的心靈去呈現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對民族、性別、生命等的獨特理解，處處顯示出對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尋和熱愛。她們大多選擇詩和散文這兩種最適宜表現女性情感的文體步入文壇，表達她們個人的情感(包括愛情)體驗，並在這種體驗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記，傳達出鮮明而又帶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識以及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識及生存狀態。
央珍的《無性別的神》是藏族女性寫作曆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無性別的神》被譽為“西藏的《紅樓夢》”，“一部客觀探索西藏心靈曆史的小說”，“塑造了西藏的官員、貴族、僧侶、尼姑等不同階層的藝術形象，精細地展現了藏族上層的典章製度、生活風俗、服飾飲食等多方麵的細節”(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瑪那雙機敏而又仁愛的眼睛成為小說敘事的一個獨特視角，作品通過二小姐央吉卓瑪和小女奴拉姆的經曆和命運，把眼光投向生活於傳統藏族文化氛圍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現了她們既遭受來自父權文化的壓迫，又隱忍於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精神束縛的曆史處境。三所莊園，一個寺院，各色人物，上演無數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說中敘述的藏民族的民俗與宗教教規，在作者央珍眼裏都是一種生活的常態，世俗活動和宗教氛圍交錯置換，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獵其奇異，而是把它們升華為小說的一種藝術境界。央珍在談及她創作的經驗體會時寫到：“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力求闡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單一視為的‘淨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單一的‘落後’和‘野蠻’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燦爛的微笑’的人們，更不是電影《農奴》中的強巴們。它的形象是獨特的，這種獨特就在於文明與野蠻、信仰與褻瀆、皈依與反叛、生靈與自然的交織相容，它的美與醜準確地說不在那塊土地，而是在生存於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裏。”著名作家、評論家韓石山評價央珍：“在她的筆下，沒有神鬼也沒有怪異，一切都那麼本色，那麼和諧，不回避野蠻，不回避落後，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聖。她像是在寫她的家事，有愛，有恨，這愛與恨常常是交織在一起，難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麼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僅在於她能細膩從容的敘事，完成她的藝術創造，還應該歸功於其女性敘事的細膩、纖柔與溫馨。二小姐央吉卓瑪孤獨、落寞、無助、苦悶而又躁動不安的心靈的體驗在其日常生活場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並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講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個特定時代女性的成長過程，同時也實現了作家的個體的性別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