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情有所係 46.我對《宣言》、《備忘》的看法
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韓東的文章《我的文學宣言》（刊登於《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7月30日）十分的驚詫，久沒有讀到如此奇文了。不多久義讀到同一作者的《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刊登於《東方文化周刊》1998年8月28日），覺得有話要說。但也有所猶豫，知道自己並不適合寫此類文字。是韓文中有關“責任”的話再三刺激了我，他是如此有責任，相比之下我輩顯得太沒“責任”了，太說不過去了。或許不適合的就是最適合的。
《宣言》說，“魯迅是一塊老石頭。他的權威在思想文化界是頂級的，不證自明的。即便是耶和華人們也能說三道四，但對魯迅卻不能夠，因此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站在20世紀末尾來看，魯迅是老了，但他在韓東的眼中怎麼就變成石頭了？到底是他擋了韓東發展的路；還是韓東自我感覺，魯迅沉沉地壓在他背上，不讓他喘氣；還是有人把魯迅飛起來，打了韓東，我們都不得而知。但是，“魯迅是不可以說三道四的”至少不是事實。魯迅在世的時候，誹謗他的、攻擊他的言論什麼時候中斷過？就是魯迅過世以後，還有零星的槍矢。隻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魯迅被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才不可以說三道四。而自新文學開始以來，對魯迅說三道四的人還少嗎，有人拿魯迅和胡適比，認為他對國學的研究不如胡適。有人認為他晚年偏激、固執。
甚至還有人翻出魯迅兄弟間的隱私，由此作了各種推斷。我認為這都正常，都是可以討論、研究的問題，沒有什麼了不起。而韓東怎麼就作此臆斷：魯迅是不能說三道四的？他能無視這些事實嗎？
退一步說，即使現在有人不讓韓東對魯迅說三道四，那也隻能說是這些人的“反動”，怎麼就變成“魯迅的反動不證自明”了？沒有邏輯。沒有推理，沒有中間過程，隻有結論，隻有判決。這等格式的文章我們久違了。
坦率的講，我對魯迅抱著敬意，將延續到我生命終結。這是因為魯迅是我們中間最無畏最徹底的一個。且不說他的小說《阿Q正傳》、《孤獨者》、《孔乙己》、《傷逝》、《藥》在當時的意義。也不說她怎樣向舊世界舉起投槍，同事又無情地剖析自己的靈魂，清除身上的毒素。隻說一點，魯迅鬥爭的矛頭不是指向別處，是直指當時中國黑暗勢力的最高統治者的。她那般冷峻地說，對付我們的不過是“匕首和子彈”，想起這個，我靈魂就要震顫許久。而韓東針對的是什麼，是一大批和他同樣以寫作為職業為事業的人，是這些人的價值和尊嚴（這些我將在下文論證）。這是一個級別的選手嗎？當然也沒有人要求他必須和魯迅同一個級別，但怎麼就突然冒出一個魯迅是不許說三道四的呢？即便給他說三道四他又會說出什麼來？
韓東還是算明智，雖然魯迅的“反動不證自明”，但他不輕易說魯迅是垃圾，是狗屎，繞走三圈，明白避不開，無奈一聲“老石頭”。大概他的背部告訴他，這塊石頭分量不輕，沒辦法喘氣。
《備忘》行文很長，簡言之，存在著兩種水火不容的寫作。一種就是他這樣的寫作，這個圈子非常有限，不僅“以往”的作家幾本排斥，“即便是同齡的作家中我們也要堅持這種劃分”。另一個圈子則大得無邊，是一個數學上放倒的八字，無窮大，出來極少數的幾個，幾乎囊括“以往”的所有作家，舉出名字的有王蒙、劉心武、賈平凹、韓少助、張煒、莫言、王朔、劉震雲、餘華、舒婷！以及所渭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還有被他劃開的和他同時間的作家。真是林子再大，百鳥再多，韓東一張網把你們全部網盡，一個別逃！
接下來，他連篇累牘地列舉兩種寫作的本質區別。
用他的話說，一種“是平庸有毒的寫作”，另一種是他們幾個，“則是有理想熱忱、有其自身必要性的寫作”我們耐下心來再聽他幾句：“有關文學的分歧不光表現在新老更替的刀光劍影之中。有必要在與我們同時代的作家堅持空間的劃分明確分野，絕不暖昧。在同一代作家中，在同一時間內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寫作……”
慢著，在這裏我們聽出什麼來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說法——所謂文藝百家，不過就是兩家，一家無產階級，家資產階級——奇怪，20世紀90年代的韓東怎麼就和60年代的經典言論暗合了呢？那時說是兩家，其實隻有一家，隻準無產階級發言，無數被扣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人隻作為靶子而存在。而韓東呢，果然也是，他“決絕”地說，“如果我們的寫作是寫作，那麼一些人的寫作就不是寫作，如果他們的叫寫作，我們就不是寫作。”結論是什麼呢？當然他代表的是寫作，所以，朗朗乾坤、泱泱中華可以說寫作的也就是一家！是以韓先生為首的一家！
那麼另一大群不是寫作，又是幹什麼的？當然是“平庸而有毒的”，是“一種極為腐朽糜爛的甜絲絲的氣氛”，是“逐漸地出賣靈魂”等等。全部是結論，一切都無須論證，都是不證自明的。倘若有先鋒派作家出來申辯：不要粗枝大葉，我和傷痕派不是一撥的口他必定喝斷，休得狡辯，你們都是一種寫法，乖乖，韓先生一支筆，橫打千軍如卷席！他不覺得太容易了？然而，我要問的是，難道這個天下就此又重新變成單元世界了？我們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封建社會演進到今天的文化多元（還遠遠不夠，還要往前走），容易嗎？中間經曆了多少艱難曲折，多少仁人誌上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現在韓先生，一支筆，就能讓我們從文化多元重新退回到單元去？
我還要問的是，在“平庸有毒的”標簽底下。一大群人的寫作自由有沒有受到侵犯？陳平原先生在紀念北大百年時作文說，曆來人們說到北大精神，大都以為是民主、科學，他認為更要緊的是自由、獨立。裴多菲的那首詩我們至今還沒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