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的都市
書屋講壇
作者：劉宏輝
我們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員。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一書中以預言家的口吻闡述，二十一世紀末人類將實現完全的城市化，全球大概有二三十億的農業人口將徹底從鄉間移入城市，幾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響。然而，一個“被”字，說盡了尚未落腳的新移民們在城市化大潮中進退失據的尷尬處境，城市無疑還沒有準備好接納規模如此龐大的鄉村移民。
每年定期上演的中國式春運，為《落腳城市》寫下了生動的注腳。節假期客流高峰屬於美國社會學家蒂利所發現的三種鄉村移民遷徙類型（職業移民、循環式移民和連鎖式移民）之一。其中，連鎖式移民的數量最多，這種遷徙活動“通過一套社會架構，由遷徙目的地的人口為新移民提供援助、資訊及鼓勵，而促成一組組相關的個人或家庭從一個地方遷往另外一個地方”，在中國大城市中廣泛存在的城中村、貧民窟、打工者聚居的市郊等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主要成員有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通稱——農民工。
由於中國城鄉二元戶籍製度的存在，農民作為一種身份自降生起即印在家庭戶口簿上，即使到城市成為職業工人，也免不了在稱呼上強調來自農村的特殊性。正因了這種特殊性，中國城市的外來務工者在城市落腳時，更需要來自熟人關係網的援助，因此中國“城中村連鎖式移民”的特征顯得尤為突出；也正因了這種特殊性，中國的鄉村移民在獲取市民身份的過程中顯得尤為艱難，有的甚至可能性為零。關於移民身份的重要性，桑德斯在本書第八章中以德國克勞茲堡為例作了詳盡的分析，由於德國一度實行嚴格的外來移民管製，已前往克勞茲堡的土耳其人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即使落腳城市中心也在事實上長期處於孤立狀態，因而越來越保守落後，頻繁產生暴力和動蕩。
與之相反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蓋奇康都和巴西裏約熱內盧的法維拉等典型的落腳城市在改造過程中，政府逐步提供了其向上發展所需要的各種要素：與原住民同等的居民身份、房屋所有權、公共教育、政府服務、社會福利……一大批中產階級從這些成功的落腳城市中走出來，真正融入都市，從而促進了社會的整體穩定和向上發展。綜觀桑德斯在本書中所分析的諸多案例，但凡發展繁榮的落腳城市莫不如此。然而，就中國的落腳城市來看，且不論事關頂層設計的戶籍與土地所有製，單是解決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已讓大批進城務工者一籌莫展。在過去的幾年間，北京強行關閉了數百所打工子弟學校，幾十萬打工者子女無法在父母身邊上學，近年備受關注的異地高考改製也提上日程。正如桑德斯在書中所提到的，牛津大學與中國科學院的學者在一項重大研究中指出：中國之所以有那麼多漂泊無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動於落腳城市與鄉村之間，原因是政府沒有提供相應而足夠的社會協助、公共住宅與就學安排等措施，以促使鄉村移民在城市裏永久定居下來。
盡管如此，與日益貧瘠凋敝的村莊相比，落腳城市依然有著極強的吸引力。多數老一輩的農村人都有著這樣樸素的願望，希望後輩能夠走出農村，成為有穩定收入的“城裏人”，並將其視為光耀門楣的不二之路。他們有著一般城市原住民所不具有的超強忍耐力和奮鬥精神。他們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犧牲一整代的收入與平靜生活，但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窮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隻是必須先經曆這個貧窮的階段，時間也許長達一個世代”。在他們的藍圖中，似乎隻要來到城市，就必定在下一代或者更長遠的將來擺脫貧窮。城市化就在這樣世世代代的等待與希望中進行著，盡管水平極低且缺乏效率，但經濟確在隨之發展，村民也正日益擺脫難以解決溫飽的困境。
然而，對於“到二十一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城市裏的物種”這一觀點，卻有值得商榷之處。按照《辭源》的解釋，鄉村是主要從事農業、人口分布較為分散的地方，而城市則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的居民點。在西方，以美國學者羅德菲爾德為代表的許多學者也認為，“鄉村是人口稀少、比較隔絕、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基礎、人們生活基本相似，而與社會其他部分，特別是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可見，城鄉在學術上單以人口職業和人口密度進行區分，隻是長久以來的巨大經濟落差使人們逐漸形成了對鄉村貧賤的刻板印象。因此，桑德斯在本書第四章所探討的“鄉村的城市化”，更準確地來說應是“鄉村的商業化”，即使是在高度商業化的鄉村，最主要的經濟活動依然是農業生產，人類“百分之百的城市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都是難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