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山的霧
隴上文壇四君子 （代序）
楊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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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王安石說：“故天下有德者，通謂之君子。”我心中的隴上文壇四君子——金吉泰，劉誌清，任國一，張國宏，四株草根，四個於一九六五年參加了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會議，受到周總理、朱委員長接見，至今筆耕不輟，犁耕不歇的農民作家、詩人，他們是被甘肅文學界、新聞出版界的領導人和關愛農民作者的編輯們迎進編輯部，送上文壇的甘肅文學史的構建者。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六十年的文學史將是殘缺的。
歲月滄桑，五十年代作協蘭州分會成立時的李季、聞捷、李秀峰等前輩都已去世了，那時的編輯們也老了，四個草根守望家園，半個世紀報春暉，或年逾花甲，或年將古稀，也老之將至了。有幸的是他們現在生活無憂，不輟天地文章。不幸的是他們中過早走了任國一 —— 一棵渭源的梗竹，一個新中國第一代農村知青，一個生活於貧困之中卻不失赤子之心的社會主義的時代歌者。人們記得，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渭源等地一些帶著黨參、蕨菜一類的藥材、山貨、扒火車，越關山，到陝西“背糧”的饑民行列裏，就有懷揣“作詩本本”的任國一。社會賦予他詩歌性情，使他眼裏有光明，心裏有明天。“餓著肚子唱頌歌”，農民詩人任國一情感古今。我的這篇文字，就以金吉泰、劉誌清、張國宏、王五星四人渭源悼國一的詩《在你的墓前》為“引”開頭吧。
悼詩是劉誌清寫的。“一隻歌頌光明的太陽鳥，在渭水源的山野裏夭逝了；你的墓前沒有墓碑，立在你的墓前，我們是幾行平凡的農民詩，幾行未走完過程的省略號，幾株山白楊，幾棵山塬草；我們蘸著您生命留下的苦汁，立一座無形的詩的墓碑，留下我們永遠的回望。”這是一首平常的詩，引出的卻是一個使人感泣的“君子重誼”的故事：一九九一年，任國一因高血壓病遽逝後，金吉泰、劉誌清、張國宏悲傷不已。大家的生活正一天天的好起來，國一怎麼就走了呢，生前沒有道別，就去墳上看望看望吧。於是，生活率先好起來的張國宏組織聯絡、籌措路費，劉誌清和新一代的 農民詩人王五星從禮縣、金吉泰從榆中、張國宏從永登趕來，齊集蘭州，他們買了些香燭、“表紙”①等物，金吉泰說，這和花圈一樣，都是表達哀思的祭品；國一有山花相伴，我們就燒些黃表，以農民的祭祀，呼喚國一兄弟魂兮歸來吧。這樣，在任國一逝世三周年的那一天，在渭源城外的山野裏，幾個農民作家、詩人，在任國一的墳頭上躬身默哀，上供奠酒；張國宏捎去了我的悼念，又和表紙一起燒了他和李雲鵬新出的詩集；接著誦讀悼詩。悼詩由四人中的年長者金吉泰念讀，一曲悲歌，滿懷苦情，“你趕六月的花兒會，用挑山的擔子挑著風箱，用裝詩的背簍背著貧苦，去賣苦蕎麵，而不是唱歌”；“生活磨滅一切，馬兒歸原，俊鳥飛走了，你在貧苦的重壓下安息了；你明亮的詩靈，是一顆不滅的星星，會在黃土高原的大地上閃爍……”悼詩抒寫了任國一以詩為命的一生，金吉泰“結語”：很多次學習班上，我們幾個農民作者對床夜話，君善談，讚美善良，抨擊醜惡，語聲朗朗，今君仙逝，真是“將老失故人，悲來淚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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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農民兄弟情深義重，不是同胞而勝似同胞者，是因為他們共一個曆史，同一個命運，同是新中國農民文化翻身的見證人，同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學之路的新中國第一代農家少年。渭源悼友，也是他們對自己文學人生的一次回眸。一九四九年新中國誕生時，金吉泰十五歲，劉誌清十一歲，任國一和張國宏十歲。學曆最高的金吉泰讀到小學四年級後就輟學務農，其他幾人，或進新建村學，或進掃盲班，在農村文化普及運動中，從歌頌黨和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的歌曲和識字課本中汲取了最初的文化營養，從革命文藝空前大普及中受到了文學啟蒙。那時的文學青年中，幾個農家少年的文學導師無疑是識字的夫妻，開荒的兄妹，複仇的白毛女，自由結婚的小二黑，革命的王貴與李香香，抗日的新兒女英雄。那是一個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尚，滌蕩舊社會汙泥濁水的偉大時代，文藝真正做到了為工農兵服務，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億萬人民參加的新民歌運動，更是人民意氣風發，精神高揚的新國風運動，不論它產生過多少因政治浮誇而釀成的文學的迷惘，但它昭示的共產主義理想，勞動人民的道德情操，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文藝的大眾化品格，至今仍是成長於那個時代的文學之子們的心頭餘熱。那又是一個十分推重工農兵創作的時代，“四君子”——四個草根就是那個時代萌芽成株的；他們中的三個農民詩人，更是唱著新民歌走向詩壇的。“高山的鬆柏園裏的竹，枝兒葉兒四季綠。偉大不過的共產黨，給人民造下萬世福”（劉誌清）；“我有一雙粗大的手，專為社會主義織錦繡，毛主席握過這雙手，叫咱多快好省爭上遊”（任國一）；“山村不夜燈輝明，學習馬列滿堂紅，家家油燈換電燈，照亮社員顆顆心”（張國宏）。翻身農民抒發心聲，歌頌黨和毛主席，歌頌新農村、新氣象，是新民歌的時代主題。
三個農民詩者顯露才能，到攜手進京參加全國青創會時，都寫出了超越四、八行民歌體的敘事詩。那時的文學青年都慎言“大”，二百行以上就是長詩了。劉誌清於一九五九年學習《甘肅農民報》首載的李季長詩《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寫了一首敘事詩《枯草俊了》，敘述一個農民經曆的新舊社會兩重天的故事，歌頌了黨領導的農民翻身運動，句式、語言，很有李季風格，立即引起了新民歌運動很有聲勢的西禮縣領導的關注，鉛印的縣級刊物《西禮之花》刊載了這首詩，在當年十二月甘肅省召開的“西禮縣群眾創作現場會”上，寫了“長詩”的劉誌清無疑是一顆詩星。我有幸和作協蘭州分會的李秀峰、於辛田，省出版社的曲子貞，蘭州藝術學院文學係的青年教師季成家等文學界的同誌一起，隨從省上組織的觀摩團參加了那次在西禮縣河壩公社召開的現場會，受到了農民文化創造力的極大震撼。一個公社的脫盲不久的農民寫詩、編劇本、刻臘板、裝訂詩冊、書寫牆報，成果布滿了三個大展室。現場賽詩，你方唱罷我登台，唱興修水利，唱農田基建，結合生產勞動、政治形勢，上至總路線，下至婆媳關係，佳句連連，樸實生動。我將這次現場會趕寫了一篇文藝通訊，《詩刊》迅即發表，編輯部還特意來信給予表揚。
現場會後的一九六○年初，李季囑《紅旗手》②編輯部將劉誌清和兩位寫小說的工農作者一齊調來，一邊讀書，一邊修改作品，這種讀書、寫作的形式，成為“李季的囑托”，成為刊物密切聯係業餘作者、特別是工農作者的傳統，在以後的數十年間，從《紅旗手》到《飛天》，和作協聯辦或單獨舉辦了數十期的讀書會、學習班。一九六0年的讀書會上，劉誌清寫成了敘事詩《紅河畔上春光好》。他總是脫離不開真人真事的束縛，問李季：“王貴當了石油工人，香香當了紡織女工，是真的嗎？”李季則從生活到藝術，給他講藝術源於生活，又比實際生活更高、更典型的道理。當然這種作家一生探求的學問，即使李季也無法讓劉誌清“一下子”明白。李季給他找來一些詩歌以外的書讓他讀，還告訴他，寫詩學習自己喜歡的形式、風格是可以的，但要在寫作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創作能力，形成自己的風格。劉誌清自是忘不了李季的教誨，而李季對業餘作者的關愛之情，一直生輝於他主持的《詩刊》、《人民文學》的難忘歲月。接著劉誌清之後，一九六二年張國宏發表了小敘事詩《貧農的手》、《農民的扁擔》和二百多行的長詩《駕牛姑娘》。他繼續懷著“一去二三裏”、“牛角挑山花”的歡快詩情刻畫“駕牛姑娘”：“火熱的眼波映朝陽，三月的柳芽拂短發，春園駕著拖拉機，耕山耘水播雲霞。”寫人寫景，已初見筆力。而任國一寫成於一九六二年讀書會上的《落鳳》，無疑是他詩歌創作的一次跨越。四百行的長詩，寫一個回鄉女知青帶頭興修水利中勞動、愛情兩堅貞的故事，敘事抒情，融為一體，語言生動，形象鮮明，省文聯、作協蘭州分會③領導人李秀峰、徐剛和編輯們欣喜不已，《甘肅文藝》發表時，我們特意配上了插圖。
時間跨入一九六五年，到參加全國青年業餘作者代表大會時，三個農民詩人已經從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謹中度過來了。劉誌清吃蕎麥皮煮野菜，全身浮腫下不了地；任國一“背糧”，盲流城市，幾近討飯；張國宏家住漢藏農牧業交會之地，家境稍好，但也填不飽肚子，但當黨中央號召糾正錯誤、克服困難時，三個農民詩人和億萬人民一起同聲呼應，以農民視“苦”為平常的生存意識，以對黨和毛主席的無限信任，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熔鑄了自己的詩歌人生。他們沒有棄離過詩歌，沒有輕淡過頌歌。當毛主席說“詩歌太少，小說太少”，“雙百”方針又逢陽春時，文藝可謂是“離離原上草，春風吹又生”。在紀念《講話》發表三十周年的活動中，三個農民詩人在全省百餘作者參加的為期三個月的創作學習班上，又一次超越自己，寫出了真正的長詩。劉誌清寫成了一千一百行的《紅牧歌》，任國一寫成了九百六十行的《渭水河畔》，張國宏寫成了七百五十行的《金紅英》。這些作品，歌頌赤腳醫生等新生事物，歌頌農民生產鬥爭中的英雄主義和階級鬥爭中的無畏無私。得助於《甘肅日報》熱心文藝的同誌的推重，該報將劉誌清的《紅牧歌》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甘肅日報》在聞捷任職的年代，有過報頭刊詩的重詩傳統，但用一版來發表長詩，在甘肅的報刊史上則是空前少有的。三個農民詩人的長詩編入敘事詩集《進軍號》，和甘肅紀念《講話》三十周年的六本文學集一起，發行五萬餘冊。這次文學隊伍的大集結，推動《甘肅文藝》緊隨《詩刊》、《解放軍文藝》之後較早複刊了。雖然“文革”尚未結束，文藝仍在苦難歲月，但預感殘冬將盡，春天已不遙遠了。
四個草根中的作家金吉泰，是個知農事、能耕會種，又勤於讀書，喜歡文墨的智者型農民，他和三個農民詩人走過了既相同又有自己特色的文學之路。少年時讀了些《幼學瓊林》、《六才子書》一類的鄉間讀物，解放後學習《小二黑結婚》時，已經會編些文字故事了。一九五五年，小說處女作《特別使命》撞開了文學之門，接著，可作為代表作的《醉瓜王》的發表，引起了當時省文聯領導和刊物的關注。他比三個農民詩人“出道”早三年。我於一九五六年作為“部隊作者”參加甘肅省首屆創作會議時初識金吉泰，他細長的個子，穿了一件白板光麵的大羊皮襖，戴著一頂有耳扇的“火車頭”絨帽，在“城裏人”居多的作者群中獨領風騷。那次會上還初識於辛田、謝昌餘，多年後共事於《甘肅文藝》。和金吉泰促膝共話，則是在我任《甘肅文藝》編輯部負責人後的一九六二年的讀書會上，那時他已是發表了十餘篇小說的農民作者了。此後發表的短篇小說《修渠記》，思想容量和藝術容量更有了新的提高。金吉泰崇敬的“祖師”是趙樹理，他筆下的農民，無論是老農還是青年、姑娘、媳婦，在新麥種戰勝老品係、科學試驗培育出醉瓜王、老石匠飛崖開渡槽等情節中的形象，生動、鄉土，又蘊含著“仁義禮智信”這些農民代代傳承的儒家文化精神，頗得趙樹理作品的精義，但又是蘭州榆中農民的“這一個”，他是“山藥蛋”派在甘肅最具代表性的“得道者”。金吉泰又是一個笑對人生的人，災荒時期村裏有個困難戶，眼看會餓死，他卻說“金吉泰餓不死，我就餓不死。”說罷，扔掉柳棍，大笑而去。金吉泰握鋤拄筆，沒有餓死，挺過來了，但年老多病的父親終於在荒年中故去。一九七二年以後，《甘肅文藝》每年都有為期月餘的創作學習班，調幾個農民作者來蘭州調理一下生活，是編輯們共同的心願；有人批為“飯店文學”，但這是那個特殊的年代賜予連稿紙也買不起的業餘作者們的一點恩惠。城裏的同誌都有意積存些飯票，兌換成饅頭，讓金吉泰送回家中解兒女之饑。金吉泰從不忌諱提起這些辛酸往事，他說，富人不忘富，窮人不忘窮，農民忘了苦，就是忘了本，這和列寧說的“忘記就是背叛”義理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