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複方雖然療效確切但組分成分相當複雜,借助於數學方法對方藥配伍規律中化學成分的變化進行試驗研究不僅為複雜的配伍係統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持,同時也對方藥配伍規律內涵的揭示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3 中藥配伍禁忌研究
中藥理論中的“十八反十九畏”是目前中醫藥界共同認可的配伍禁忌之一。雖然曆代醫藥學家多遵信十八反十九畏作為配伍禁忌,但亦有醫藥學家認為相反藥同用,能相反相成,倘若運用得當,可產生較強的功效。近年來許多學者對十八反藥對配伍進行了較多實驗研究,尤其是結合了現代數理統計方法,觀察逐漸深入,對十八反配伍規律的認識也趨於客觀、準確。盧丹丹等[76]用定量藥理學方法評價甘遂與甘草不同比例組合對腸運動的影響,采用均勻設計法以小鼠腸推進率和腸質量為指標,觀察合並液和合煎液對腸功能的影響。結果表明:合並液可促進腸推進率,存在協同作用,兩藥合用大大增加腸推進功能。該研究為甘遂-甘草反藥組合的毒效表征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礎。由此可看出,應用數理統計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闡釋中藥十八反藥物毒效與配比及劑量的關係。劉春芳等[77]分別以製川烏與生半夏的藥理作用為觀察指標,采用均勻設計法對製川烏與生半夏的配伍藥效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製川烏與生半夏配伍比例為10∶1時,拮抗作用接近最大,能降低製川烏的鎮痛、抗炎作用。製川烏與生半夏為1∶1時合煎液對氣管酚紅分泌量的增加作用最明顯,能增強生半夏的祛痰作用,且其作用強度隨配比和劑量的不同而改變。王豔麗等[78]采用均勻設計法結合動物急性毒性實驗,探討藜蘆與細辛配伍的毒性規律。結果發現配伍後毒性並未隨藜蘆用量的增加呈嚴格的上升趨勢,毒性由藜蘆和細辛共同作用,且藜蘆對毒性的貢獻權重更大。當藜蘆用量是細辛用量3~6倍時,毒性明顯。當藜蘆給藥劑量低於臨床安全最高限時,藜蘆與細辛合用可視為安全的。當藜蘆與細辛合煎,藜蘆用量為5 g·kg-1時所產生的毒性大致與藜蘆單煎所產生的毒性一致。表明藜蘆和細辛配伍後毒性大小取決於兩者的比例和各自用量大小。朱冠秀等[79]采用均勻設計法對南沙參、北沙參與藜蘆不同比例配伍是否都產生相反毒性作用進行了研究,並考察了煎煮因素與毒性是否相關。結果顯示南沙參、北沙參與藜蘆配伍共同煎煮會使毒性增強,存在配伍相反的可能性。且在藜蘆給藥劑量相同的情況下,南、北沙參合並液毒性明顯低於合煎組,提示共同煎煮過程是影響配伍毒性的重要因素。這為南、北沙參反藜蘆之說提供了一定的實驗依據。
此外,還有許多學者[80-85]在這方麵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對中藥十八反配伍藥效的變化及配伍禁忌的組成特點進行了探討,為相關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同樣作為配伍禁忌的十九畏,雖然現代對其進行了較多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應用數學方法對十九畏配伍特點進行研究的報道幾乎沒有。總的來說,目前應用數理統計方法對中藥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特點進行的研究還處於初期階段,揭示十八反十九畏藥對配伍規律的內涵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4 基於臨床處方配伍規律的研究
中藥方劑配伍研究的內容還包括基於臨床處方配伍規律的挖掘。通過將數學方法應用於臨床處方分析中,挖掘處方用藥的配伍規律,從而更好的指導臨床用藥。宋觀禮等[86]應用頻數分析、複雜網絡分析、點式互分析等方法對中醫診斷冠心病發病規律、症狀規律、辨析規律、治法用藥規律進行數據挖掘分析。其中對於冠心病治法用藥規律的研究結果顯示,臨床治療冠心病的核心處方用藥為黃芪、黨參、丹參、當歸、川芎、茯苓、赤芍、瓜蔞、法半夏、麥冬、桃仁、紅花、陳皮、甘草。其中,桃仁-紅花的互信息積分最大(67.996 99),遠遠高於其他2個藥物間的互信息積分,是目前治療冠心病最常用的藥對。王丹妮等[87]應用複雜網絡分析對李發枝教授治療艾滋病帶狀皰疹及其後遺神經痛的用藥規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治療艾滋病帶狀皰疹及其後遺神經痛的核心藥物為黃芩、甘草、紅花、車前子、全瓜蔞、當歸、龍膽草。核心處方為龍膽瀉肝湯加減和瓜蔞紅花甘草湯加減。杜斌等[88]基於數據挖掘方法對潰瘍性結腸炎方劑用藥及配伍規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方中白術、茯苓藥對應用的頻率最高,頻數112次。而甘草、白術、黃連、茯苓、白芍、木香、黨參、當歸、黃芪、陳皮是出現頻率最高的10味藥。這些研究工作不但對深入探討臨床用藥配伍規律及指導臨床用藥有重要的實用意義,且對於解放依賴傳統中醫主觀性較強的辨證論治和經驗水平的思維模式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5 小結與展望
中藥方劑多組分、多成分、多藥效的特點使得中藥複方配伍成為一個複雜的組方係統。從方藥配伍的劑量優化、中藥複方配伍的藥理效應、化學成分變化以及中藥配伍禁忌這幾方麵進行實驗研究與探討,有助於對中藥複方進行更好的優化篩選和對組方藥物整體療效進行綜合評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傳統中醫藥整體觀與係統論的思維模式。近年來,隨著各學科間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以及中醫藥走向現代化國際化的進程中,要求用精確的方式及準確的語言表達和描述中醫藥學,尤其對於如何全麵、客觀、準確地揭示中藥複方的配伍規律顯得更為重要。如何找到更好的實驗設計方法和更好的數學擬合模型,如何更好的挖掘和發現複方中蘊含的豐富的配伍規律內涵,是值得深入探討研究的課題。
數理統計方法和計算機信息技術在醫藥領域中的應用,是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以及中藥事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對數據資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斷,探討設計試驗研究從而掌握事物內在客觀規律,具有數學化、定量化且準確簡捷的特點。將數理統計方法應用於中藥方劑配伍規律研究中,不僅可以將中藥方劑配伍定性與定量結合起來,用數學語言定性定量分析中藥複方配伍的相互作用規律,而且能夠做到客觀準確,更有利於藥物之間的優化篩選和進行藥效的評價。然而,數理統計方法在中藥方劑配伍規律的應用研究仍處於初始階段,一方麵,中藥複方配伍在宏觀上涉及藥味的組合、劑量大小的變化以及藥物間的相互作用,微觀上牽涉到各化學成分的相互作用可能發生物理化學反應從而導致組分的改變,使得方劑配伍在多個環節上變得更複雜,這給全麵準確地揭示方劑配伍規律的工作帶來了更高的難度。另一方麵,相對而言,雖然數理統計方法能更好的輔助研究中藥方劑配伍規律,但目前的數學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足之處:首先,無論是方法上還是設計上都未能更好更完善的彰顯出數理統計方法的優勢從而導致無法更全麵準確的揭示方劑配伍規律的內涵。比如析因設計法在因素增加的情況下,不但計算複雜而且難以解釋眾多的交互作用;正交設計法在多水平多因素的情況下試驗次數較多,工作量亦大;均勻設計法須回歸出與實際相符的定量方程式進行數據處理;響應麵設計法得到的回歸方程要求自變量必須是連續的而且需要被試驗者自由控製;數據挖掘法要求試驗者能深刻理解其所應用的領域,以便正確選擇合適的模式進行試驗;模糊數學方法的設計更多的是依靠試驗者或專業人員的經驗和知識,當缺乏這樣的經驗與知識時,很難獲得滿意的實驗結果;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的解釋矩陣中含有大量與響應向量無關的信息,可影響整個回歸的效果;等等;其次,隻是簡單地套用數理方法和數學模型,還沒有能夠充分吸收和利用數理統計方法的理論成果和科技發展技術對中藥複方的劑量配伍優化給予全麵、客觀、準確評價的試驗研究方法,沒有針對具體情況作改進,以適用於不同中藥複方配伍規律的研究。此外,將數理統計方法應用於臨床的研究較少[89-90],為了深入地闡明臨床用藥機製以及更好的為臨床醫師根據病理診斷提供用藥參考,在數學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臨床特點進行深層次的研究還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未來的方劑配伍研究發展中,如何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同時引入數學模型,在現有的基礎上突破傳統思維進行技術改進和方法創新,是當前建立客觀科學技術研究中藥方劑配伍規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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