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複調”創作及其時代變遷
學術論壇
作者：鍾麗茜
[摘 要] 隨著當代文化多元性的增強，藝術的“複調”性也日益明顯，自20世紀前期以來，“複調”性創作追求從文學擴散到其他各類藝術中。影視藝術由於其鮮明的集體創作特性，更易呈現出“複調”特色。膠片時代影視藝術的文化多元性主要依賴創作前期的編、導合作；進入數字時代後，由於數字化作品的易於流傳、便於改寫，受眾可以在創作中期和後期介入對作品（理論上無限次）的改製，因此數字影像的“複調”創作空間將更為宏闊。
[關鍵詞] 數字影視；“複調”藝術；多元文化
“複調”一詞，原本是音樂術語，指9世紀起產生於歐洲的一種音樂體裁，與通常樂曲的“主旋律與伴聲”模式不同，它的各個聲部不分主次，兩條以上的獨立旋律層疊行進，形成良好的和聲關係。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美學家巴赫金將這一概念引入文學領域，他慧眼獨具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讀出了一種新的“聲調”：作者本人的意念不再是一種高高在上、統領著所有角色的情感意誌的“獨裁”意識（猶如主旋律與和聲伴奏的關係）；作者與小說中的人物各自都有獨立的意識與立場，展開眾聲齊鳴的對話與爭論，此即“複調小說”。巴赫金認為，“複調”特征是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的重大差異——古典小說一般來說都是“獨白”式作品，以作者的個人立場和意誌統領全書，“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而在現代小說裏，一部文本中卻可能出現與作者意識歧異甚或對立的觀念意識，“眾多地位平等的意識及其各自的世界結合為某種事件的統一體，但又互不融合”[1]3。
“複調”作品的出現既與藝術觀念的更新有關，更與西方現代社會文化觀念多元、思想派別叢生、藝術視角多樣等深層因素有關——進入20世紀後，傳統文化崩解分裂，藝術家與其受眾不再共處於某種大一統的信仰或意識形態之下，作者的“獨白”氣勢也就自然衰退。巴赫金斷定複調式的文學創作才是具有現代性的，並且預期“複調”作品將在未來蔚然壯觀。果然如此，20世紀文藝創作中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複調”齊鳴現象，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開始謹慎地回避自信霸氣的“獨白”式寫作，而力圖在一部作品中體現多種立場、多種視角、多種觀念的合鳴，吸納社會語境中的眾多聲音，並努力將其多元共生甚至衝突碰撞的姿態展現出來，形成複雜的交響。時至今日，這一著名的“複調”論已成為當代美學的基本概念之一，並且其具體體現早已不限於文學領域，而擴散到諸多藝術門類（如電影）中去。在《罪與罰》《喧嘩與騷動》《恥》《金色筆記》等小說中，在《羅生門》《通天塔》《撞車》《穿越國境》等電影裏，我們都能聆聽到“複調”文化的多聲部鳴響。
從創（製）作技術流程來看，影像作品其實天生具備某種“複調”的可能性，甚而比文學創作更宜於呈現複調特征。雖然這種可能在多數時候未能成功實現，甚至常常出現相反的“抹平”差異的現象，但從理論層麵和部分例證來看，影視創作仍然存在著某種產生“多元複調性”的先天優勢。
電影的集體創作與“複調”可能性
眾所周知，電影創作通常都是集體創作（隻有少數短片可以獨立拍攝）。影像藝術與之前許多其他門類的藝術（如文學、繪畫、音樂等）在創作流程上的顯著差別亦在於此：文學家、美術家和音樂家的創作條件較易營構，其必備工具也比較簡單，隻需紙張筆墨、顏料或樂器等即可進行獨立創作，藝術家個人的思想與技藝能夠獲得鮮明飽滿的呈現。因此，傳統的美學觀念也一直將“藝術個性”“個人風格”視為優秀作品的必備品質。但是電影這種“奢侈”的藝術麵世後，個人創作就幾乎不可能了——一般情況下，一部電影都必須經過漫長的創作、製作環節，非一人之力可為，需要眾多的編創和技術工人組成一個群體、經過複雜的構思和技術合作方能完成。這一特征與“複調”創作形成了某種天然關聯：假如說單個作者努力追求複調性是有困難的，那麼，影視創作的複雜團隊及其多人合作的創作流程，則天生具備產生“複調”性的某種可能。
以電影為例，目前全球製片製度最成熟的當屬美國影片，尤其是好萊塢電影。典型好萊塢影片的製作流程通常如下：製片人拿到（或設想出）一個好故事架構，找來導演、編劇（可能不止一位），一同商量增刪，將故事建構、修改至完滿，再改寫成精細的分鏡頭劇本；隨後各路技術人員加入，美工道具服裝等籌備齊全，演員到位開始表演與攝像；待全部鏡頭拍完，剪輯師接手，將膠片（或數碼文件）進行剪接連綴，再配上聲響、音樂等，最後形成音畫合一的拷貝（或數碼文件），創（製）作才算完成，可以進入院線上映。
據好萊塢電影宣傳家或許有些誇張的渲染，“攝製一部美國影片竟需要動員246種不同的行業”[2]5，可見其合作團體之龐大。其中，與“複調”特征相關的主要集中在編劇、導演、製片和剪輯幾類人員——確切地說，即能決定影片的政治立場、文化觀念、社會意識、藝術特色的參與者。
從表麵上看，多人合作的創製流程中，由於每個創作人員各有自己的觀念與偏好，各自發出自己的“聲音”，便會使整部作品形成“合唱”。但事實上在大量的影片創作過程中並不一定順利地出現這種情況，現實創製過程呈現出兩種相反的極端情形——一種是抹殺個性、抹平差異去遷就大眾口味；另一種才是理想意義上的多音齊鳴、複調共存。
傳統的好萊塢製片廠製度下，出現了大量迎合大眾口味的“類型化”電影，此類電影中的平庸之作通常就是“多人合作抹殺藝術個性”的例證。在這樣的集體創作中，首先，劇本寫作往往由多位編劇操筆——有的負責主要故事架構，有的負責情節的起伏轉場，有的負責添加插科打諢的幽默對話，等等。《好萊塢電影機製研究》中甚至提到，20世紀初好萊塢大製片廠時代，“當時編寫一個台本要用50個左右的劇作家，當拍攝計劃一旦確立，劇本編寫小組便開始更細的分工，比如可能有的擅長寫人物對白，有的善於寫場景，或者有的善於寫愛情戲，有的善於寫心理戲等，一個劇本經過如此眾多人的勞動，然後加以組裝”。在這樣的流水線生產中，“決定著一部影片整體風格的重要環節被分解了……生產機製幾乎成為一個‘均質器’，把影片的個人風格通過分解和組合變成了一種最為均質化的東西。它是對創造性和獨特性的最大限製，容易使好萊塢大製片公司的影片走向平庸”[3]55-57。由於過度關注大眾的共同口味，極力追求票房數字，這種集體創作所要做的是剔除小眾的、另類的、獨特的東西，力求端出一盤任何人都不反感的可口點心，這樣的操作流程導致的結果就是走傳統保守路線、按既有的類型片模式進行仿製創作，將創作水準拉平到一個人人都能悅納的水平線。因此，對這一製度，影評家們多有批評：認為這是藝術淪為“標準化生產”，是對“商業需求的屈服”“對個體技藝的腐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