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猝死之謎
塵封檔案
作者:東方明
一、遺失的密函
本案那個猝死的舞女,名叫史紅瑛,供職於南京市鼓樓區的“仙樂門”。
“仙樂門”是一家中等檔次的舞廳,不過在民國時的南京地麵上有點兒名氣。這倒並非是這家舞廳本身的設施、服務多麼出眾,或者擁有多少享有盛名的紅舞女,而是因抗戰爆發那一年的元旦前夜,“民國財神”孔祥熙的女兒孔令偉(即那位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曾來光顧。當然,以孔二小姐的消費觀念,她不可能到“仙樂門”來跳舞,可是她卻駕著一輛摩托車單槍匹馬趕來了——為了追殺一個名叫武哲的空軍少校。據傳,孔二小姐原本跟武少校相處得還不錯,後來武哲突然不搭理她了。孔二小姐派人一打聽,原來武哲跟“仙樂門”的一位年方十七的舞女在談朋友。孔二小姐聞訊大怒,便於當晚,即1936年12月31日晚十時,攜槍駕車殺奔“仙樂門”。
可是,孔二小姐卻沒殺成武哲,自己反倒出了洋相。她進門就拔槍,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把舞廳雇傭的保鏢嚇了個激靈,連忙揮手示意眾人閃開。保鏢的動作幅度很大,被正在舞池跳舞的武哲瞅個正著,認出這位女煞神乃是孔二小姐,連忙推開懷裏的舞女,幾步躥到旁邊的樂隊那裏。孔二小姐見狀大喝“閑人臥倒”,隨即朝天鳴槍。武哲知道來者不善,尋思要想脫身,隻有給她點兒顏色看看。他也是帶著手槍的,當下拔槍對準孔二小姐就開了火。武哲是空軍部隊有名的神槍手,一槍就把孔二小姐戴著的那頂寬簷厚絨帽打飛了,驚得她臉如土色,呆若木雞般站在當地。武哲趁機從舞廳後門開溜。
這場沒流血的槍戰經媒體一報道,“仙樂門”頓時名聲大噪,生意大好。武哲經此一劫,當然不敢再露麵了。倒是那個舞女頓時走紅,每天營業結束,拿出來結賬的舞票總是她最多。這個舞女,就是史紅瑛。
不過,這種走紅實際上是由新聞媒體炒起來的,效應不會很長。史紅瑛紅了半年多,勢頭開始減弱,漸漸走下坡路。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人們的注意力轉到了北方戰事上,接著是淞滬戰役,南京的形勢已經很危急,日軍戰機有時竟然飛到南京上空盤旋。可想而知,舞廳也好,舞女也好,都不在人們的關注之中了。哪怕這時孔二小姐手持雙槍再到“仙樂門”鬧事,而且真的把武哲打死,隻怕也引不起人們的多大興趣。再往下,11月13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上海淪陷。南京的有錢人就開始作逃難打算了,史紅瑛算不上有錢人,但她可以傍大款,沒幾天就不見了人影,據說是跟人去了武漢。
南京失守後,國民黨政府鼓吹“保衛大武漢”,但以當時日軍的勢頭,那些上層人士們料想武漢大概也是保不牢的,於是就跟著政府機關去了重慶。很快就有熟人在重慶看見史紅瑛打扮得珠光寶氣在街頭跟人晃蕩了。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不久,史紅瑛也回來了。這位當年的紅舞女今非昔比,不知她在重慶結交了些什麼角色,反正都是腰纏萬貫之輩,待她回到南京時,已經有了一擲千金不皺眉頭的底氣。於是,史紅瑛就成了“仙樂門”三個股東中的一位,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而且還是幹股。這股份從何而來?“仙樂門”的老板任芝貴在日偽時期當過一任區維持會理事,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政府列入漢奸名單,“軍統”將其逮捕,舞廳作為敵產沒收。正好這時史紅瑛“還都”,得知消息後,不知她動用了什麼關係,反正也就不過三天時間,任老板獲釋,“仙樂門”也原封不動歸還給他了。任老板為表示感謝,把舞廳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贈給了史紅瑛。
史紅瑛對舞女這份職業似乎有著特殊的感情。盡管已經是富婆了,她依舊供職於“仙樂門”。任老板請她做舞女領班,她一口回絕,說當一名舞女也蠻好。於是,史紅瑛就成了南京城裏唯一的一個老板、領班都管不著,其他舞女也不敢傾軋的最自由自在的特殊舞女。直至南京解放,史紅瑛仍是當她的舞女。
1949年12月31日,距當年孔二小姐持槍殺奔“仙樂門”正好十三年的那個夜晚,“仙樂門”發生了一件事兒。
因為是元旦前夜,新中國成立後生意漸漸走下坡路的各家舞廳顯得比平時熱鬧些,雖然不像從前那樣舞客盈門,但畢竟比平時的“溫吞水”狀況要好得多。這天“仙樂門”的營業時間結束得比平時晚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也就是元旦淩晨兩點過後才送走了最後一批舞客。舞女卸妝的時候,任老板和賬房張先生、領班清點賬款、舞票,給下班的舞女結算各自的收入,當場發了鈔票。一幹舞女拿到了比平時多一倍的報酬,無不喜上眉梢,正準備跟任老板道“拜拜”趕緊回家時,雜役老李匆匆出現在賬房間門口,叫聲“先生”,把一個折疊成梅花狀的紙條遞給任芝貴。
任芝貴接過紙條:“這是誰給我的?”
老李說:“不是誰給您的,是我在打掃舞廳時從沙發下麵掃出來的。我估摸興許是哪位來跳舞的先生不留心從口袋裏掉落的吧。”
任芝貴打開紙條,隻見上麵寫著:“蓮花,我很珍惜您和以前的那段幸福的時光,不知是否可以重溫一回?請您考慮。謝謝!鑫於即日。”
任芝貴看紙條的時候,站在他側後邊的舞女領班白小玫踮起腳尖,視線剛好越過任芝貴的肩膀,把紙條上的字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嗤嗤”笑出聲來。她這笑聲,絆住了急著想離開的其他舞女的腳,都問她看見了啥。任芝貴沒等白小玫張口,就把紙條上的字讀了一遍,讀罷,有點兒不以為然地問:“不就這麼一句話嗎?白小姐你笑什麼呢?”
白小玫問:“先生您說這張紙條是寫給誰的?”
任芝貴搖頭:“咱‘仙樂門’沒有叫蓮花的呀,應該不是寫給咱這裏的人的。”
白小玫說:“看來先生您平時對咱們這些姐妹了解得不夠,大夥兒說是嗎?”
立馬有兩三個舞女笑著附和。任芝貴正覺奇怪間,有個叫宋靜芬的舞女開腔道:“先生可能不知道,史姐的乳名就是蓮花,她是陰曆六月出生的。”
任芝貴恍然:“原來是留給史小姐的。史小姐今天沒來上班,那人要想給她留字條,應該交給賬台呀,怎麼扔到了沙發底下?”
白小玫說:“我看那人有點兒心虛。他把紙條留在沙發底下,料想舞廳營業結束打掃時會被人發現,然後轉給史姐。隻怕根本沒他所說的那段什麼‘幸福時光’,而是為了給史姐抹黑!”
任芝貴說:“現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婦女翻身作主人,關於這方麵的事兒咱們就不要亂議論了。這張紙條,要不就請宋小姐給史小姐捎去吧,聽說你跟她住得很近,順道吧?當然,不能說我們認定是留給她的,就說老李打掃時發現了這張條子,我讓你捎給她,問一下她是否知道落款的那個‘鑫’是誰。”
宋靜芬跟史紅瑛住得確實很近,就是一條巷子的對麵鄰居。兩人都是蘇北人,寶應同鄉,不過宋靜芬來南京謀生前兩人並不相識。抗戰勝利那年史紅瑛成為“仙樂門”的股東後,宋靜芬才應聘舞女。任老板對她不是十分滿意,但史紅瑛一聽那口家鄉話,立刻拍板說這個妹妹我收了!因此,宋靜芬對史紅瑛一直心懷感激。兩年前,她嫁了個鰥夫,婚事還是史紅瑛相幫張羅的。至於兩人成為近鄰,那是宋靜芬的丈夫老羅給史紅瑛介紹的房子,史紅瑛對這個居所很是滿意。
宋靜芬回家時已是三點,尋思史紅瑛肯定已經睡熟了,不便敲門。她的丈夫老羅原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刑警,南京解放後,經甄別,雖無欺壓百姓、強橫霸道之類的劣跡,可他是國民黨員,所以沒有留用。失業三個月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長江客運碼頭當保安。那個工作是早晚兩班製,這段時間,正輪到老羅上早班,五點鍾就得到碼頭。因為家離得遠,路上騎自行車就得一個多鍾頭,所以宋靜芬回家時丈夫已經起床了。宋靜芬把紙條的事告訴丈夫,還拿出來給他看。老羅瞥了一眼,並不感興趣,倒是對妻子後頸部一顆綠豆大的癤子有些擔心,說不能任其長出來,那個位置上長瘡癤是很凶險的,俗稱“對口瘡”,弄不好會有性命之虞。說著,就找出碘酒、棉球棒給妻子擦拭。擦完才發現火油爐上煮的牛奶眼看就要開鍋,驚叫一聲,扔下棉球棒就去關爐火。
老羅把牛奶倒在杯子裏,又切了兩片麵包,中間夾上紅腸,端到桌上讓妻子吃夜宵。就在這時,老羅看到桌上的東西,不由發出一聲輕輕的驚叫:“咦——”
怎麼呢?原來,老羅剛才手忙腳亂,隨手把用過的那支棉球棒一扔,正好扔在攤在桌上的紙條上,紙條的空白處顯現出淡藍色的字跡。老羅是國民政府中央警察學校的畢業生,接受過正規刑事偵查訓練,平時也喜歡看一些偵探小說,知道碘酒可以顯示用某種密寫藥水寫在紙張上的文字。當下,他二話不說,立刻取過一支新的棉球棒,蘸了碘酒,輕輕擦拭那張紙條其他空白處。稍停,空白處顯示出兩行淡藍色的字跡,他一看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氣:“嗬——不得了啊!”
這兩行文字是:“所報方案經報請上峰審議,認為可以一試。所需經費、器材,籌措後照數撥給”。
即使是跟警務工作從未有過接觸的文盲宋靜芬,聽丈夫給她讀了一遍後,也是臉如土色:“這肯定是敵特分子在秘密聯絡啊,看來他們要搞破壞!這……難道……難道史姐是特務?”
老羅說:“這就不是你我眼下考慮的問題了,看來得立刻去公安局報告。我這一去公安局,上班就要遲到了。”
不過,這當兒也就顧不上遲到不遲到了,趕緊報告要緊。夫妻倆一個剛下班顧不上休息,另一個則是顧不上上班了,立刻出門,冒著凜冽的寒風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分局。
這張紙條引起了足夠的重視。次日元旦,主管政保線的分局張副局長原是輪到休息,但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從住處趕來了,叫齊了政保科正副科長、指導員和市局下派各分局輪流蹲點調研的正科級偵查員侯健坤,聚在一起對紙條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這張紙條確係敵特分子留在“仙樂門”的,至於是故意放在沙發底下等候那個“蓮花”來取,還是不慎遺失後被人無意間踢入沙發底下的,目前還不清楚。鑒於“仙樂門”並非白下分局的管轄範圍,白下分局無權決定是否立案調查,按照工作紀律,立即上報市局(其時全稱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當天上午十點,市局下令,由“仙樂門”所在區的鼓樓分局組建專案組對該紙條相關情況進行調查,市局政保處偵查員侯健坤提前結束在白下分局的蹲點調研,前往鼓樓分局該專案組擔任顧問。鼓樓分局的專案組一共有四名偵查員,由齊明德擔任組長。說來也巧,同是來自解放區的侯健坤、齊明德相互熟識,齊明德參加公安業務培訓班時,侯健坤還給他們這班學員講過課。二人一見麵,自是十分激動。說笑片刻,大家一起坐下來分析案情。
不料,幾個人剛把那張紙條小心翼翼地傳閱了一遍,還沒開始分析案情,忽然傳來消息說“仙樂門”昨晚遭竊,要求分局出警。齊明德、侯健坤不約而同交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眼色,侯健坤說:“隻怕此舉跟那張紙條有關係呢,咱們去看看。”
二、淩晨竊案
專案組五人趕到舞廳時,鼓樓分局刑偵隊派出的三名刑警已經勘查過現場了。確切地說,“仙樂門”竊案應該是今晨發生的,因為舞廳結束營業時已是淩晨兩點多。最後離開的是任老板、賬房張先生和雜役老李,門是老李當著任、張兩人的麵鎖上的,一共有兩道——裏麵的玻璃推拉門和外麵的鐵柵欄門,都以鐵鏈係住,再扣上一把大銅鎖。這種防範對於尋常竊賊來說,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估計光顧“仙樂門”的那小偷本領平常,對付不了那兩把大銅鎖,是攀爬天窗進入現場的。天窗玻璃已被打碎,刑警在窗框上發現了手套的印痕,不知是案犯用於防寒的呢還是不想留下指紋。窗框上還留下了清晰的繩索係吊重物的勒痕,估計案犯是打碎天窗玻璃後,把繩索係在窗框上,順著繩索進入現場的,作案後又抓著繩索攀爬而出。
刑警向專案組偵查員介紹了勘查現場的情況。案犯在舞廳的賬房、舞客休息區、舞女更衣間、洗手間都留下了腳印,說明到過這四處;從腳印判斷,這是一個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間的男子,較瘦,步履靈活。賬房間的寫字台、舞女的更衣箱都被撬開,損失情況容待舞廳老板、賬房先生和一幹舞女各自清點後方才可以統計出來。發現舞廳出事的是雜役老李,他每天都是第一個前來舞廳上班,通常是中午十一時許抵達,開門後,打開窗戶透氣,生好煤爐,燒開水,打掃房間。這些活兒幹完,老板、賬房先生和舞女也就陸陸續續都來上班了。今天也是這樣,哪知進門一看,情形不對,於是立刻給分局打電話報警。
刑警介紹情況時,任老板等人都來上班了,清點下來,賬房間任老板和張先生的寫字台抽鬥被撬,大約上百萬(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兌換比率為一百比一,下同)鈔票被竊;舞女更衣櫃全部被撬開,但因都未放錢鈔和值錢物件,僅有五件質地較好的衣服被竊。
專案組偵查員對已被勘查過的現場作了複勘,這一查,果然有了發現。“仙樂門”的廚房二十來平方米,刑警先前勘查現場時,隻在廚房門口站著往裏看了看,廚房地板擦拭得一抹光,別說腳印了,連豆粒大的零星雜屑都沒有。再說,其時刑警已經勘查過賬房間和舞女更衣室,對竊賊潛入舞廳的目的基本定了性——這廝是為錢財而來,而廚房裏並無錢財,隻有少量殘羹冷飯,所以應該是“過門不入”。
而對於專案組偵查員來說,其想法就不同了。他們是特地為調查有敵特嫌疑的密函而來的,調查工作剛剛啟動,八字還沒一撇,因此腦子裏沒有框框。他們隻覺得“仙樂門”的事兒似乎有點兒過於碰巧。昨晚同時發生了兩樁案件,先是密函,然後是盜竊,而在這之前經營了二十八年的這家舞廳從未被竊賊光顧過,這不是有些奇怪嗎?可是,如果讓他們說出奇怪在哪裏,卻又沒有頭緒。
因為沒有頭緒,所以此刻複勘現場就如同黑夜行路、瞎子摸象一樣,需要一步步地摸索著來。偵查員徐冬生進入廚房後,地麵就不去留神了,確實沒有任何痕跡。可是,地板上沒有痕跡並不等於其他位置也沒有痕跡,小徐隻稍一俯身,便見桌子上有幾個不太明顯的指頭印痕,跟舞池上方天窗玻璃上的一模一樣,也是戴著棉紗手套留下的。一轉眼,又發現角落裏的水池旁邊倒豎著拖把。小徐心裏不禁一動,過去一摸,拖把是濕的,還能夠擰得出水。徐冬生腦子裏倏地閃過一個念頭:難道廚房地板是竊賊擦拭的?
正這麼想著時,另一偵查員蔣天飛來了,徐冬生跟蔣一說這個推測,蔣天飛二話不說便去找垃圾桶。那個垃圾桶放在煤爐邊,本是個空火油箱,裝上拎襻,廢物利用,改成了垃圾桶。隻見桶裏的垃圾堆得有些蓬鬆,而且是一邊高一邊低,全然不似正常打掃衛生時從畚箕裏傾倒進垃圾桶後形成的樣子。
偵查員當即把雜役老李喚來,讓他看了垃圾桶,老李說瞧這樣子確實不是從畚箕裏倒進去的。又問拖把怎麼是濕的,老李更不清楚了,隻記得昨晚因為舞廳營業結束得晚,所以他沒打掃廚房,隻把眾人晚餐後留下的餐具洗了洗,想今天上班時再打掃的。
偵查員隨即對廚房地麵進行勘查,結果發現地板與牆壁之間的縫隙裏有垃圾細屑,用回形針挑出來仔細分辨,是幾根魚刺和青菜殘渣。老李說昨天晚餐菜肴中有魚,也有小青菜,青菜有些黃葉,他幫廚娘處理時摘掉了一些。這些都是扔在垃圾桶裏的,怎麼鑽到縫隙裏去了呢?
偵查員分析,昨晚潛入舞廳的那個竊賊曾進入廚房,把垃圾桶裏的垃圾傾倒在地板上,從中翻尋過東西。他想尋找什麼?答案隻有一個,就是被雜役老李打掃衛生時從沙發底下掃出來的那張紙條——密函!
專案組臨時征用了“仙樂門”的賬房間,五位成員對昨晚的案情進行了複原。估計情況大致上是這樣的——
敵特以舞客身份前來“仙樂門”,想把密函遞交給下家,這個下家有可能是舞廳人員,比如舞女、侍者、老板、賬房、雜役(新中國成立後,舞廳已經不需要以前必不可少的“抱台腳”即保鏢了)中的某一位,也可能是光顧“仙樂門”的哪位舞客。可是,這份密函卻未能成功遞交。也許是在跳舞時不慎把密函丟失了,又被人在不經意間踢進了沙發底下。該舞客當時並未察覺,在散場離開“仙樂門”後方才發現。當時的情形,顯然已經不允許他重返舞廳去尋找了,隻好采取“入室盜竊”的手段潛入“仙樂門”。他先在舞池附近尋找,無果後又想到了廚房的垃圾桶,琢磨著也許是被雜役打掃掉了。為了掩蓋自己的作案目的,在離開廚房時,他用拖把把地板擦幹淨。至於撬竊賬房間、更衣室,那純是為了把“入室盜竊”的把戲演得更逼真一些。
專案組議到這當兒的時候,舞廳雇傭的專門燒飯燒開水的廚娘上班來了。她帶來了一個消息,說剛才經過前麵那條巷子時,看見一群人圍著巷口的垃圾箱議論紛紛,她喜歡看熱鬧,湊近去一看,竟是有人在垃圾箱裏發現了一包衣服。廚娘剛說到這裏,忽然注意到四周圍著聽她說話的舞女、侍者等神色不對,便問“你們都怎麼啦”,這才知道舞廳昨晚遭竊了。廚娘如夢初醒,說怪不得,他們打開那個包袱時我看著裏麵的那幾件衣服有些眼熟,沒準兒就是這裏被偷的吧?
這一說,有舞女忍不住就要奔出去看個究竟,被任老板喝住,說公安局同誌正在調查,隨時有可能傳我們中的哪一位去問話,包括我和張先生在內,暫時都不要離開,直到公安局同誌調查結束為止。說罷,轉身去賬房間向裏麵的偵查員反映了這個情況。專案組長齊明德便讓任老板派人去把那包衣服拿來看看。
衣服拿來後,那幾個丟失衣服的舞女都認領了。於是,剛才專案組作出的偽裝入室盜竊的判斷就有了一個有力的佐證。當然,竊賊從賬房間竊得的錢鈔是不會扔掉的。專案組接著分析,偽裝成舞客的那個敵特來“仙樂門”,是想把密函傳遞給哪個下家呢?
偵查員之前已經從宋靜娟夫婦口中知曉,“仙樂門”的“股東舞女”史紅瑛的乳名叫“蓮花”,但此女是否敵特的下家尚難判斷,總不見得光憑一個乳名就把人家當敵特分子吧?經過一番討論,五位偵查員認為,所謂“蓮花”不一定具體指某個人,不過隨手拿來用一下而已。當然,也有可能接收密函的那位確實叫“蓮花”,而且就是“仙樂門”舞廳的某個成員——多半是舞女。從另一角度來分析,那個敵特之所以來“仙樂門”傳遞密函,就是為了神不知鬼不覺,而要做到這一點,在舞廳這個特定場所,當然應該利用下舞池翩翩起舞之際傳遞密函。其時燈光昏暗,樂聲悠揚,與舞女相依相偎,正是傳遞密函的最好機會。所以,那個下家應該是舞女。
以當時的行業規矩,舞客進入舞廳,先買舞票,每跳一曲給舞女一張舞票(也可以給數張),舞女最後是憑舞票跟舞廳拆賬分成的。舞客隻能跟該舞廳的舞女跳舞,否則,舞廳會立刻將其驅逐,甚至由“抱台腳”出場將違規者痛毆一頓。新中國成立後,舞廳沒有“抱台腳”了,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把人趕出去算數,如中間發生糾紛,那就由派出所民警處理。這時候,民警通常都站在舞廳一邊,因為舞廳是按照行規合法經營,而行規則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
由此,偵查員認為那個敵特肯定是來跟某個舞女見麵傳遞密函的。不過,他一定感到非常遺憾,因為他未能成功完成使命。為何沒有成功?不可能是因為沒有機會。舞客隻要買了舞票,就有權邀請該舞廳中的任何一位舞女下場跳舞,舞女隻要不是正在跟別的舞客跳舞,就不得拒絕,也不得對看不入眼的舞客冷眼相待,這是職業道德,也是行業規矩。當然,舞女是分高、中、低三個檔次的,每個檔次的舞票價格不同,要接受高檔服務,那就得付出高檔次的服務費。既然如此,剩下的可能就隻有一種——敵特並沒有見到接收密函的那個舞女。
12月31日晚上,“仙樂門”有哪幾位舞女沒有來上班呢?偵查員喚來賬房張先生一問,隻有一個——史紅瑛。到這當兒,專案組就不得不把密函上明碼寫著的那個“蓮花”跟史紅瑛聯係起來考慮了。
“仙樂門”此刻在場的十五名舞女逐個被專案組喚入賬房間談話,不問別的,單問史紅瑛平時在舞廳的情況。十五個舞女一一問下來,偵查員覺得史紅瑛還真有些可疑——不止一個舞女發現,在跳舞時有舞客往史紅瑛的口袋、懷裏塞過什麼東西,具體是什麼沒人看清,由此偵查員估計那東西體積很小。但不可能是舞票,舞客通常都是在每曲跳完之後,將舞女送回休息區座位時公開給舞票的。舞女一般也希望這當兒給舞票,因為這時燈光大亮,眾目睽睽之下,如果舞客給的舞票不止一張,而是數張甚至一把,那對於她來說乃是一種榮耀。所以,舞客塞給史紅瑛的不會是舞票,隻可能是鈔票,或者類似這次發現的紙條一類。
偵查員根據一幹舞女所說的情況,認為是紙條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塞鈔票的話,該舞客必有所圖,不可能塞一次就結束,肯定要趁熱打鐵連續出擊。通常的做法是先塞鈔票,再邀約散場後外出吃夜宵,然後就有兩種發展方向:一種是對付中低檔舞女的,直截了當提出隨其去開房間或者回住所;一種是對付高檔舞女的,那就不能直截了當了,得“慢火細燉”,一點點加溫,不止是鈔票,還得一次次贈送皮鞋、化妝品、服飾,出手最大方的,比如當年國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與舞女張某交往時,還以轎車、洋房相贈。在這段時間裏,繞不過的一步通常是除了自己每夜前往舞廳將該舞女包下一場場狂跳之外,還得邀請一班朋友前往捧場,有門路的還會請新聞界撰文吹捧。
偵查員調閱了“仙樂門舞廳”自南京解放以來八個月的舞女拆賬記錄,發現史紅瑛的伴舞票價雖然是第一檔的,但邀其伴舞的舞客數量卻並不很多,在該舞廳五名列入高檔票價的舞女中名列第三;另據其他舞女所說的情況來看,近期並無哪一個或者哪一夥舞客專邀史紅瑛下場跳舞。因此,專案組認為舞女所反映的給史紅瑛塞東西的舞客應該不是平時那類“必有所圖”之流,而是向其傳遞密函的敵特。如此看來,史紅瑛有可能是敵特組織的秘密交通員。這跟專案組之前敵特沒有見到接收密函的舞女的判斷也相吻合,因為史紅瑛那天沒去“仙樂門”上班。
三、舞女猝死
專案組決定傳訊史紅瑛。那時的司法程序不如現在規範,傳訊證是有的,但不帶傳訊證立刻施行傳訊也可以。專案組沒有時間開傳訊證,一行五人當即前往白下區尚書裏史紅瑛寓所。
可是,史紅瑛不在家。問鄰居彭嫂,說上午看見史小姐從外麵回來,提的菜籃子裏裝著魚肉和冬筍、白菜等。這天是元旦,她顯然是準備在家請客。不過,也就一會兒工夫,就看見她匆匆忙忙出去了,還拜托說她的被子曬在旁邊的空地上,回頭陽光轉移了,請相幫移動一下。
另一個鄰居老宓證實史紅瑛確實出去了。當時老宓正好騎著自行車從外麵回來,行至解放路、尚書裏交叉口時,正好看見史小姐站在路口揮手叫停一輛馬車,登車而去。
這話放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有些讀者可能不明白。馬車?像解放路、尚書裏這樣的地段可以通行馬車?你沒弄錯吧?是的,沒弄錯,確實是馬車,而且是掛車牌執照的客運馬車。這是民國遺留下來的南京城裏的一景。不過,老宓當時沒留意那輛馬車的牌照號碼。專案組隻好向非機動車營運行業公會求助,請該公會相幫了解上午十時許有哪輛營運馬車在解放路、尚書裏交叉口載過史紅瑛那樣的一位乘客。
下午四點多,行業公會查到了那輛載運史紅瑛的馬車,車夫老顧說那個女乘客是在中華路“大德旅館”下的車。偵查員往“大德旅館”打電話,詢問午前是否有這樣一個女性去過該旅館。旅館賬房翻閱了旅客登記本,說是不是“仙樂門”的史紅瑛小姐啊?她住在204房間。偵查員報了身份,請賬房協助看住她,千萬不能讓她離開旅館。如果有訪客,也想辦法留住。
五名偵查員趕到“大德旅館”,賬房介紹,史紅瑛是上午十一點前入住該旅館的。她本人沒有登記,之前大約兩個小時,有一中年瘦高個兒男子前往旅館為她登記,向賬房出示了蓋有“仙樂門舞廳”店章的一份證明。偵查員問,史紅瑛入住後,是否有人來找過她?那個年代,中檔以下旅館都是不設專門服務台的,值勤茶役除打掃衛生、燒水倒茶之外,還負責迎賓;而登記、安排客房、收費就是賬房先生的活兒了。賬房先生終日待在賬房間,晚上也住宿其內,所以對是否有人來訪、訪的是誰都是一清二楚的。現在,賬房先生告訴偵查員:“沒有人來找過她,她也沒有出去過。”
偵查員讓茶房上樓去叩門,房內無應答;敲門加呼喚,仍無聲響。一幹偵查員意識到情況不妙,果斷破門而入。冬日天黑得早,五點多時室內已經一片黑暗。打開電燈,隻見史紅瑛斜倚在房內那張雙人沙發靠近窗戶一側的扶手上,低垂著腦袋,垂下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猶如一塊厚實的黑色天鵝絨遮掩住整個臉部。偵查員徐冬生上前伸手輕輕碰了碰她,說:“都硬了!”順手撩起她的頭發,露出那張慘白夾雜著青灰色的臉龐。盡管五個偵查員誰都沒見過史紅瑛的真容,但上午去“仙樂門”勘查現場時,大夥兒都看到過舞廳門外海報櫥窗裏貼出的那五個“本廳台柱”的大幅照片,其中就有史紅瑛。此刻一看,立即認定死者確是史紅瑛本人。
這天是元旦,法醫在家休息,市局派去接的汽車司機又開錯了路,耽誤了一些時間,等法醫趕來時,偵查員已經差不多完成了現場勘查。殯葬車遲遲未到,專案組就接受法醫的意見,跟旅館方麵協商後,在旅館後院的一間堆放雜物的庫房裏騰出一塊空間,架起一塊門板,拉上電燈,作為解剖屍體的工作場地。解剖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死者係中毒身亡。旅館房間裏遺留的熱水瓶、茶杯以及裏麵喝剩的殘茶都被偵查員帶走,送往市局技術室進行技術鑒定,繼而在茶杯的殘茶中發現了劇毒成分。
鑒於史紅瑛臨終時神情平和,衣衫整潔,房間裏沒有搏鬥的痕跡,對她的死因可以有兩種推測:自殺和他殺。專案組對此進行了討論,最後排除了自殺的可能。史紅瑛之前還去菜場買了遠比平時多得多的魚肉蔬菜,準備在家中請客,歡度元旦,沒有理由突然改變主意,不但晚上的請客歡聚計劃取消,連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而且她不是死在自己家裏,而是雇了馬車從住所趕到旅館,事先還讓人拿著舞廳證明預訂了房間。種種跡象表明,史紅瑛應是死於他殺。
偵查員根據法醫解剖、技術鑒定以及現場勘查、向旅館了解到的情況,對史紅瑛入住“大德旅館”後發生的事情進行了虛擬還原——
上午,那個中年男子持蓋著“仙樂門舞廳”店章的證明前往旅館給史紅瑛訂了一個房間。辦理登記手續時,賬房先生因對方手續齊全,所以什麼也沒問。預付了一天的住宿費後,來人提出要去房間看看。於是茶房領其上樓。那男子看了房間裏的一應設施,沒說什麼,臨末拿起沙發茶幾上的茶葉筒,打開看看,聞聞,說這是炒青,而且是秋茶,不咋樣,問是否有好一些的茶葉。茶房說先生抱歉,敝號就準備了這樣一種茶葉,是從夫子廟“六品香茶莊”買來的。對方笑笑,說還“六品香”呢,我隻聞聞就知道不是好茶,一股青草味兒。早料到你們沒有什麼好茶葉,我自己準備了,回頭讓史小姐喝這茶——說著,他把茶葉筒遞給茶房,變魔術一樣手一晃,從身上掏出一個一兩裝的茶葉紙盒放在茶幾上。這茶房自十六歲學生意到現在,已經在這一行幹了三十個年頭,練就了一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吃飯本領,卻也沒看清對方那茶葉盒是從哪裏掏出來的。
那男子留下茶葉後就離開了,臨出門前,對賬房先生和茶房說:“那就這樣了,一會兒史小姐自己會過來的。”
男子離開後不到一小時,一輛客運馬車就在“大德旅館”門前停下,茶房出去迎客,從馬車上下來的正是史紅瑛。茶房把她引領進房間,隨即送上去一個熱水瓶,指著茶幾上的那個紙盒告訴對方,這是剛才給您預訂房間的那位先生留下的,他說敝號的茶葉是秋茶,可能不合史小姐的口味。史紅瑛微微一笑,點頭致謝。茶房剛要離開,被史紅瑛喚住,掏出一張一萬元鈔票遞給他,說是小費。茶房婉言拒收,說解放了,勞動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新社會新風氣,敝號響應行業公會的倡議,已經停止收小費了,謝謝小姐。
茶房下樓後,賬房彭先生問他:“剛才上樓的那位小姐,你知道是誰嗎?”茶房說不認識,頭一回見。彭先生說,當年孔二小姐持槍闖入“仙樂門”,差點兒把空軍少校打死,就是因為她。茶房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自然聽說過此事,卻從未見過史紅瑛。當下不住咋舌,說怪不得這麼漂亮!彭先生當年也是舞廳常客,買過頭等舞票和史紅瑛跳過數支曲子,見茶房大驚小怪的樣子,不由微微一笑:“今天史小姐是素顏淡妝,家常便服,如若你看見她當年下舞場時的那副模樣,隻怕眼珠子都轉不動了。”
專案組分析,如果此前“仙樂門”發現敵特密函一事果真與史紅瑛有關,目前的情況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釋——
昨晚敵特傳遞密函不成,離開舞廳後又發現密函丟失,不得不冒險采取夜盜“仙樂門”的下策。可是,潛入“仙樂門”一番尋找的結果令其大失所望。這樣問題就大了,如果密函被舞廳方麵發現,史紅瑛就麵臨著暴露身份的危險,一旦她失風落網,很可能會供出整個組織。於是,敵特方麵決定采取一了百了之法,將史紅瑛滅口了事。他們派人在“大德旅館”訂了房間,然後通知史紅瑛火速前往該旅館。史紅瑛嗜茶,即使在舞廳伴舞時,也是每跳一曲下場後必飲茶。所以,她進入旅館房間後,立刻自己動手沏了一杯那個中年男子留贈的茶葉,結果一命嗚呼。
離開“大德旅館”,專案組立刻前往尚書裏史紅瑛的住所搜查。史紅瑛租住的是一座三層樓房中位於二樓的小套房,有客廳、臥室、廚房和衛生間,這在當時已經算是“準豪華型”了。看得出,她平時很講究整潔,家裏收拾得清清爽爽,所有物品都擺放得很整齊。搜查下來,除了發現有半本蓋著“仙樂門舞廳”店章的空白證明外,沒有其他可以和案件聯係起來的東西。偵查員還特別留意了那個裝滿魚肉蔬菜的竹籃子,甚至把那條三斤多重的青魚肚子也剖開查看過了,並無異物。
上午專案組組建時,麵臨的問題是要認定並追查“仙樂門”發現的敵特密函的傳遞情況,如確認係敵特交通員傳遞給舞廳某個人員的,那就控製此人,然後順藤摸瓜。了解偵查工作的人都知道,這種調查由於範圍小,所涉及的調查對象也少,通常是比較容易發現線索的。在當天的實際工作中確實也是這樣,很快就排查出了疑犯史紅瑛。可是,眼下的情況就不同了——疑犯被滅口,繼續追查的線索斷了。
專案組長齊明德向顧問侯健坤請教:“現在該怎麼辦?”
侯健坤說了一個字:“等。”
“等?等什麼?”
這回侯健坤說了兩個字:“市局。”
齊明德恍然大悟。史紅瑛被滅口之事已經向市局政保處領導報告,領導肯定會考慮增派人手。從案件管轄地來說,“大德旅館”屬於白下區,按理,市局應該通知白下公安分局調派偵查員前來參加專案偵查。如果現在絞盡腦汁分析案情,一會兒新力量來了,而且有可能是替代他這個組長的,那就還得把分析的情況詳詳細細地向人家介紹。如此,倒還不如先休息片刻,待新成員來後一起分析案情。於是,齊明德說今晚就到此為止吧,大家休息,明天上午再說。
次日上午,誠如侯健坤估計的,專案組一上班就接到市局命令,專案組增加白下分局政保科派來的康傑民、鄭福厚、宋三獻三位同誌,其中康傑民擔任副組長;專案組駐地仍設於鼓樓分局。
充實新力量後的專案組用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時間分析案情,討論偵查方案,最後決定從以下兩個方麵著手開展調查:一是順著那個中年男子預訂房間所使用的“仙樂門舞廳”的那紙證明進行查摸,指望能夠發現線索;二是調查敵特是通過什麼方式通知史紅瑛前往“大德旅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