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玲帶著家丁安排眾人入座。趙頊等十一國君主都緊靠著演講台坐下,其它臣子從吏則分別按次序,坐於自己君主之後。
待眾人入座,李佩玲帶著家丁們退出了大廳。白馬寺主持明覺大師站在演講台上,道了一聲佛號。眾人皆站起,同樣雙手合在一起,道了一聲佛號。
此處會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的。無論是大宋,還是西夏、北遼,此時,都需要保守的政府。什麼是保守的政府呢?所謂保守,也就是維護原有的統治秩序。各國發生的叛亂都有不少,各邊境依然烽火連天,是不符合各國根本利益的。
也就是說守內虛外,不僅僅是大宋的國策,也是其它各國的國策。北遼、西夏同樣如此。北遼各部落叛亂不斷,西夏外戚專權的實質是藩部日益壯大不聽調遣。各國現在需要的是集中力量,解決國內矛盾,鞏固統治。
不過,在曆史上,隻有大宋在國策之外,仍為了恢複漢唐故土折騰不斷。曆史上的宋神宗,要變法不僅僅是為了維持大宋的統治而已,根本上還是要收複漢唐故土。
隻是,他的努力不符合這個時代的需要,逆天而行的結果是戰火不斷,毫無所得。曆史上的宋神宗雖然想收複燕雲十六州,但是沒有底氣。隻能抓著西夏不放手,直到永樂戰敗,才算死了心。
曆史上的王安石變法應當是為了解決三冗問題,國庫空虛,民生困頓,軍備廢弛而進行的變法。然而,到了宋神宗手裏,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目的卻決然不同,宋神宗要當秦皇漢武唐宗,而不是為了當秦孝公漢文漢景帝。他的目的是充實國庫,對外擴張。但是他又不夠凶悍,不夠果決,害怕背上窮兵黷武的名聲,成為隋煬帝一流,最後把變法弄得不倫不類。
曆史上的王安石變法,眾說紛紜的根源也就在這裏。宋神宗和王安石基本目標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大宋富國強兵,不過王安石是為了大宋國祚,而宋神宗是為了個人的文治武功。
現在,趙頊放權了,把事情交給了王安石。起初隻是為了打通漢唐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抵製天方教東侵而舉行的宋遼夏三國會盟,到了王安石手裏卻成了華夏諸國的大會盟。
自唐滅亡之後,關於領土的曆史遺留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無論是北遼、西夏,或者是大理、交趾,都是如此。各國都在防備著大宋要恢複漢唐故土,要吞並他們。宋朝富而不強,讓他們感覺到了安全,但宋朝的野心卻讓他們睡不著覺。
雖然宋朝給後世是一副弱宋的印象,但終宋一世,正如曆史上記載的一樣,戰爭與擴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宋朝的矛盾是,一邊要防止藩鎮割據,一邊要一統華夏,這是在帶著枷鎖跳舞。
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就像是後世中國的自治區一般,有著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權。而對於遊牧民族而言,又是兵民合一。所以,當中央政權衰弱,國家崩潰,軍事力量瓦解時,掌握著一定軍事力量的少數民族政權往往呼風喚雨,成了擾亂華夏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五胡亂華,比如安史之亂,比如蒙古人滅金,比如滿族人入主中原。
不過,漢唐之時,絕對的擁有一統華夏的文明中心,也就是關中地區,在自然環境上沒有遭到破壞。由而,在自然環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體係仍然強大,等到國家政權重組,漢唐仍然能像秦始皇一般,掃平天下,一統華夏。
隋唐之後,關中水土流失嚴重,地理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這個從曆經春秋四百年發展起來的經濟中心不複存在。而以南京和北京為中心的兩大經濟中心,還沒有發展起來。中國陷入了兩宋長期的分裂割據局麵。兩宋時期,三百多年的發展,這兩個經濟中心才矗立起來。
繼而,蒙古滅金,遷都北京一統華夏。隨後,明朝定都南京,驅趕蒙古人,一統華夏。再後來,清朝入主北京,一統華夏。接著,民國定都南京,覆滅了清朝。最後,共和國,定都北京,建立新中國。中國的首都在北京和南京之間輪替。
在古代,相比南京,北京更適合作首都,因為這個經濟中心溝通著東北和華北,地勢上的一馬平川,交通上更加便利,定都北京顯然更有利控製東北和華北,保證國家的統一。由而,無論是明朝還是民國,後來都要遷都北京。長安這個經濟中心基本上處於中原腹地,不適合少數民族紮根和發展。而北京這個經濟中心,本身就是處於中原邊緣之地,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