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儒在學生時代就經常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在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前身）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大學畢業後他做了記者。黨組織為了在日偽的心髒地區開展地下抗日運動，讓他借助記者身份完成黨的任務。
馮儒肩負使命，經常在夜間秘密散發反汪抗日的傳單，也利用記者的身份刺探一些敵偽的情報。或向組織彙報，或向報界披露。他的行蹤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一天深夜，正當他在鼓樓的圓頂門旁張貼抗日標語的時候，突然覺得耳邊傳來一陣焦慮的蜂鳴——他有一個特殊的稟賦，即異常敏銳的聽覺。打個比方，在大華戲院看戲的時候，隻要他願意凝神細聽，他可以聽見某個婦人頭上的簪子掉在地上的聲音，並且知道大概在什麼方位。甚至有一次，他和報館的同仁到一個吳姓人家采訪。這位吳姓先生是一位抗日民主人士，被日本憲兵暗殺後負了重傷，不敢住醫院，就將醫護人員請到家中治療。一段時間後，傳聞吳先生傷愈，在家臥床休息。
馮儒的直接上級，共產黨員老丁就安排他倆去秘密采訪。吳家人告訴他們，吳先生正在休息，不便接受采訪。那位同事執著地說，不采訪也行，我們見一見他，表示敬意。馮儒把同事拉出門，說吳先生剛剛去世。同事大吃一驚。說你怎麼知道的。馮儒說我聽到樓上有一個人呼吸很困難，現在呼吸聲中斷了，可能是先生駕鶴西去了。
事情果然如此。
這個特異的稟賦改變了他的一生！
此時，他的耳朵告訴他，在百十米左右的身後，有幾個腳步聲很急促，而且是往自己衝來。他情知不妙，連忙卷起標語，向南狂奔。
身後的那幾個人根本沒有想到在這麼遠的距離，馮儒已察覺到有人向他靠近，於是加速追趕。
雙方的速度差不多，所以雙方的距離始終差不多。追趕的人很著急，被追的人更著急。
奇怪的是，追趕的幾個人都拿著手槍，卻並不射擊，連鳴槍示警的意思都沒有。
就在這時，馮儒驚慌之中，被街上的一根樹枝絆了一跤。他的聽力雖然驚人，但視力卻很普通。
他連忙爬起來繼續狂奔。
距離縮短了！
追趕的幾個人來了精神，一鼓作氣，撲了上去。不一會，他們扭住了馮儒的胳膊。馮儒正要斥責，一團棉花塞進了他嘴裏，隨後，另兩個人給他戴上了黑頭套。
當他頭上的布套和嘴裏的棉花統統拿掉的時候，馮儒發現自己坐在一個簡陋的辦公室內。辦公桌邊坐著一個精幹的男子，象是一個頭頭，有著鷹隼一樣的目光。自己的身旁站著幾個漢子，氣喘籲籲的，想必是剛才追趕自己的那幾個人。
“組長，您要的人抓來了。好不容易，這家夥可狡猾了。”
“哦——”被稱做“組長”的男子仰起下巴，嘴巴聚成一個“O”形，意味深長地說道。
“你膽子不小，竟敢張貼標語，反對汪主席、咒罵大日本帝國！你知罪嗎？”組長聲色俱厲地責問。
“哼。”馮儒並不多言。
“我不喜歡兜圈子。實話告訴你，我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這麼做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你的底細我們全都清楚！你叫馮儒。是《金陵午報》的記者，卻不務正業，經常搞些反日活動！說！誰叫你這麼幹的？你的同夥還有誰？”組長拍了一下桌子。
“我的良知叫我幹的。”馮儒回答。
“好！好！會耍嘴皮子！今天人贓俱在，你也抵賴不了！快說，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什麼共產黨國民黨？我是記者。你是什麼人？”
“你馬上就會知道。”
“你想怎麼樣？”
“說出你的真實身份。”
“我已經說了。”
“既然如此，我們馬上將你押送給日本憲兵隊！”組長威脅道。
“有死而已。”馮儒平靜地回答。
一番較量之後，組長緩和了一下口氣：“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誰嗎？知道了你可就沒有退路了。要麼是躺著出去，要麼是站在他們當中。”
說完，他一揮手：“還不快給馮先生上茶！”
一個人連忙斟茶捧上。
馮儒不動聲色。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讓你委屈了。馮先生。實在是萬不得已。”
“你到底是什麼人？”馮儒問道。
“實不相瞞。本人是軍統局南京站第三工作組組長，杜林甫。”
原來，杜林甫幾個正在謀劃暗殺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井上三龜。他們需要一個懂日語的人接近三龜。馮儒在中央大學讀過日語，而且馮儒的抗日行為早就被杜林甫掌握了。三天後，馮儒配合杜林甫等人成功地幹掉了三龜。
自此，杜林甫對馮儒信任有加。後來，杜又聽說馮儒有一副神奇的耳朵，就訓練他從事報務工作。所以，馮儒進了馬台街22號軍統局，即如今的保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