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俠義精神與西方騎士精神之差異
風雲篇
作者：喬亞珺
中國文人和普通百姓自古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俠客情節和俠義情懷，他們或以自己的生花妙筆或以傳神入耳的口頭傳說演繹著經久不衰的千古俠客夢。不論是中國的成人式的童話還是西方白日夢式的英雄幻想，中國俠義小說的曆久彌新和騎士文學的中世紀輝煌足以說明了俠義精神和騎士精神早已深入到東西方人們的精神世界中，成為民眾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俠義精神經曆了千年的曆史風雲變幻，仍然隨著時代的前進融攝了新的文化精神和價值內涵而愈加彰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騎士精神正如時間曆史隧道中的匆匆過客，雖有過曇花一現的中世紀輝煌，然終究在經曆了文藝複興時期哲人學者的批判後，湮沒在曆史的黃沙塵埃中。俠義精神和騎士精神迥然有異的命運遭際啟發人們不斷思考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本研究在梳理俠義精神和騎士精神形成的曆史脈絡的基礎上，對二者的差異進行深入發掘，並試圖從二者的差異方麵對二者命運不同的原因進行有益的探索。
一、俠義精神和騎士精神發展的曆史追述
（一）俠義精神發展的曆史脈絡
“俠”最早出現在法家經典《韓非子》的論“五蠧”中，韓非子從社會治亂的角度提出了“俠”侍武“犯禁”的觀點，後經過太史公在其《史記》中專辟章節為俠立傳（《史記》載：“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俠”始進入史家的視野並抽象成為一種精神象征，於是俠風、俠客的聲譽也日益興隆起來，成就了千百年來人們的俠骨情懷。“義”是一個本屬於儒家倫理的道德規範，其意為“正義”、“合宜”等，後人們將“俠”與“義”合用，即為“俠義”。“俠義”有感於社會的不公而仗義行俠、替天行道，其行多流傳於街談巷議及筆記小說而鮮見於曆史現實。
（二）騎士精神形成的曆史經過
成為一個能征善戰的武士是加冕為騎士的必要條件。而騎士精神賴以寄身的騎士製度包括與騎士有關的戰鬥技術、封建人身依附關係及與之對應的倫理規範。經過一係列的武術技巧、戰術策略和思想意誌的嚴格考驗，成為騎士的武士就正式成為了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享有相應的特權和榮譽，並遵循騎士的道德規範。因此與騎士製度相伴而生的騎士精神就是有關西方封建武士的倫理規則及價值追求。騎士精神由於其自身的曆史局限性、人身依附性及環境限製性而具有濃烈的落後的封建意識和盲目的基督教熱情（萊昂戈捷指出：“騎士製是專業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騎士是基督教的戰士。”）。騎士精神後來把“英勇、慷慨、虔誠、榮譽至上、保護婦女和弱者等思想品質囊括其內”，增加了其內涵。
二、中國俠義精神與西方騎士精神的差異
（一）原則與信仰的差異
義薄雲天的正義之道、正直豪爽的精神風範是俠義精神的典範，“為大俠者當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先”、“先天下之憂而憂”是俠義的精神信仰，“除暴安良”、“造福黎民”是俠義的精神原則。為俠者心目中都有一套獨立於官府正統統治之外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原則，其實質是建立在悲天憫人、博愛眾生基礎上的“利他主義”精神。為俠者無不以“真善美”為原則，所謂的“真善美”就是踐行“仁德”，勇者有仁，仁者無畏。行俠仗義者正如古代文人士子為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相類，也在身體力行著自身的精神信仰與價值標準（正因為“今大道即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家天下”所造成的社會不公而進行不懈地鬥爭。
與俠義精神的重“義”相比，西方騎士更重“教”，因為騎士精神深受基督教教義的影響，為維護基督教而戰是騎士無比榮耀的使命。在西方騎士精神存身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統治下，騎士為基督而戰同時也是為君主而戰，忠於君主（封建領主的代表）也等同於忠於基督。因此忠於君主、維護教義、仗義行俠是騎士精神的內核，是騎士奮鬥終生的不竭動力與精神資助。榮譽、名利和獎賞促使騎士為宮廷、為他們所崇拜的“貴婦人”而拋頭顱、灑熱血，唯有此他們才能生於世間、揚名立萬。作為封建國家的堡壘和製度的守護者，騎士的命運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連為一體，他們必須聽從統治者的命令，與城堡同生死、共存亡。騎士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員，是封建社會堅固的堡壘，這決定了它的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忠於封建主，然後才是英勇、大方、文雅與仗義。經過宗教教義改造後的騎士精神，增加了慈愛、謙虛、同情弱者和保護婦女等美德要求。此外，為所仰慕的貴婦人而戰，為愛情獻身也是騎士終身守衛的行為原則和重要目標，“對騎士而言宮廷愛情也是一種宗教，情人就是他們的上帝”。綜上所述，原則與信仰的不同是俠義精神與騎士精神的最重要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