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邀約電話，打電話的人是柳傳誌的秘書。他的老板柳傳誌，想找幾個人一起吃頓飯。
飯局現場，我見到了《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以及《對話》的老策劃、資深媒體人石述思。來自報紙、圖書、電視等不同傳媒戰壕的一眾人等有一個共性，按照柳傳誌的說法，“你們都在前沿，找各位前來，就是一起聊聊天”。於是這個以聊天為主的飯局從蘇聯和德國的戰事說到當今的經濟外交局勢，席間還穿插著文學藝術的探討。一派熱鬧非凡、海闊天空之間，柳傳誌的最後一問卻讓現場突然安靜：“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國家，你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是什麼？”每天在經曆，常常在宣泄，我們是否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對話》12年，在這個舞台的前端和幕後，我與眾多的企業家都曾有過或深或淺的交集，柳傳誌堪稱我心中的智者。自踏入財經主持圈，幾乎從第一天到當下，都是聽著他的坐而論道一路成長，並有幸分享著他帶領聯想集團步步為營、壯大到國際化的每一個曆史性時刻。片刻間陷入沉默的飯局之上，我反問道：“柳總，您最滿意的是什麼呢？”
“能吃上好飯。”這個中國教父級企業家的答案，令我有些愕然。
我知道他對於吃飯有著深刻的記憶，多年之後還念念不忘地分享自己與盒飯相關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中，第一次出差到深圳的柳傳誌乘坐的交通工具是火車。中午時分，列車員推著餐車售賣盒飯，每份盒飯要價四元人民幣，“對麵坐著一對胖老太太，說廣東話。賣盒飯的來了，兩個老太太眼都不眨就買了兩盒。我和同事毫不猶豫都說不餓，其實餓得都懶得說話了。下了車終於找到五毛錢一碗的麵條，那叫一個香啊！”
不了解那個時代背景下的國家政策，就無法體味柳傳誌的這份無法消散的“饑餓感”。30多年前的中國，不缺乏理想與追求、激情與信仰，卻沒有家用電腦，沒有高清電視，沒有美甲屋，沒有洗衣店。隨著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決心，發財致富逐漸成為全民理想，物質化的時代洪流滾滾而來。1984年，《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表明，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名前三甲依次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和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則分別是科學家、醫生和教師。身為技術工程師的柳傳誌，從事的職業比最不受歡迎的科學家和教師好不到哪裏去，身處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機構，卻整日被文書工作所累，除了書店，當時的他最大的興趣就是逛食品店。“因為饑餓給我們這代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柳傳誌對於逢年過節搶食品的經曆記憶猶新，“男人的重要任務就是到菜市場去買菜，要起個大早在菜市場開門之前就排隊，一開門就往裏衝，以便在憑票定量供給的豬肉和雞蛋之外還能買到一隻雞。”如今逛超市，看到琳琅滿目食品的他依然覺得過癮，卻隻能“過眼癮”，因為自己已經進入了“有豆沒牙”的年齡。“醫生和太太以保健為名，聯合起來遏製我解饞的快樂。當我看到人們用薪酬中相對不大的比例就能享受我們過去做夢也享受不著的美味，我真是高興。”能吃上好飯這個簡單的願望，柳傳誌那一代人和中國用了數十年光陰才得以實現，看著眼前的一桌豐盛菜肴，我心底的滿足感也油然而生。
除了吃飯，讓這個踏實生活的男人難以割舍的還有抽煙。1984年，身為中科院幹部的柳傳誌開始創業，此時的他已經40歲，創業的艱難之路才剛剛開始。一個本來會抽煙的男人，為了不再應付生意場上的“麵子”，說得更直白一些，為了省下煙錢，徹底地讓自己戒除了香煙。“我這一輩子就沒有抽過好煙”，我常常聽到他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想抽的時候抽不起，抽得起的時候，卻已經遠離了那段充滿“饑餓感”與立誌“告別現在”的年代。然而正是那時的決心，讓他以一種饑餓式的自律，催生著自己的夢想在南下的路上成功地“拐了一個大彎”。在那個“計劃”和“市場”還在爭論不休的年代，市場規則還未建立，民營企業需要憑借政府批條而生存。不甘心隻做貿易的聯想決定要成為電腦生產商，內地的指標又無法獲得，柳傳誌便選擇“曲線救國”，到香港這個沒有列入自己計劃的“海外”城市成立一家公司，為生產個人電腦做資金、技術和市場的準備。香港上市之後的聯想走向了國際，中國的市場環境也逐漸寬鬆，殺回國內的聯想終於作為中國自主生產的電腦品牌占到全國市場份額的首位，從此一路高歌猛進，攀升至亞太地區市場份額第一，並保持至今。
作為聯想的“教父”，柳傳誌的拐彎戰略仿佛一次與政治環境的合謀。他對我說自己是個“軟弱”的人，“我隻能服從環境，從來沒有想過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我沒有這雄心壯誌，也不敢”。他把聯想的成長與中國改革之間的關係總結為不停地適應環境，適則努力發展，不適則盡量製造小環境，如果小環境也無法維係，“我就待著不動了，我絕不越過紅線，絕不越過雷池，這樣才能保住命”。正是站在紅線以內的輾轉騰挪和步步為營，讓柳傳誌和他的聯想一次又一次過了公司發展的大關，也過了中國改革的大關。
股份製改革，他沒有讓政策與財富成為他的敵人。20世紀90年代初嚐試股份製改造的企業鳳毛麟角，柳傳誌卻認為這是必須要盡早解決的根本問題。當聯想誕生在隻有20平方米大的中科院計算機所傳達室時，號稱民族飲料第一品牌的健力寶已經如日中天，是當時最值得稱道的國有企業之一，但是一場企業產權改革，政商關係的破裂導致了健力寶的沒落。產權變革讓不少成功企業家紛紛落馬，衝破當年製度和規則的藩籬，不僅需要勇氣，還極其考驗著企業家與時代博弈的智慧。1993年，柳傳誌的主動要求獲得中科院支持之後，聯想獲得了35%的分紅權，公司利潤的35%將歸於聯想員工名下。“獎勵分紅權以後我做了一件比較聰明的事，是什麼呢？就是拿著分紅權的一張書麵證明找到骨幹討論怎麼分配？於是大家就提出幾個打分原則，把當時有資格的人的分紅都確認了。為什麼沒有爭論？第一是原則定得比較清楚，第二是我也以身作則，第三是大家也沒拿這當事，這東西它有用嗎？誰也沒去想。”這張紙麵分紅說明中到底蘊藏著多少財富，在改革初始的年代一切都是未知，直到2001年，聯想實行控股公司層麵的股份製改造，35%的分紅權兌現成為35%真金白銀的股份，當年的先見之明才發揮了關鍵作用。“那就是不得了的一筆財富了，但大家預先早就劃分好了，所以誰也沒有異議。”在大時代的撲朔浪潮中準確地預測到自己的小時代，這位回顧往昔改革的“教父”嘴角泛起縱橫歲月的自信微笑。
並購IBM，他沒有讓中國的勇氣打折。2005年柳傳誌決定並購IBM的PC業務，被媒體視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標誌性事件。“如果當時不做並購，今天的聯想隻會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企業，甚至有可能被強勢國外企業兼並，落得溫水煮青蛙的結果。”危機感讓他從“中國PC老大”的池塘中縱身一跳，這其中有勇氣，也需要智慧。聯想成為了國際化的Lenovo，柳傳誌的中國式謀略卻沒有就此偃旗息鼓，過了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也依然要在國際商海裏重新複活。聯想並購IBM的新聞和柳傳誌即將退休的傳聞是2005年上半年媒體最為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當年6月份，柳傳誌率領著聯想控股集團的全新組織架構橫空出世，一時間輿論嘩然——柳傳誌又複出了。一個月之後，柳傳誌帶著他的新團隊坐到我的麵前，除了一直跟隨他服務於聯想集團的老員工楊元慶、郭為之外，聯想控股集團還招來了國際化的海歸隊，例如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商學院、負責投資項目的趙令歡。
“對於這樣的一些變化，你會有什麼樣的解釋？”麵對複出的柳傳誌，我亦存在著很多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