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對日常生活語言與性別意識的養成相聯係外，波伏娃還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一般人很少關注的宗教語言、色情語言和神話，對這些話語在性別心理形成的不同階段、不同方麵所施加產生的各種影響進行研究，把對第二性文化成因思考的觸須延伸到人類語言的多個領域，使讀者認識到語言作為文化係統的重要組成因素，對女性卑下地位的形成所產生的或隱或顯、潛移默化的作用。“‘感謝主……他沒有把我造成個女人。’猶太人會在他們的晨禱中說，然而他們的妻子卻馴服地禱告說：‘感謝主，請照他的意誌賦予我生命。’柏拉圖在感謝主賜給他恩寵時說，第一，他生下來是自由的，不是奴隸，第二個，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⑨“天主教對年輕女孩尤其發生迷惑之影響。處女下跪，聽得天使之言語，乃回答：‘看呀！主之婢女。’等等。”⑩而對於神話對女性心理的負麵影響和作用，波伏娃也有著明確的揭示和批判：“女人由於不是作為主體確立的，沒有創造反映她們計劃的男性神話；女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宗教和詩歌：她們仍然是通過男人的夢想去夢想。她們崇拜的是男人創造的天神……男女兩個類別的不對稱，表現在有關性的神話的單向構成中。”11通過這些語言材料的展示和分析，波伏娃讓人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男女兩性之關係，女人處於絕對依附於父親和丈夫的地位，始終擺脫不了低於男性的命運。男人不屬於女人，但女人卻屬於男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為它把女人賜予男人’。在這些句子和其他類似的句子中，男人再一次以狂妄而幼稚的口吻斷言，他在這世界上的在場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和權利，而女人的存在是一個普通的偶然事件。”12可以說，體現男權觀念形態的宗教語言、色情語言和神話對女性第二性卑下地位的形成產生了重要作用。
（四）波伏娃對女性使用禁忌語言的行為及心理進行深入探討，將語言與女性性別意識建立和身心成長緊密聯係。
波伏娃還對女性成長過程的某個階段對語言的特殊的感受和女性心理體驗進行研究和探討：“人們對字眼與意象開玩笑，為的是抹煞危險的魔力。我見過年輕的女生們，在拉丁文中看到temur（臀骨）一字，就爆出笑聲……淫穢語言之運用不僅是種抗戰的方法，它亦是對成年人之挑釁，一種對神物之褻瀆，一種故意的乖戾行為，嘲弄著自然與社會。”13少女成長過程中特別是在青春叛逆期對禁忌語言的使用，其目的不在於語言字麵含義本身，而在於借此行為表達內在微妙複雜的叛逆心理以及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抗。波伏娃通過對這種特殊語言現象的關注，將語言與女性性別意識建立和身心成長緊密聯係起來，從心理學角度來探討研究語言問題。
波伏娃率先將語言與文化、與女性第二性的主體心理聯係起來，對語言問題極為關注和重視，研究的涉獵麵廣，思考極具深度，表明她已經具備自發的語言意識。雖然這些在《第二性》中所占不多，但作為西方女權主義的“聖經”，足以給其她女性主義者提供思想啟迪和理論的生長點。
二繼承與超越波伏娃與
伍爾夫對語言問題思考的比較
作為前後相繼，又都對女性主義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傑出女性，波伏娃與弗吉尼亞·伍爾夫都看到了經濟的獨立對婦女獲得自由與解放的第一位的作用，而在對語言問題的認識上，二者之間也有著諸多相同之處，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形成了繼承與超越的關係。
就女性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批評發展的曆史來說，弗吉尼亞·伍爾夫率先關注和探討文學語言中的性別問題，提出了女性語言的概念，認為可以找到一種女性語言句式來表達獨特的女性生活經驗和情感。伍爾夫側重於對文本語言形式層麵的探討，強調形式與內容的對應以及獨特的女性語言風格呈現，體現出工具論的語言觀。
在伍爾夫對文學語言思考的基礎上，波伏娃開始了新的語言探究路徑。她將語言與女性的生活、成長以及性別心理的形成聯係起來，將語言問題由伍爾夫所關注的文學引向了現實生活，從女性經驗和情感的詩意表現引向了兩性性別意識的語言構成，把對語言問題的思考，拓展到了性別與文化傳統形成的關係及作用上。這其中有些是波伏娃自己的創見，也有對其他領域如宗教、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等領域的學者對語言問題思考成果的借鑒。波伏娃能恰到好處地運用語言和邏輯修辭方法，對男性、女性的性別進行概念上的定義和區分，找到了能深刻揭示女性“他者”地位的文化成因。她將語言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從不同的領域和角度來進行分析和探討。雖然這些話語比較分散，但已呈現出一種係統性、連續性，構成其思考第二性成因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波伏娃對語言問題的思考不是簡單地提及或淺嚐輒止地描述，而是理性地分析種種語言現象，探討其背後的成因，剖析其對女性心理、生理以及性別文化傳統產生了何種作用，施加了何種影響等，有著頗具理論深度的思考和研究。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工具論語言觀的影響，但她對語言問題思考的深度、理論性和係統化程度，都是伍爾夫所不及的，其對女性主義批評特別是後現代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也遠遠超過了伍爾夫。如果說伍爾夫是女性主義批評的啟蒙人、奠基者的話，波伏娃則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精神和理論的雙重導師。
三波伏娃的語言研究對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
由波伏娃所開創的現代女性主義文化革命運動和思想理論建設，推動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潮的發展。就語言研究方麵來說，她對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他者概念及其思想為女性主義批評和後現代女性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
波伏娃對女性性別概念的界定和對女性“他者”地位的審定，為女性主義批評對男權文化傳統的批判提供了理論的依據和鬥爭的出發點。他者不是波伏娃的創造，“他者的範疇像意識一樣原始。在最原始的社會中，在最古老的神話中，總是可以找到自我和他者的二元論；這種區分開始並沒有置於性別區分的情勢中”，但人類社會的發展最終演變出的結局卻是：“女人相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較女人而言確定下來並且區別開來；女人麵對本質是非本質。男人是主體，是絕對；女人是他者。”14她尖銳而又不失深刻地提出“為什麼女人是他者”的問題，並且給予了明確的解答：“那些製訂和編纂法律的人，作為男人，使他們的性別有利，法學家又把法律變成準則。”15男權統治將法律、神學、哲學、文學等通通為他們所用，而且將男性特權和優勢通過各種文化運作使其社會化和內在化，成為模塑西方人思想意識和精神心態的基礎。在這種不合理的男女兩性關係前提下，產生出了作為西方文化基本概念的“自身”、“主體”、“他者”和“客體”及其相關思想意識。如此一來，作為“他者”的女人也就自然地變成為“消極的”、“被動的”、“否定的”和“反麵的”，女人也因此處於被決定和被限製的地位，被剝奪了一切平等的雙向互動性。
多元分化流派眾多的女性主義批評從波伏娃的思想中獲得極大的理論啟發，如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的代表蘇姍·格巴在揭示各種男性本位的創造神話時明確指出：無論是皮格馬利翁的象牙女郎還是阿特伍德詩中兩個男孩用泥巴捏出的女人，“都是男性想象力的產品，是為了男人享用而被創作出來的物體。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樣，菲勒斯作為君臨一切的化身，把女性貶為一個他者”。16更重要的是，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者在接受波伏娃“他者”思想的基礎上，對“他者”的概念進行了新的界定和詮釋。她們認為，婦女是他者，但是這樣的他者具有種種優越性，沒有必要去超越。因為“他者的處境可以使婦女退避三舍，從而批評主流文化力求強加給每個人、包括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在這裏是婦女的社會規範、價值和實踐。他者性與壓迫、劣等的種種聯係而言，其意義遠遠超過壓迫、劣等的社會處境。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種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講述方式，它使開放、多重性、多樣性和差異成為可能”17。從女性主義學者羅斯瑪麗·帕特南·童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波伏娃的他者理論及其語言學方法運用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