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 太宗之死(2)
呂端大事不糊塗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問候起居，從皇太子、親王，到諸臣，都到佛寺去修齋，為太宗祈福。
就在這個期間，宣政使王繼恩決計謀立太宗長子趙元佐。他實在擔心現任皇太子趙恒的“英明”。於是找到參知政事李昌齡、知製誥胡旦來商議“大事”。幾個人就經常說一些太子的壞話。恰巧太宗的李皇後也不怎麼喜歡太子，而喜歡趙元佐。趙元佐和太子趙恒都不是她的親生兒子，而是李賢妃的親生兒子，李賢妃已經死去，李皇後大約是看到趙元佐的瘋癲，動了女人家家的惻隱之心，所以心理天平總是傾向於趙元佐。這個微妙的情感被王繼恩捕捉到，他以為這也許就是一個機會。於是在太宗病重期間，與李皇後故意不安排趙恒在太宗身邊。
但這個微妙的安排，卻被“大事不糊塗”的呂端到禁中問安時看在眼裏。他承認並讚賞寇準推動趙恒為太子的宏猷。現在太宗病重，太子卻不在身邊，此事蹊蹺，於是就在笏板上寫了兩個字“大漸”，令親吏送給趙恒。“大漸”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呂端傳導的信息是：父皇彌留之際，太子務必前來問安侍奉。但這位太子還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親王諸臣的祈禱中沒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無法推測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認為是昔日箭瘡發作。
太宗死時，趙恒不在身邊。
王繼恩跟李太後商議後，決計到中書去召宰輔來議論繼承人問題。這本來不是個問題，但現在李皇後和王繼恩要將問題提出來，是期待僥幸獲得宰輔支持。而當時最富名望的宰輔就是呂端。他們要議論繼承人問題，呂端是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必須重視。於是，王繼恩硬著頭皮來找呂端，說是要“議所立”，討論一下立什麼人做皇帝。
根本無須“議”的事，王繼恩要“議”！呂端頓時感到“嚴重的時刻”來臨了。他也頓時明了了眼下的格局。於是將王繼恩帶到書房，說是讓他看看太宗以前賜給他的種種“墨詔”，親筆詔書。而後，將他鎖在書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趕入宮中。
李皇後見宰輔來到，對他說：
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
皇上駕崩啦。按照宗法規定：長子應該有第一繼承權，這是合乎禮範禮法順理成章的事。現在，您看怎麼辦？
李皇後這十四個漢字，分量不輕。她試圖按照個人喜好，在王繼恩的推動下，“立長”，也即擁立太宗長子趙元佐。從宗法繼承視角看問題，不為無理。但趙元侃也即趙恒已經成為製度規定的繼承人；趙元佐則已經瘋癲，或假作瘋癲，常年沒有軍政作為；更重要的是：趙元佐並不希望踐祚——他對四叔趙廷美之死一直耿耿於懷；更對父親所作所為而導致的大伯趙匡胤後裔無緣於帝位心懷不滿。在這樣背景下，擁立趙元佐，實屬多事。
但呂端的回應分量更重，他說：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冊立太子，正是為了今天這個入繼大統問題。哪裏還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冊立意見！
李皇後聞言，知道宰輔這一關過不去，那就沒有了希望。於是，默然不語。
當天，趙恒在靈柩前即位。
但靈柩停在大殿上，皇後與皇帝一起臨朝接受諸臣拜賀，前麵置放了一道門簾。呂端在階下肅立不拜，請求將簾子卷起來，讓百官看到趙恒。他擔心王繼恩等人會將生米做成熟飯，萬一簾後不是趙恒而是其他人，諸官拜賀後，再試圖改變格局，又是一番凶險難測的麻煩。李皇後答應了呂端，卷簾。呂端走上台階辨認，確認簾後的繼承人就是趙恒，這才走下台階，率領群臣“拜呼萬歲”。
於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趙元佐不見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趙元佐。
真宗很敬重這個大哥。幾個月後，以趙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再次被複封為楚王，並允許他在家養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趙元佐府上看望他時，趙元佐說自己有病，堅決推辭不見，並說：“雖來，不敢見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來，我也不敢見你的！從此以後，兄弟二人終生沒有再見。
趙元佐如此反對太宗、反對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過將他貶黜、真宗則不但不貶，更多次存問。在後來幾十年的歲月中，趙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時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權力問題，平安生存，這在曆朝曆代中，是很罕見的。大宋帝國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較少、戾氣較少的時代，各類人等，生存在這個時代，很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王繼恩自知陰謀不成，局麵危險，於是又秘密委托一個大臣胡旦，在朝廷上為自己開脫，並做了一番褒揚之詞，還組織了文人給他寫“頌詩”。但真宗與呂端等人已經知道了他們往日的陰謀，這事不能裝糊塗，於是組織了“王繼恩專案組”，調查他的劣跡種種。
王繼恩遇能吏
王繼恩遇到了一個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時就對“法學”深有體會，太平興國五年（980）中第後，“釋褐”為地方的司法官員“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為國家最高法院的院長。真宗初立，即命他為吏部員外郎，後改為刑部。王繼恩的案子就由他來審訊。魏廷式有“嚴明”的口碑，他剛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傾險”的一麵，喜歡中傷誹謗。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視他的行為。由此人來審訊，王繼恩想推脫，難度太大。所以審訊很順利，史稱“逾宿而獄具”，一個晚上審理結果就出來了。王繼恩的罪責當然就有“謀逆”一項。
這罪過，要是在秦漢隋唐元明清，王繼恩之流就是一個大罪，必遭“族誅”，但真宗皇帝隻給予貶官、貶黜的懲罰。王繼恩降職，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朝廷內外的大臣僚屬，曾經與王繼恩有交結、密通書信者，一律不調查不審問。這事可以做成一場大獄，但在真宗時代，啥事沒有，就這麼過去了。
帝國有驚無險。
王繼恩被貶後，家產被沒收。清理他的財產時，發現了很多從巴蜀帶回來的“僭擬之物”，也即不應該屬於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繼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將其家屬接回京師，借給他們官舍居住。又過了二年，允許家屬將王繼恩靈柩按照他們的意願歸葬。又過了十來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還特意下詔，追複了王繼恩原來的官職，並給他的家屬後人白金千兩。王繼恩的養子王懷珪，這一年也轉入內高班，成為有高級職稱的宦官。
有一部書名《揮麈錄》，總四部，其中一部稱《揮麈餘話》，記載了王繼恩試圖擁立的不是趙元佐，而是趙匡胤的孫子、趙德昭的兒子趙惟吉。
說太宗時，司天監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陽之郊，為太祖趙匡胤的陵寢選擇風水寶地。等到安葬太祖完畢，苗昌裔帶著陵寢的總管王繼恩登上山巔，指畫周邊風水形勢，並對王繼恩說：“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別看現在太宗在位，但以後皇位還會回到太祖一係。王繼恩記住了這句話。等到太宗“大漸”之後，他就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使趙@、知製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趙惟吉。後來事發，諸人遭遇貶黜。
據說到了神宗時代，李昌齡的孫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預言，還在煽動趙匡胤的後裔趙世居謀反。那是一場大獄，容當後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間，趙德昭的五世孫趙子崧還在“剽竊”這個說法，與門人歃血同盟，準備恢複太祖一係的帝位。後來知道宋高宗趙構在江南入繼大統，這才不情願地罷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這種事，找了個別的借口，將他貶黜。
太宗的憂心與焦勞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民生問題，是他最重要的關注方向，甚至，抑製藩鎮問題、抵禦契丹問題、推演道義天下問題，也都是以關注民生為目標的。
我有一個意見：史上所有關注民生的君臣士大夫，都有資格進入聖賢行列。在權力巔峰和掌握更多話語權力的讀書人，理應向民生傾斜。共同體文明吉相在此。一切“反民生”，也即以加重賦斂、尋租貪贓、掠奪私有財產為手段的“君臣士大夫”，是文明之敵。
文明之展開，是“眾緣和合”的“耦合”力量之結果。但在軍政事業中，“眾緣”之中，“民生”是核心之“緣”。宋太宗一生在為民生問題“焦勞”。讀太宗一朝史料，看到很多為民生而憂心、焦勞的記錄。
太宗自己說：“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憐憫養蠶婦女的辛苦；每次吃一頓飯，則念想耕地農民的勞累。
他親自審判刑事案件，更是“夙夜焦勞”，日夜焦慮勞作，不敢“憚於焦勞”，不敢因為焦慮勞作而有所煩畏。
蝗蟲從天上飛過，太宗看到，就對宰輔說：“朕素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搗。”朕一向不認識這種飛蟲，但看到它群飛過去，遮天蔽日的樣子很盛大，一定會禍害莊稼。朕這憂愁之心，像有東西在捶打。又說：“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勞，略無寧暇。”朕專心處理政事，從不敢懈怠，就是期待有一天能達致天下太平……日夜焦慮勞作，沒有一點閑暇之時。
看到京師連月下雨，物價上漲，路有餓殍，太宗一麵設法救助，一麵忍不住對大臣說：“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百姓處於苦難中，如嗷嗷待哺的嬰兒，朕作為他們的父母，居於萬民之上，位置尊貴，責任重大，沒有一刻安寧之時。每天與愛卿等見麵，雖然不形於色，但我心中的憂慮掛念，沒有須臾之間的安寧！……米麵食鹽這樣的細致之事，朕也不怕勞作之苦，也要親自去裁斷，求得解決。
開封尹趙元僖說：“陛下君臨萬宇，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陛下君臨天下，為政事而焦慮勞作，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天很晚才想起用餐吃飯，真是“以民為心”。
大臣也說：“去年寇敵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去年契丹侵擾邊境，聖靈受難，皇上您同情百姓，焦慮勞作不已。
因為幹旱無雨，大臣們都看到了“聖慮焦勞”。太宗親自去祈雨，幾乎各個寺廟“祠禱皆遍”，所有的神廟都禱告遍了，“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聖人恤物之心”，可以看到仁慈的君主憂民的心思，英明的聖人愛惜民力的心意。“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色”，近來陰雨連綿達到一百多天，陛下焦慮勞作，自我警戒，已經憂形於色啦。“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臣等看到陛下憂慮民事太過啦，管理具體事務太多啦。“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太切”，臣聽說去年連綿淫雨為害，又有疫情為災，陛下憂思勞作太辛苦啦。為了祈雨，太宗甚至要用“自焚”的方式去回應“天譴”。
史官也記錄：“會春旱，太宗焦勞甚”，正趕上春旱，太宗非常焦慮勞作。“歲旱艱食，民多為盜，上憂之”，年歲幹旱，庶民吃不飽，很多人做了盜匪，皇上很憂慮。“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當時很長時間有雨，太宗認為大河決口沒有堵塞，深深地感到憂慮。“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太宗因為長久過時而沒有落雨，不免憂形於色。
……
1924年，孫文先生做了題為《民生主義》的係列演講，內中說到：
“要把曆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又說：“……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曆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趙炅的言行，就會理解，作為十世紀的中國領袖，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雖然不像孫文先生那樣做出“民生主義”的思想闡釋，卻盡其足夠多的智慧和精力，對民生問題給出了一個個解決方案。
官員貪腐，禍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於兩宋諸帝，對官員貪腐幾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態。各類懲治貪腐故實，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濁亂之源
貪腐，在大宋君臣看來，是五代亂世的根源之一，必須有一套消弭機製，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紀》記載趙匡胤嚴加懲治貪官汙吏，讚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將貪官汙吏用重法懲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來的濁世變亂之源。清代史論家趙翼《廿二史劄記》，有一專條《宋初嚴懲贓吏》，也說：“宋以忠厚開國，一般的犯罪盡量從輕或減免，但獨獨治理贓官罪很嚴厲。這是因為太祖親自看到五代時貪吏的恣橫，導致民不聊生。所以踐祚之後，用重法懲治贓官。這樣做，就是為了塞濁亂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