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多年來，我的寫作風格一直不斷變化。現在，我在寫作過程中通常要借助無數人的力量，有時他們能幫助我過濾現有的觀點，有時能為我提供富有新意的想法，有時能幫助我驗證事實，有時能幫助我發現真正值得了解的要點。有時我甚至感覺與人交流的時間遠遠超過實際寫作所用的時間，但無論如何，這些交流上的時間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本書的問世也得益於無數人的幫助。
在所有與我合作編寫此書的人當中，阿蘭·韋斯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曾是我在耶魯大學教過的學生，後來我們一同發起了凱斯–席勒–韋斯公司（現在成為費哲金融服務公司的子公司），他曾任該公司總經理。他是一個有無數精彩的新觀點的人。我和阿蘭一起開發了多個金融創新理念，包括區域房地產期貨市場、住房權益保險，以及一種被我們稱為“宏觀證券”的宏觀市場工具。
可以說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彼得·多爾蒂（Peter Dougherty）從根基上幫助我理順了寫作思路，在這方麵他給予我極大的幫助。沒有他的才智，這本書就不可能麵世，如果沒有他的幫助和建議，我根本寫不出這本書。亨寧·古特曼（Henning Gutmann）最近剛剛離開耶魯大學出版社，他也是一位編輯，與我建立了深厚的學術友誼，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曾就一些觀點和他進行深入的交談。
斯蒂法諾·阿薩納索裏斯也是我在耶魯大學教過的一名學生，他也幫助了我撰寫本書。我們共同開發了一套關於最優市場定義的數量化理論，迄今有5年時間了，這套理論幫助我精練了書中的很多觀點，尤其是關於全世界各國綜合國民收入的理論，這套理論也是我們首先聯名發表的。
本書中的很多觀點從根本上講都源於耶魯大學的學術傳統，畢竟我在這裏度過了20年的時光。已故學者詹姆斯·托賓對我有啟蒙式的影響。對我而言，他開發的風險分散數量化理論、風險管理實際操作創新、耶魯大學學費延交項目，以及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真心實意的關注都是我從事學術研究的激勵因素。他與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的精準測算經濟福利程度的理論也鼓勵了我，使我相信通過定量研究也能開發出用於改善社會狀況的理論。威廉·布雷納德（William Brainard）和特雷內爾·多比爾（Trenery Dolbear）共同研發的關於管理人生風險的理論是我關於宏觀市場理論的直接領路人。對我的理論產生影響的還有約翰·揚納科普洛斯（John Geanakoplos）關於信息傳播和非完整性市場的理論，以及馬丁·舒貝克（Martin Shubik）關於交易係統的研究。
凱斯–席勒–韋斯公司的其他同事對本書的出版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卡爾·凱斯幫助我開發了房地產期貨市場的理念。在他的引導下，我懂得了以優質的指數測算核心概念的重要性，他還為我提供了此次研究的源生猜想。霍華德·布裏克、戴維·科斯塔、傑·庫姆斯、尼爾·克裏希納斯瓦米、琳達·拉德納、特裏·勒布斯、詹姆士·米裏以及其他凱斯–席勒–韋斯公司的同事們都在我這個發現之旅中貢獻了力量。
我和阿蘭·韋斯還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宏觀證券研究有限公司，目前由首席運營官山姆·馬蘇奇掌舵。成立這家公司主要是為了開發新型風險管理工具。尼爾·戈登、拉裏·赫西克、尤裏烏斯·萊文和湯姆·斯金納都在我們創建這家公司的起步階段給予了幫助。我們的顧問團也給予了很多建議，這個顧問團的成員有約翰·坎貝爾、弗蘭科·莫迪利安尼和傑裏米·西格爾。
本書的早期稿件曾經作為講稿在多個場合麵對不同的聽眾宣講，其中包括：1998年2月斯普魯伊爾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演講，1998年11月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公開課演講，1999年1月麥克納在聖文森特學院的演講，1999年3月容特在岡紮加大學的演講，2001年4月塞繆爾·萊文在韋恩州立大學的演講，2001年5月肯尼斯·阿羅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2001年9月亨利·喬治在斯克蘭頓大學的演講，2002年1月在耶魯大學的“與學者同行”演講，2002年5月在法蘭克福對歐洲中央銀行的公共演講，2002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學作為金融論壇討論議題，2002年12月在香港經濟合作組織會議期間進行討論。這些不同場合的聽眾都給予了我很多反饋，對後續的寫作有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