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70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細節
往事
作者:孫國林
從延安到北京,兩次文藝座談會,相隔72年。
2014年10月16日由習近平主持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中,第一個發言的代表鐵凝說,這次會議讓她想起“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作為執政黨,我黨對宣傳思想、文藝工作始終高度重視。黨對文藝工作作出明確指示,最主要的渠道有三個:一個是黨代會報告中專門論述、一個是領導人在文代會上的報告、一個是“延安文藝座談會”重要年份的紀念。黨代會的地位無需贅言;每屆文代會,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黨的總書記發表講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紀念活動,也多由分管意識形態的常委出席講話。
而此次文藝工作座談會,是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提議召開,經過大半年籌備,總書記專門主持並發表兩個小時的講話,用意不可謂不深遠,規格不可謂不高。
與前述三類重要活動不同的是,黨代會、文代會等都是政治生活中的“規定動作”,一次會議“管”五年甚至更長一點。而此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不是“例會”,其回溯跨越的年份必然久遠,涵蓋的內容必然豐富,開會的時機、點到的問題必然更耐人尋味。
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初,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澤東負責文藝界的整風。文藝方麵有些什麼問題要解決呢?當時有一個黨內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
在“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還是雜文時代’(即主張用魯迅對敵人的雜文來諷刺革命)一類口號也出來了”。
從這些思想出發,於是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方麵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
文藝界出現的諸多問題,引起許多幹部的強烈不滿。賀龍氣憤地說:“我們在前方作戰,保衛延安,保衛中央;你們吃飽了卻暴露延安,罵黨,罵工農兵。再這樣搞,我就班師回朝了”王震看了《矢與的》、《輕騎隊》等牆報上和報紙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澤東的窯洞“報警”。
為了解決當時延安文藝界出現的這些問題,以求得文藝對革命的配合,毛澤東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至於一些(至少有三個)作家提出“希望他召開一個會講講”的建議,可能對毛澤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決非“原動力”。
1942年4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報告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與革命工作不協調的問題,並將考慮成熟的解決方案提出來:準備以他和秦邦憲(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後來,考慮到秦邦憲是解放日報社社長,座談會是由黨中央而不是解放日報社召開的,發起人名單中便沒有了秦邦憲的名字。
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先後約見了丁玲、周揚等20來位文藝家,調查文藝界的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共商黨的文藝方針問題。
擬定與會人員名單
哪些人員出席文藝座談會呢?這是會前必須決定的,以便及早發出通知,讓他們做準備。
當時,從上到下有這樣一個共識:王實味不能參加這次座談會。因為他三月間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專門暴露延安、矛頭指向“大頭子”、歪曲事實、挑撥離間的文章,產生了離心離德的惡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他是作家,也不會允許他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