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極大地繼承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引起了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政黨的關注。西方國家的一些學者“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結合，等同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令人吃驚的新概念”。[1]這一概念囊括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化什麼、什麼化、怎麼化”等基本問題，其中，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對象，中國現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根據，“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現機理。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問題的研究，從學術上初步梳理了所“化”之義、與“化”之物和求“化”之途。
一、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對象研究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涉及哪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或馬克思主義中的什麼因素應當被‘中國化’的問題。”[2]關於“化什麼”，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中國的現實需要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學說進行了對象性的選擇，那些被選定的理論觀點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保存下來並成為基本內核，主要觀點有三種。
1．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選擇的不是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等具體觀點和主張，而是更深層次的立場和方法。懷利（Raymond F. Wylie）認為：“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被分成兩個不同的觀念性要素，革命科學（‘方法’）和歐洲以及俄國的民族形式（‘字母’）。在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中，最初的民族形式被放棄，抽象的革命科學通過一種中國的民族形式呈現出來。”[3]奈特（Nick Knight）認為，馬克思的階級分析“隻是構成了一個需要同更能體現馬克思主義本質特征的馬克思的方法論區別開來的一個方麵，那麼可以認為毛既堅持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又沒拘泥於馬克思分析歐洲資本主義的具體內容。”奈特把這一繼承發展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邏輯基礎”。[4] 這一觀點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表述基本相吻合，也接近大陸學界的主流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在西方研究者那裏卻是可以彼此分割的元素。
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化”的主要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和嚴密的革命政黨組織原則，即列寧主義給馬克思主義添加的能動性。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認為：“‘民意’的觀念會導致一種更為雅各賓主義—列寧主義化的觀點，即認為一般群眾必須在一個代表普遍意誌的自覺的先鋒隊的領導下，才能走向未來。”[5]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說：“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黨是先鋒隊的理論，並使這一理論中國化。”[6]宋榮培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繼承它的鄧小平思想）不斷地號召要依靠‘人的意誌’即‘不斷的革命（或改革）實踐’。筆者認為這裏正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之處，同時也是決定性的弱點。”[7]
3．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接受過斯大林主義極權政治，斯大林模式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具有持久的影響。伊塞瑞克（Joseph W. Esherick）認為：盡管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斯大林模式仍然對中國革命產生過強有力的影響。[8]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官僚製度化和精英上層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下，革命時期和後革命時期的毛主義都與斯大林主義顯著不同。但後毛時期鄧小平的“非毛化”改革卻帶有“斯大林化”傾向。[9]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作“斯大林化”的觀點，帶有西方學界“馬/中兩分法”的典型色彩，西方學者注意到了俄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巨大影響，但套用西方政治哲學框架因類比附，就很容易誤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