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給“學而優則仕”下一注腳
一、詮釋“學而優則仕”
在《論語·子張》一節中，孔子的學生子夏說過這樣一段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楊伯峻先生的解釋是，做了官有餘力便學習，學習了有能力便去做官。糾正了過去一般人以為學習成績優秀就可以去做官，並因此演變出了“讀書做官”的錯誤觀點。不過，我覺得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所講的“學”，不是現代漢語中“學習”這個詞的泛指含義，而是有著特定的內涵，那就是學習做人，學習做君子，即學習做有一定道德和文化修養的人，這個人就是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道德行為規範的合格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講，孔門儒學的“學”，就是從熟悉掌握做君子的日常禮儀行為規範開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中覺悟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曆史使命，逐步學習掌握那一整套作為君子的為人之道。
“仕而優則學”，楊伯峻先生理解為，做了官有餘力便去學習，學習什麼呢？我想除了上麵所說的日常禮儀規範外，更為重要的是業務能力的提升，那是“出仕者”必須花費時間去認真鑽研的業務，即怎樣才能辦好公事。也許在那個時代，它不屬於“學”的範疇，應該屬於“術”的範疇，“術”即方法、技能，也就是業務知識，如同現代官員們一門心思地研究所謂的“經營自我”“人生策略”“升職高招”之類的“厚黑學”一樣，是鑽研升官訣竅的。至於“學而優則仕”，則明白無誤的警喻讀書人，勤奮讀書，刻苦鑽研，一旦取得了優異成績，就有機會去做官，管理和教育老百姓，成為“人上人”。因為在封建時代，國人曆來視官為本，所謂“學而優則仕”，“士”不“入仕”就缺少了人樣，就不算主流社會的成員，最好的文人當宰相，作翰林，最好的醫生為禦醫，所謂“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我以為，鼓勵讀書人為做官而讀書，本身無可厚非。因為在封建社會，讀書做官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基本價值觀，也符合追求上進、實現自我、實現自尊自信的人性完善要求。如果自己本身具備了較高的素質，能從正當途徑獲得公職，這也符合社會對人才的檢測選拔和任用要求，因此，認真讀書取得好成績，通過國家選拔考試而成為社會上的佼佼者並加以任用，這是一切社會形態中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才資源得以充分開發和利用的必須渠道，我們沒有理由對它說三道四。更何況國家進行選拔考試所規定的必讀書，屬於民族文化優秀作品和精藏典範，應該繼承發揚，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還承擔著中華文明的傳承、推廣和普及的使命，如果沒有這個群體，就談不上“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傳”，就談不上“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綿延不絕”，這也許就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
對於“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探索與思考，學術界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時常會傳達出一些不同的聲音。曾有人發表宏論，認為在“五四”以前，中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浩瀚的史籍中，讀書人的名字完全被帝王將相、官僚仕宦所淹沒。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並不等同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最大特征用陳寅恪的話說，就是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思想者，叛逆者，是人類基本準則即和平、正義、民主、自由、公平、道德的捍衛者。他們的使命就是：開拓視野，戰勝無知，喚起悲劇意識和危機意識。
在西方，知識分子最偉大最永恒的形象是耶穌，千百年來，耶穌的受難形象一直激勵著億萬民眾為真理而不懈努力。而西方知識分子的悲劇意識和危機意識，則在不斷的演進的西方文明曆史中逐漸煥發出偉大的理想之光—自由、民主、科學。西方的知識分子始終思索的一個偉大課題就是宇宙的規律—自然進化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經濟價值規律。經過幾千年艱苦卓絕的思考與探索，自然科學的規律被一個個揭示出來，社會發展的規律、經濟價值規律也被一點點的認識，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中，創造了迄今為止人類最偉大的社會理性—自由、民主、科學的綜合現代人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