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魏瑪共和國，被形容成一個典型的通過激烈的街頭暴力來增加政治忠誠度的國家。盡管官方發布了一個針對全德秘密警察機構的禁令，但建立在柏林的一個機構還是在暗中穩固地增長著勢力，“以阻止和檢舉……所有帶政治色彩的刑事罪行”。因此，當蓋世太保在普魯士成立時已經具備了管理的權力基礎和人員基礎。在此之前，德國所有事情都以民法規則為準則，但不久之後，一切都發生改變了。
長期以來，對於除德國人之外的觀察者來說，魏瑪共和國滅亡的痛苦應當是一個明顯的警示，但是德國人不這樣認為。直到1933年1月30日，當總統兼陸軍元帥的保羅·馮·貝內肯多夫·馮·興登堡——舊秩序的典型代表，會見來自奧地利的暴動煽動者、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時，人們才意識到距一戰結束隻有15年的時間。這一天希特勒獲得了德國總理的稱號，盡管在這之前興登堡總統之前曾輕蔑地宣稱，這個奧地利下士甚至一點都不適合擔任任何一個國家部長的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