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留得清白在人間
在一個波濤洶湧、沉渣泛濫的年月，許多塵封已久的往事都會被一些有心之人挑揀出來，放置在烈日下暴曬。在這些挑挑揀揀中，不僅吵鬧得許多英靈難以安寧，而且弄得塵土漫天飛揚，使得許多光彩奪目的形象沾染上了灰塵，逐漸黯淡下去。南宋愛國主義詩人陸遊，一直以來，令我們感到無限景仰，尤其當我們麵對他那些呼喚抗戰、恢複中原的黃鍾大呂般的愛國詩篇，我們不禁肅然起敬，這是對一位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戰士的尊重。然而，一些在學術研究中標新立異者，總是在顯微鏡下挖空心思，企圖否定陸遊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們拿出來的一個有力證據是，陸遊曾給寧宗時權臣韓侂胄草擬過兩篇文章，即《南園記》和《圓古泉記》。此事《宋史》有記載，韓侂胄在權勢赫赫、如日中天的時候，意欲籠絡名士。有一次，他家的一個叫“南園”的園子竣工，先請大詩人楊萬裏為其寫一篇文章以誌紀念，並許諾將以中書省的高官為報酬，不料卻遭到楊萬裏的拒絕，據說楊萬裏還悠然說道“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韓侂胄感到很沒麵子，非常生氣，於是他找到了另外一位與楊萬裏齊名的大詩人陸遊，陸遊便欣然命筆，寫了《南園記》。
楊萬裏的斷然拒絕與陸遊的欣然援筆形成了強烈的比照。這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態度確實耐人尋味。於是，一些人聲稱，他們從這件事中發現了楊萬裏與陸遊對權力富貴的不同態度，也從中看到了兩人思想境界和人格的差異。朱熹雖然和陸遊是好友，但由於他和韓侂胄是政治及學術上的死敵，對於這件事他首先站出來說話了，他說，陸遊才能雖高，卻不務實，且與權貴走得太近，並得到權貴的提攜，以至晚節不保，盛名之下實難相符。言外之意，有點誌大才疏，結果為功名富貴所誘惑，喪失了士大夫應有的做人立場和原則。又由於朱熹的地位和聲望在元明以來扶搖直上，他對陸遊的評語也就最具權威性，漸漸深入人心。《宋史》給陸遊立傳時，就引用了朱熹這段話作為蓋棺定論。這些年來，傳統的敦厚之風漸熄，論人論事無不以駭人聳聞、尖酸刻薄為能事，於是就有人不顧一切，拿著放大鏡瞄中陸遊，置陸遊的愛國精神和事跡於不顧，把興奮點和眼球都集中在陸遊毛孔中的瑕疵斑點上，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的找到了這麼一個缺口，便不遺餘力的進行誹謗和汙蔑。如果給權奸寫文章歌功頌德，無庸置疑是奸佞小人，是不折不扣的投機分子。問題在於韓侂胄是不是權奸，這就複雜了。韓侂胄為了邀功取寵，倉促北伐，導致兵敗誤國，給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其責任重大，罪無可赦。實際上他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至於將其斥為權奸，是不是有些言過其實？在我讀過的許多有關宋代的史書都沒有對他作過這樣的結論。
在南宋的朝堂上，自始至終鬧嚷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即主戰與主和。韓侂胄是堅定的站在了主戰派的立場上的，他執政以後，堅信不疑的任用了像陸遊、辛棄疾等這樣一批主戰派人物。而朱熹恰恰是一個主和派，兩個人在南宋帝國的政治和軍事決策上截然不同，政見大異。所以，朱熹指斥韓侂胄為窮兵黷武、禍國殃民的權奸，從他們所持的政治立場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當我們仔細翻檢南宋這一段曆史，反思其中的一些細節和因果關係時，我們從中發現，韓侂胄能在南宋帝國久習安逸之後，毅然仗義複仇，搬詔伐金，在道義上並沒有錯。至於說到客觀上的失敗，原因就更複雜了，但最重要的一個根源就是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不能由韓侂胄一人來承擔。韓侂胄的不幸在於他的動機不純，而判斷又發生失誤，也就是說在錯誤的時間裏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他隻是一個失敗者，但決不是一個罪惡者，因此，將其斥為權奸確為不當。既然韓侂胄不是權奸，那麼，加在陸遊身上的種種罪名同樣也就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