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必要區分英國的知識分子自我實施的審查和因為某些團體施壓而出現的審查。眾所周知，有些話題因為“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討論。最有名的例子是對專利藥品的質疑。同樣的，天主教會對媒體也有很大的影響力，能在某種程度上封殺批評它的聲音。媒體很少會報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醜聞，而英國國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煩（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27），那就是頭條新聞了。舞台上或者電影裏也很少出現反天主教的東西。隨便哪個演員都會告訴你，如果某部戲劇或者電影攻擊或者取笑天主教會，那麼它肯定會遭到媒體的抵製，從而難以取得成功。但這種事情是無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組織都會盡量捍衛自身的利益，而且公開的宣傳並不值得反對。人們不會期待《工人日報》28刊登不利於蘇聯的報道，同樣也不會期待《天主教先驅報》29譴責教皇。但每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工人日報》和《天主教先驅報》是什麼性質的報紙。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蘇聯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評，而且在很多時候，你連自由派作家和記者坦誠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盡管這些人不會由於某些直接的壓力而被迫說謊。斯大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幾個方麵是不能被嚴肅討論的。這條規則自從1941年以來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經發揮了作用。自那個時候以來，左派對蘇維埃政權的批評很難被聽見。反俄羅斯的文獻資料確實有很多，但絕大多數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場上，充滿謊言，觀點陳腐，而且居心不良。從另一方麵來說，支持俄羅斯的宣傳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樣充滿了謊言，這讓那些想要理性地討論重要問題的人心生反感。確實，你可以出版反俄羅斯的圖書，但你這些圖書肯定會遭到大部分高端媒體的忽略或者歪曲。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會有人警告你這麼做“不太好”。你說的話也許是真實的，但這麼說“不合時宜”，這是為反動派“搖旗呐喊”。他們在為這種態度辯護的時候，通常會說這是國際形勢所需，因為英國急需和俄羅斯結盟，但這顯然是強詞奪理。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養成了一種忠於蘇聯的心態，他們由衷地認為，質疑斯大林的智慧跟褻瀆上帝差不多。他們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俄羅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畢生反對死刑的人為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間發生的無窮無盡的處決拍手叫好；印度發生饑荒會得到公開的報道，而烏克蘭的饑荒則會被刻意隱瞞，這種做法也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戰前知識界的氛圍就是如此，現在也沒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現在回頭來說說我這本書。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看到我這本書後的反應將會很簡單：“它不應該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諳貶損之道的評論者將不會拿政治立場來攻擊它，而是會另外找文學的理由。他們會說這是一本無趣而愚蠢的書，出版它純粹是浪費紙張。他們說的也許沒錯，但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人們不會因為一本書寫得很糟糕就說它“不應該被出版”。畢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來，而且誰也沒有在意過。英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大部分知識分子，會反對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背叛了他們的領袖，在他們看來是有害發展大業的。如果這是一本歌頌斯大林的書，他們是不會說它壞話的，哪怕它在文學上的缺陷比現在多上十倍。舉例說吧，左派圖書俱樂部31曾有四五年經營得很成功，這充分證明他們非常願意容忍刻薄的言論和邋遢的文風，隻要作者說的是他們想聽的話。
這裏涉及的問題十分簡單：是不是每一種觀點，無論它是多麼不受歡迎，甚至是多麼愚蠢，都有資格被聽到？如果你這樣問，那麼幾乎每個英國知識分子都會覺得他應該說“是的”。但如果你舉個具體的例子，問他們“攻擊斯大林的言論呢？它有資格被聽到嗎”，答案往往是“沒有”。凡是觸犯到主流的正統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則就會崩潰。喏，當一個人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時候，他要求的並不是絕對的自由。隻要組織化的社會繼續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審查就將永遠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羅莎？盧森堡說過的，就是“給別人自由”。相同的原則也可見於伏爾泰那句名言：“我反對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知識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獨特標誌，如果說它有什麼含義的話，那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言說和出版他對真相的看法，隻要這麼做不會明確地給社會上其他人或者機構造成傷害。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的社會主義國家依然信奉這個原則。我們的政府，正如我已經指出的，依然尊重這個原則。街頭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許在於他們對那些讓他們無法忍受的觀點沒有足夠的興趣——也依然隱約認為“我支持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隻有文學界和科學界，反正主要是這些理應捍衛自由的知識分子，開始鄙棄這種原則，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