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講壇
作者：雷池月
上世紀末，僑居海外的兩位學者曾經引發過對革命話題的討論，許多精彩的意見，都通過列舉諸多曆史案例詳為佐證：1789年的法國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甚至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惟獨少見有人提及中國的辛亥革命——對此稍有遲疑，便會尷尬，尷尬之餘，不免想起，這總是出於某種原因吧！也許由於這場革命聲勢和影響不夠大？也許由於它的醞釀和發展過程不夠典型？似乎都有一點道理，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對它的結果一直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估計。
成功？失敗？無需求索的結論
幾十年來，說起辛亥革命，有人認為它取得了成功，也有人認為它徹底失敗，條分縷析，各自有理。同一件事，竟然會有兩種完全相悖的結論，而且讓人難以分清兩者間的正謬，豈非咄咄怪事！其實，用形式邏輯的方法稍事檢驗，很容易發現問題症結的所在。判斷的大前提：辛亥革命的曆史使命（目標）——推翻滿清皇朝，建立民主中國。由於這一前提含有前後兩個部分，“成功”論者隻擇取了前一部分，“失敗”論者則隻瞄準了後一部分，於是，前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結論：成功了；後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沒有建立民主中國，結論：失敗了。
其實，後人以為這前後兩部分的革命目標是一個整體，原也沒有錯，因為不“推翻滿清皇朝”，“建設民主中國”從何說起？前者是後者無法回避的先決條件。然而，當時的事實卻是，這二者並非同時作為一個整體提出，後者是前者的補充和發展，但是並未成為革命陣營內部一致的共識，甚至一度導致統一陣線隊伍的分裂和瓦解。為了厘清真相，不妨對當時情況做些簡要的回顧。
十九世紀末，中國積貧積弱，變革可以說已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就連慈禧太後在鎮壓了戊戌維新之後，也動了實行新政的念頭。變革的願望最為強烈的當然是漢族知識分子群體，而他們中除了保皇黨人以外，共同的第一訴求就是“驅除韃虜”。革命團體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無不以此作為自己的宗旨，至於“驅除韃虜”之後的國體、政體和政策，則幾乎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都不甚明晰。所有關於革命的宣傳，自然也都是以反滿排滿為中心內容。當時以一死而名動天下的陳天華和鄒容，所留下的膾炙人口的篇章——《猛回頭》、《革命軍》，可以說是影響最大、最為典型的革命宣傳資料了，今天讀來，難免從中嗅出種族主義煽動的氣味。這樣說，並無苛責前賢的意思，為了尊重事實，引一點原文：
五千年我漢人開基始祖，名黃帝自西北一統中央。夏商周和秦漢一姓傳下，並沒有異種人來做帝皇……俺漢人百敵一都還有剩，為什麼寡勝眾反易無常？隻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為他人殺同胞喪盡天良。莫學那張弘範引元入宋，莫學那洪承疇狠心毒腸，莫學那曾國藩為仇盡力……那元朝殺中國千八百萬，那清朝殺戮我四十星霜；洗揚州屠嘉定天昏地暗，束著手跪著膝枉作天殃。
以上唱詞節錄自陳天華的《猛回頭》。選擇戲詞這種體裁自然是為了向下層民眾進行宣傳以擴大影響。鄒容在《革命軍》裏發出的種族主義呼號則更為激烈：
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淨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黃帝子孫，返命還魂，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巍巍哉，皇皇哉，革命也！
鄒容雖然年紀小（死時不過二十歲），他的《革命軍》卻是推動辛亥革命爆發的一篇很重要的革命文獻，不然他也不會被新政府追封為“大將軍”。他的忘年好友章太炎，作為革命輿論的引領者之一，當時流傳最廣的名句也是：
願吾滇人，勿忘李定國；願吾閩人，勿忘鄭成功；願吾越人，勿忘張煌言；願吾楚人，勿忘何騰蛟；願吾桂人，勿忘瞿式耜；願吾遼人，勿忘李成梁……
章的光複會同誌、殺身成仁的徐錫麟更是直截了當、擲地有聲：
與我同胞，共複舊業。誓掃妖氛，重新建國……報往日之深仇！
總之，一片反滿、排滿之聲，確實也正符合當時的各大革命團體的“共同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至於“民主共和”雲雲，當時即使有人提起，也是語焉不詳。這一方麵可能由於這些先行者們自己也不甚了然——誰能說清楚民主政治建設該從何處著手？它需要一些什麼樣的前提和基礎？己之昏昏，何能使人昭昭！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他們本人對共和政體和立憲民主製度還是有所了解的，但出於策略的考慮，回避了這一話題。因為一則當時要中國的民眾接受民主這個絕對生疏的概念，肯定難度很大；二則通過控訴種族壓迫的罪惡以激發革命的熱情，簡單而直接，最易獲得宣傳鼓動的理想效果。而隻要群眾被喚起了，摧枯拉朽，滿清帝國的傾覆指日可待。就像陳天華所分析的：
五百萬旗人，不事生產。滿不及漢，百分之一，安坐天下二百餘年，豈是滿人才能，乃是我漢人的愚蠢。發一聲喊，他就坐不穩了。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武昌首義爆發之後，雖然當時現場並無一個有力的政黨，也無一個有聲望的領袖，但居然就站住了腳，且旬月之間，南方各省紛紛獨立，清廷幾乎沒有作出什麼反抗，就宣布放棄政權。這其實就可以說，辛亥革命成功了。
然而，“革命仍未成功”。這又是一個對照革命目標必然得出的結論。當時孫中山已經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理念，1906年，他就指出歐美共和國盛行的代議政體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國實施直接民權，即“國民除選舉權外，並有創製權、複決權及罷免權，庶足以製裁議會之專製”。後來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中又特別說明：
……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麵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麵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做兩次去做。講到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立憲民主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上述孫中山的政綱表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他是要畢其功於一役的。當然，事與願違，辛亥革命並未能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務，相反把中國帶入了長年內戰的混亂局麵，於是便有了“失敗了”的結論。孫先生自己大約也是失敗論者，所以他直到1925年去世之前還一直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但是，應該看到，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這兩個任務目標，確實是分階段提出的。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當年都沒有提出過“立憲民主”的綱領目標，從口號上看，華興會是“驅除韃虜，複興中華”；光複會是“驅除韃虜，光複中華”；興中會則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三者一字之差而已！隻是興中會還有“建立合眾政府”一說。不過“合眾”（united）一詞，與國體政體並無必然聯係，世界上，不是既有“United states”，也有“united kingdom”嗎？孫中山在三大組織聯合成立同盟會時，在原來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後麵增加了“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內容，但三方並未就此完全達成一致。孫先生強調說，民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對此，光複會的意見就很不相同，它的領導人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一文中曾經說過：“帝王一人秉政，優於立憲，沒有什麼不好。”後來兩個組織的漸行漸遠，最終分裂，與這一點分歧大有關係。
東京《民報》鼎盛時期，革命黨人一方似乎都已接受“中華民國”這一未來的國名，但是對於“民國”的理解並非完全一致。在英語中，“民國”被譯成“republic”，republic的原意是共和國。但是倘若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就是指的建立共和國體，則不僅與孫中山的原意差距很大，而且那也就很難指認這場革命為失敗，因為兩千餘年的中華帝製確實被共和取代了，且後來的洪憲篡逆和張勳複辟等都並未能撼動這個既成事實。共和製當然不能涵括孫先生所謂“以四萬萬人為主”的民主。此前的曆史上，有貴族共和，有寡頭共和，有羅馬、威尼斯式的共和，也有雅各賓、督政府式的共和，孫中山對此當然很清楚，所以，最初的民國一詞的英譯，他在republic前麵加了定語National，以示“民國”並非一般的“共和國”，強調他實行直接民權的用心。照理說，定語National似乎不如democratic更契合他的原意，但也許比較能為革命營壘中的多數人接受，他為此做出了妥協。後來的十多年裏，他多次解釋過民國和共和國的異同，重申自己立憲民主的主張。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得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結論。
中國未能建成憲政民主國家，這就是辛亥革命的根本失敗之處。這一失敗，是天意如此，還是人謀不臧？不管怎樣，它在當時，隻能是一個必然結果。分析原因已經是許多學者做過了的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若幹若幹條，都能言之成理，行文及此，不禁也想說上幾句，雖然不無續貂附驥之嫌，還是希望能於細微末節處，略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