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動向的關注與警惕
紅色文物
作者：孫立祥
日本右翼勢力這個“政治癌瘤”的存在迄今已逾百年。它不僅在戰前將日本民族和亞太國家拖進災難的深淵，而且在戰後70餘年間仍在不斷惡化著日本社會的“肌體”和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時至今日已再度對日本政局走向、中日關係走勢和亞太和平構成了潛在威脅。戰後以來日本右翼勢力複活軍國主義的圖謀和動向，不僅令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國際有識之士深感憂慮，也引起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的持續關注和高度警惕。
日本國內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基本條件
中日關係退步到今天這般“政冷經亦冷”的程度，是包括兩國老一輩政治家在內的人們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如此，無非緣於日本右翼勢力一再在曆史認識問題上挑戰我國民族感情底線，一再在釣魚島等問題上挑戰我國核心利益底線所致。通過係統梳理戰後日本曆史和冷靜觀察當下日本右翼動向不難發現，日本國內已經具備軍國主義複活的四個基本條件。
日本國內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社會土壤。早在戰前，部分日本國民在連戰連捷的侵略戰爭頻受鼓舞、軍國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等多種因素作用下，盲從了統治階級發動的侵略戰爭。他們鼓勵至親參軍參戰，自覺從事戰爭物資生產，積極創作助戰文學作品，等等。這一切不僅使侵略戰爭的戰程延長和戰禍加深，也使自身同時扮演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角色。日本戰敗以後，尤其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右翼勢力一直在不遺餘力篡改曆史教科書和美化侵略曆史，致使部分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難以獲知曆史真相。他們不僅曾掀起大規模要求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國民運動”，而且自1982年第一次教科書事件發生以來滋生出可怕的複仇心理。部分日本國民存在的這種思想意識狀態，使得東史郎、家永三郎、本多勝一等反省侵略曆史的進步人士在備受政府冷遇和右翼勢力威脅的同時，還要經常忍受來自周圍民眾類似“賣國賊”“非國民”的謾罵。這與德國民眾深刻反省侵略曆史、主動協助政府緝拿漏網戰犯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照。日本國內不覺悟國民的大量存在，既是導致今天日本右翼勢力迅速抬頭和小泉、安倍等右傾保守政權能夠長期執政的群眾基礎，也為日本加速向戰前回歸，即軍國主義複活提供了社會土壤。
日本國內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指導思想。戰前，佐藤信淵等人通過宣揚“海外雄飛論”、福澤諭吉等人通過鼓吹“支那分割論”、北一輝等人通過兜售“亞洲解放論”，直接為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奠定了思想基礎。從軍人發動的“侵略戰爭”源於政客製定的“侵略政策”、政客製定的“侵略政策”又源於知識分子提供的“侵略思想”這一邏輯意義上說，佐藤信淵等右翼知識精英才是當年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元凶和引路人。戰後，繼承這些先輩衣缽的日本右翼知識分子又在通過係統全麵的戰爭翻案和陰險毒辣的“分裂中國研究”，為重溫軍國主義舊夢製造理論依據。他們不但係統拋出了“自衛戰爭論”“解放戰爭論”“美英同罪論”“靖國史觀論”“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等種種戰爭翻案謬論，甚至挑起了一場“盧溝橋的槍聲來自何方”的爭論，更有中村粲等右翼學者拋出打響第一槍的“是共產係統的過激分子”等荒謬觀點。尤為甚者，在日本學界居然有一批右翼知識精英一直在潛心研究如何分裂中國、如何肢解中國。司馬遼太郎的中國“六塊論”、江口克彥的中國“七塊論”、中島嶺雄的中國“十二塊論”等等，就是既詳細又具體的分裂中國構想和方案，而這些構想和方案已成為我國境內“台獨”“藏獨”“疆獨”三獨勢力重要的思想源（例如，當年李登輝的“七塊論”就源於日本右翼知識分子的點撥和誘導）。有著政府和財界支持背景的日本學術界的“分裂中國研究”動向，已對我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構成新的潛在威脅，應引起我國學者的重視和有關部門的警惕。
日本國內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鼓勵政策。戰後以來，日本政府不僅隻向亞洲鄰國支付了6166.80億日元（約合7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而且這筆有限的戰爭賠款具有迥異於國際賠償慣例的四個鮮明特征：這筆賠款是在不承認戰爭責任和拒絕謝罪的情況下支付的，具有被動性；這筆賠款是以確保日本海外經濟利益為出發點支付的，具有目的性；這筆賠款僅係“國家戰爭損失賠償”而不含“個人戰爭受害賠償”，具有片麵性；這筆賠款額與德國已經支付和準備繼續支付的戰爭賠款總額1222.65億馬克（約合866億美元）差若天淵，具有應付性。尤須指出的是，戰後以來與沒有製定過一部針對外國人的戰爭賠償法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政府先後頒布了《軍人恩給法》《戰歿者父母特別給付金支付法》《戰歿者妻子特別給付金支付法》等10餘部針對本國人的戰爭補償法案；與逃避對外賠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政府向本國舊軍人及其遺族支付了37兆日元（約合4214億美元）的巨額戰爭補償金。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筆巨額戰爭補償金隻支付給了當年的死、傷、病“皇軍”將士及其遺族，至於死於非命的普通國民及其遺族、戰時因具有反戰傾向而受過“處分”的舊軍人及其遺族等，不在補償之列。第二，這筆巨額戰爭補償金的支付在軍人之間也存在著巨大差別，即將軍級的死、傷、病者及其遺族每年可獲得約300萬日元的補償金，而普通士兵及其遺族每年隻能領到約50萬日元的補償金，二者相差6倍之多。第三，日本政府還規定，領取戰爭補償金以及享受免費乘車、免費醫療等項特權，可由舊軍人的親屬無限期繼承下去。日本政府推行這一內外有別、軍民不同、官兵迥異，即根據對侵略戰爭的態度和“貢獻”大小予以差別對待的戰爭補償政策，明顯向其國民發出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即：無論什麼性質的戰爭，隻要你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和“犧牲”，那麼你就一定能夠從政府那裏獲得精神上的充分肯定（“亡靈”在靖國神社接受參拜）和物質上的豐厚補償。這一極易誘發下一次侵略戰爭的危險政策，實為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提供了政策保障。
日本國內存在軍國主義複活的一股勢力。這股勢力就是正在迅速抬頭、蠢蠢欲動的日本右翼勢力，包括“穿西服的右翼”（右翼政客、右翼財閥、右翼軍人、右翼學者等）和“街頭右翼”（即民間極右分子）兩部分。目前，日本國內有“街頭右翼”約12萬人，若將“穿西服的右翼”包括在內總數約為500萬人，至少也有右翼理論家荒原樸水自己所說“353萬人”，接近戰前右翼的高峰。因此，“日本右翼隻是一小撮”的提法已不符合今天日本國內的實際。尤其堪憂的是，不僅“穿西服的右翼”掌控了日本國家大權、推動國會頒布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操縱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正在加快強軍修憲步伐，而且“街頭右翼”開始瘋狂迫害國內進步人士，這就使日本軍國主義複活更有了現實可能性。自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刺身亡以來，尤其進入世紀之交，恐怖暗殺事件在日本社會頻頻上演。1990年1月18日，右翼分子開槍重傷了長崎市市長本島等，原因是本島市長曾說“昭和天皇也有戰爭責任”；2006年8月15日，右翼分子用煤油焚燒了前自民黨幹事長加藤弘一的老宅，原因是加藤一直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2007年7月17日，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長崎市市長伊藤一長槍殺於街頭，原因是伊藤市長要求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曆史；等等。今天日本右翼分子的恐怖暗殺行徑與戰前軍國主義分子的法西斯暴行，如出一轍；而路邊警察對招搖過市的右翼宣傳車充耳不聞、多數民眾對身邊隨處可見的恐怖威脅視而不見，也與戰前毫無二致。用日本媒體的話說就是，“日本現在的情形”與1931年至1935年期間的情形“驚人相似”。因此，日本國內外有識之士所說“軍靴聲日益臨近”、日本有“重蹈覆轍的危險”等，絕非聳人聽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