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繡，艱難重放的鮮花
專欄
作者：沈嘉祿
通過《天香》重返顧繡的曆史現場
當我得知王安憶以顧繡為題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天香》時，心裏不免一記咯噔。我知道，與瓷器、漆器、竹雕、玉雕等早已商品化的“中國製造”相比，屬於閨閣秘辛的顧繡，它的文獻記載一直比較匱乏，發展線索也影影綽綽。以此為題材創作一部小說，極有可能太過技術化而成為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當然，顧繡所留下的巨大空間，也給小說家馳騁想象力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我網購了這本小說，卻沒有馬上閱讀，讓它在書櫃裏躺了兩年，直到前不久才用一周多時間來細嚼慢咽。當我將這部長達32萬字、密度很高的小說最後一頁讀完，稍稍鬆了一口氣，在當今中國文壇，沒人比王安憶更適合寫這樣的一部小說了。
王安憶是生長、生活在上海並在上海書寫的作家，她已經成功破譯了上海多個曆史時期的神秘編碼，她有著女性特有的洞察力和感悟力，還有超凡的想象力和掌控力，她也與明清兩代隱匿於露香園花木幽深處的繡娘一樣，有著超乎常人的縝密與定力。王安憶為我們重返曆史現場設置了一切：時代背景、故事、人物、氣氛、語言以及工藝流程，還有屬於那個時代的偶然性。最終，王安憶還要將讀者從曆史涵洞中引領出來，用現實世界的陽光來驅散可能一路跟隨讀者的那抹陰影。
在這部小說中，一切對手藝的詳盡描寫都不是根本目的，“一個士紳家族的由興到衰的命運興衰和上海本地文化的消長更替”也是一個可以想象的傳奇，王安憶更想提醒讀者的是：在恐龍般瘋狂生長的電子時代，我們對日益淪落的手藝精神應持何種態度？她甚至想告訴我們，在一個封閉空間中的女性，是如何通過一種注定要走向末路的藝術，來抵消社會的動蕩，滿足精神上的愉悅，最終獲得人的尊嚴。
進入人的內宇宙，引爆它的巨大能量，是小說家的終極目標。
雖然在王安憶創作《天香》之前，我已經在關注顧繡了，但我是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進行觀察和思考的，工藝學、社會學、市場學等路徑我都去窺探了一眼，倒沒有想過顧繡這樣的“東西”能否演繹成一部小說，而看了《天香》之後，我認為這應該是顧繡以文學形態呈現的最好歸宿。在小說中，天香園、申明世、沈希昭、閔氏、計氏、蕙蘭、愉園彭家、日涉園等人物與景物，都與史實有所對應，她甚至還引進了大名鼎鼎的徐光啟、利瑪竇，隻不過有時故意錯位，外省讀者可能渾然不覺其中的奧妙，而對上海史略有知曉的土著，就能發出會心一笑。這也是小說讓我似曾相識、妙趣橫生的地方。
當然，千針萬線，最終都要從人物身上穿過。
王安憶在接受《羊城晚報》的記者采訪時講道：“我要研究的是，一戶這樣的大戶人家，究竟是怎麼敗落的？我寫了他們對奢華的無限追求，表現在很多細節描摹上，但我無意把他們放在道德中去進行衡量，說到底聲色犬馬的一切，我是喜歡的，它是道德之外的一個世界。”正是因為這是一個會享樂的家族，最後才會落得女眷們的針黹成為維持家道的生計，天香園繡應運而生，“在寫作過程中我目的明確，所有鋪排都是為了讓顧繡躍然於世”。
顧繡的源頭可能在宋代宮廷
提起顧繡，不能不將中國刺繡藝術的脈絡稍稍梳理一下。刺繡的出現，從文獻記載上可追溯到堯舜時期，但這很可能是人類神話時期的一個傳說。比較靠譜的事情發生在1974年，考古隊從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室的淤泥中出土了我國迄今為止最早的鎖繡殘痕——也就是說，刺繡本身早已爛得比豆腐渣還豆腐渣了，隻有一點細若遊絲的痕跡。好在之後有相當數量的戰國秦漢時期的楚墓出土了刺繡品，不僅圖案裝飾美觀，而且色澤燦爛豔美。上世紀八十年代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的繡衾和禪衣上，繡工用“辮子股”的針法繡出了龍鳳虎和花卉。1972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數件女性墓主使用的繡品，同穴的竹簡中還記載了“信期繡”、“乘雲繡”、“長壽繡”三種刺繡的名稱，與實物對照，繡法已經很複雜了。我也曾在長沙一處漢墓的出土文物中看到刺繡與絲織品，其精美程度，令人難以相信是兩千年前的工匠用手工做出來的。接下來是唐宋，生活高度藝術化的兩大朝代，刺繡藝術理所當然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宋代，隨著書畫藝術的繁榮以及皇室對刺繡的重視，便出現了繪畫與刺繡相結合的畫繡，刺繡從此分出純欣賞性的畫繡與實用性刺繡兩大類。
那個治國理政一塌糊塗、書畫功底卻相當了得的宋徽宗就在宮中設立文繡院，集中天下最優秀的繡工三百多人，先請宮廷畫師描繪刺繡範本，然後交由繡娘飛針走線，繡品與水墨畫的藝術效果相似，畫繡迅速成為一種體現當時文人雅士的格調、結合當時最齊全的數十種技法的藝術品。畫繡的產生，標誌著這一藝術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明人文震亨在《長物誌》裏這樣記載宋繡：“宋繡，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備畫中一種。”當時風氣，有錢人家裏一定要備一兩幅繡品，好比今天的風氣，有錢人家裏必定要備幾種翡翠、白玉。
南宋遷都杭州後，江南便成為全國刺繡中心，負責禦用織品的織造。蘇州等城市的繡娘接受技術培訓後，或被官家集中起來勞作，或在自己家中開設作坊。
元代刺繡的觀賞性製作不及宋代——也許就是這樣，元統治者隻知道逐鹿中原，毀了耕地放牛牧羊，沒那個欣賞水平。但專家認為元代也繼承了宋代寫實的繡理與風格。傳說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不僅聰明慧敏，性情開朗，儀雅多姿，“翰墨詞章，不學而能”，而且也擅長刺繡。有人甚至認為，管道昇的繡藝就來自宮中文繡院。曆史很快轉至明代，政權又回到漢人手中，在休養生息一段時間後，經濟文化得以恢複和發展，士大夫們的閑情逸致又湧上心頭。與明代瓷器、家具、書畫、玉器等藝術樣式的大麵積複興以及話本小說的崛起同步，明代的刺繡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生機。從業者分布地區廣闊，不同流派叢生，宮廷設有“繡作”，地方上則分為南北兩大係統，分別以顧繡和魯繡為代表，純欣賞性的畫繡以卷、軸、冊為裝裱樣式，供人觀賞。
露香園的傲世名物
王安憶在《天香》中第一卷開篇就這樣寫道：“嘉靖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幾處破土動工，造園子。”這是一個提綱挈領的寫法，是一個大曆史的視角。說起來頗費筆墨，我隻能點到為止吧。有明一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起於草莽的英雄，咽糠吃菜，出生入死，深知民間疾苦，坐上龍椅後，力行儉樸，他在位三十餘年，頒發了上百項關於輿服的規定，而且從皇後到販夫走卒都照顧到家，麵料、樣式、顏色、圖案等等，均有細分。這樣做當然強調了封建等級，維持了社會秩序，實行了教化，服飾由此被賦予了極強的政治涵義，同時也成為一種文化桎梏。所以到了明朝晚期，隨著經濟發達，綱紀鬆弛，從官場到民間，在衣冠方麵就出現了僭越與變通，那麼有錢富商和致仕官員造園子、堆假山、養戲班、填詞拍曲，也成了題中應有之事。王安憶從造園子開筆，即是對曆史背景的明確交代。
有了園子，有了亭台樓閣，有了古木異卉，有了池子假山，有了閑情餘錢，貴族階層的小姐們也就自然地將刺繡當作消遣、養性和從事精神創造的主要活動，從而在當時產生了“閨閣繡”。顧繡就是這一層麵刺繡的最高代表。
顧繡誕生在鬆江府而非宮廷所在地北京，不是偶然的。在元代已經升格為府的鬆江，交通便捷，物產豐饒，經濟地理條件優越，養蠶業和紡織業都十分發達，家家機杼，戶戶紡織，有“百裏之地無寒女”的說法，號稱“蘇鬆稅賦半天下”。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文化繁榮，鬆江的詩歌出現了以陳子龍為代表的雲間詩派，鬆江的書畫出現了以董其昌、陳繼儒為代表的雲間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有著極高的聲譽和地位，並影響後世三百年之久。雲間畫派的出現，直接為顧繡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明嘉靖年間，曾官至尚寶司丞的三十八年進士顧名世，退休後在上海縣城西北隅的老家擴建私家園林養老，意外挖掘出一塊刻有元代書畫大家趙孟頫篆書“露香池”三字的石碑，遂將自己原有的“萬竹山居”改名為“露香園”。園成後，成為文人墨客雅聚之處，董其昌、陳子龍皆為座上客。當時從鬆江到上海，基本上走水路，曲曲彎彎要費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