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殘唐五代的紛亂局麵，如《水滸傳》引首所說，“一條杆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就在公元960年（即宋之建隆元年），在黃袍加身之後，一個姓趙的新皇朝，又在汴水邊建立了。
接著，在詩歌方麵，宋詩亦承替了唐詩，並產生了不少名家與流派，以其吹萬不同、吐故納新的特色，在詩壇上一領風騷。就其中一些優秀作品來看，宋詩不外兩大特點，一是對待人民的態度，一是驅使文字的本領。
提到宋詩，就要想到唐宋詩之爭，想到宋詩在過去某些評論家眼中的可憐地位。清人葉燮在《原詩·內篇上》中曾經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苟稱其人之詩為宋詩，無異唾罵。”葉燮的話並非無的放矢，但我們從這一選本的大部分作品看，即使抵不上唐詩，可是宋詩究竟是不是該唾罵的對象，公正的讀者是不難找到答案的。
每一個立國較久的皇朝的初期，總有一段相對的“國泰民安”的上升時期，宋朝亦是這樣。但由於殿堂仍在，石陛如故，隻是座位上換了些稱孤道寡的人，老百姓還是站著或者伏著等待板子，因而社會矛盾還是此起彼伏。亦因為這樣，一些還肯為老百姓說話的人，還是拿起筆，寫出人民所期望的作品。這時候，離杜甫的時代已經二三百年了，但仍然有人以民間涕淚來蘸他們的筆端，例如本書第一篇王禹偁的《感流亡》（它和王氏另一篇五古《對雪》可稱為姊妹篇），以及梅堯臣的《田家語》、韓琦的《廣陵大雪》、蘇舜欽的《吳越大旱》等。這些作品中反映了這樣一個曆史事實： 在宋朝建國後七八十年間，就在西北、東南、中原地區，老百姓已經在邊患、天災、苛政下喘息了。
這些作者都是富有知識的封建士大夫。在士大夫階層中，固然有不肖之徒，然而對社會生活中黑暗腐敗的現象、下層人民的苦難，反應得最敏銳的，往往亦是士大夫中清醒的、明智的一部分。由於他們較多地接受了前代文化傳統中民主性部分，加上自己的社會實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還是具有一定的正義感的，因此作品較多地流露著關懷人民疾苦的感情，盡管他們的動機是為了“忠心報答趙官家”。還應當指出，他們作品中悲天憫人的描寫，有些人隻是一種姿態，有些人是廉價的，這樣的作者曆來就有，但有些人確是把自己的真實感情融入形象的。哪些假哪些真，公正的讀者自會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予以區別的。
下麵試把宋詩中各個階段的動態，或擇有代表性作家的優缺點，或就其事跡中一二要端，或據某一流派的得失，略加串綴。為了避免與“作者介紹”或“說明”重複，隻好此詳彼略地作為補充來說。
王禹偁、梅堯臣、蘇舜欽等人活躍於文壇的時期，正是西昆體盛行的時期，王禹偁雖以其警秀與平易給宋詩帶來一些新氣息，但一則尚存唐音，二則並非有意識地反對西昆，故影響不大。到了梅堯臣、蘇舜欽，才有意識地與西昆抗衡，就像葉燮在《原詩·外篇下》說的，“開宋詩一代之麵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可是他們當時的文名不高，號召力有限，能夠起有力作用的卻是歐陽修，給歐陽修以有力支持的是梅、蘇。
歐陽修以其政治地位和學術聲望，在文學革新運動中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袖。在語言的使用上，亦比梅、蘇流暢、自然。他對西昆派楊億等人的文采有所稱讚，對西昆那種文風和傾向則頗為不滿。這種態度亦是對的。當時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又多出於他的賞拔，如王安石和“三蘇”。
附帶還要提一筆，石介亦是一個反對西昆最激烈的人，除了寫論文《怪說》外，還寫過五古《蝦蟆》來諷刺。但他自己寫的詩卻藝術價值較差，語言缺乏感染力。
王禹偁、歐陽修等人都曾經遭受過貶逐，他們的好些佳作即成於貶逐途中。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八中說：“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謂不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苦酒會使詩味加醇。詩人們在政治上遭遇挫折，卻得到了藝術上的補償。一個真正有才能的詩人，他最寶貴的東西是永遠不會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