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訪談中，莫言曾說過：“作家寫故鄉這就是一種命定的東西，每一個寫作者都無法回避的。”[6] 但表現故鄉的方式，呈現故鄉的姿態，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二、文學反思與影視消費之間的一次轉換
小說《白狗秋千架》整體基調壓抑而低沉，底層農民的艱辛與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彼此交織，使文字與畫麵呈現出尖銳的刺痛感。而改編影片《暖》則給人一種溫暖、懷舊之感，略帶憂傷的唯美、靈動、溫婉的詩意畫麵，極大地迎合了觀眾的消費心理。這種改變正如導演霍建起所說：“我們一生中會無數次地被人傷害，也會無數次地傷害別人，但最終回頭看，還是會覺得很溫暖的。”[7]24這種溫暖正是影視作品吸引觀眾、感動觀眾的最好法寶。這次與原著完全相反的大改動可謂成功，甚至連莫言看完樣片也承認自己被“煽出眼淚來”。煽情是影視消費主義的一件重要法寶。這種煽情式影視改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人物形象的改動。小說中的暖命運坎坷，失去一隻眼睛，嫁給一個啞巴，生了又啞又傻的三胞胎男孩。艱辛與絕望將曾經美麗的暖變得凶惡、尖刻而粗俗，十年後與“我”的第一次相遇，“暖用左眼盯著我看，眼白上布滿血絲，看起來很惡。”[8]202當談及思鄉之情時，暖不以為然地爆粗口：“有什麼好想的，這破地方。想這破橋？高粱地裏像他媽X的蒸籠一樣，快把人蒸熟了。”[8]205歲月與生活殘酷地摧殘掉暖的美麗與溫柔，簡單的神情與反諷式對話將暖的不如意與冷漠淋漓盡致地表現 出來。
在影片中“獨眼暖”變成了“跛腳暖”，三個啞巴男孩刪減為一個聰明、伶俐、可愛並且會說話的小女孩，從而使人物形象在生理上減少了戾氣。尤其是小說中粗魯野蠻、脾氣暴躁、多疑猜忌的啞巴丈夫，在影片中變得純真、善良、溫情，始終默默地喜歡著暖。影片結尾處，啞巴含淚讓井河帶著暖與女兒一起離開，顯示出了胸襟、氣度、懺悔與自我犧牲精神。連導演霍建起都毫不掩飾地說：“我心底很喜歡啞巴這個角色，他寄托了一種對生活的美好。”[7]22
第二，故事情節的變化。影片《暖》對小說故事情節改動最大的地方是在結尾之處。小說《白狗秋千架》的結尾是暖在高粱地裏“借種”，她要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這是一個農村婦女在經曆命運種種打擊之後的絕望掙紮，也是“我”麵臨的一個倫理選擇困境。而影片完全回避了這一倫理拷問，而是變成了一幕溫情、憂傷的畫麵。這種改編如霍建起所說：“藝術未必要直麵現實，它所追求的，是一種中庸、和諧，禮樂相濟、人情融融的溫情美。”[9] 回避現實的殘酷，是創作者對觀眾審美的一種迎合與兼顧。
第三，故事空間的位移。小說《白狗秋千架》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是高密東北鄉，一個典型北方特色的鄉村，氛圍深沉厚重。電影《暖》則將環境轉移至南方，在江西古徽州選景，整體風格呈現出恬淡靜美、含蓄雋永的色彩。
三、故鄉的民間認知向知識分子傳統想象過渡
對於作家寫作立場的問題，莫言在蘇州大學的一次講座中聲稱，他要拋棄“為老百姓寫作”的準廟堂式寫作姿態，並倡導“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民間寫作態度。[10] 莫言對於底層民間的認識與寫作一直以來都保持著“低姿態”，在貧弱的鄉村麵前很少以啟蒙者的高姿態自居，甚至堅持認為“任何一個啟蒙者都是需要被別人啟蒙的”[11]。這一寫作立場與文學理念一直貫穿於莫言的整體文學創作曆程。《白狗秋千架》中，莫言以知識分子的還鄉為線索，淡去了魯迅《祝福》《故鄉》等作品中那些對於故鄉貧弱、愚昧的哀傷與憤慨。相反，故鄉人的民間價值判斷令知識分子的“我”羞愧、尷尬。
小說中的“我”是一位十年未歸的大學教師，作為“城裏人”榮歸故裏的我，麵對故鄉沒有高人一等之感，反而備受冷落與譏諷。“大學講師”的炫耀被暖尖酸譏諷，城裏流行的“牛仔褲”更是一路上被鄉人鄙視，故鄉人“對我的牛仔褲投過鄙夷的目光，弄得我很狼狽。於是解釋：處理貨，三塊六毛錢一條——其實我花了二十五塊錢。既然便宜，村裏的人們也就原諒了我”[8]208。啞巴甚至因為“牛仔褲”對“我”翹起小拇指表示輕蔑與憎惡，不允許他進入家門，這令“我”後悔穿著“牛仔褲”回鄉。隻有認可了鄉村價值觀才會心生尷尬與羞愧。可以說，“我”在外多年積累的知識分子優越心理、精英意識，在故鄉人麵前被逼視得支離破碎、狼狽不堪。“牛仔褲”作為城市的流行標誌，在鄉村實用主義麵前顯得單薄而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