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謬解”愛情與婚姻
一、由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說開去
張生和崔鶯鶯是王實甫《西廂記》中的男一號和女一號，雖然多與《會真記》、《西廂記諸宮調》中的男女主角同名，但是《西廂記》中的張生、崔鶯鶯的性格，卻與元稹、董解元所塑造的人物性格迥異，他們是王實甫刻畫出來的新型人物形象。
我們還是先從《會真記》談起，《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它的作者是中唐大詩人元稹。書中講述了張生與崔鶯鶯的戀愛故事，說是張生和崔鶯鶯初次見麵，就情投意合，兩相歡悅，實際上他們沒有任何交流，隻看到了對方的美貌，就一下子被電擊中，馬上魂飛魄散，接下來就從大門口，一路狂奔，直到後花園，省去了客廳和書房的盤桓，彼此之間也沒有展示才華、宣泄心靈，就直奔主題，步入了實質性的進展。從這樣的男女之情中傳達出了三點信息：一，由於封建製度和封建禮教的壓迫，長期的性壓抑致使他們對性的饑渴，一旦爆發出來就無法抑製。二，愛情本來是建立在性愛的基礎上的，而性愛又取決於雙方心悅其貌。三，男女雙方心悅其貌，那是一種單純的審美，審美是人類共有的情素。因為以上原因，女性在進入傳統的愛情文學時，當然都是以貌取勝了。這樣的愛情當高潮過後，溫度馬上會由沸點降到冰點，這個時候很容易出問題。也許生活就是這樣，兩個人的感情一旦由純潔的愛情關係轉換到世俗的價值觀念上來，人生的定位就一定會發生變化，張生無論如何難以認同崔鶯鶯的身份，便毅然決然離開了她。關於張生的原型，宋代王銍《〈傳奇〉辯證》考證以為是元稹本人，今人沒有不同的說法。關於崔鶯鶯的原型，王銍認為是唐朝永年縣縣尉崔鵬之女，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揣測是一個名叫曹九九的“酒家胡”，還有一些其它說法，不必逐一列舉。
《會真記》中的崔鶯鶯是一個在封建家庭的嚴格閨訓中長大的少女，她有著強烈的愛情要求，但由於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她把這種情感隱藏得非常深厚，甚至有時還會在表麵上做出完全相反的舉動，這樣的舉動反映了一個封建淑女應有的修為。故事中的崔鶯鶯思維縝密深沉，做事小心謹慎，前後不露把柄。本來，她通過自己的丫鬟紅娘從中穿針引線，把她與張生之間的互相愛慕之意，用詩的形式傳遞給了對方。可是，當張生依照她詩中的約定前來幽會時，她卻又“端服嚴容”，正言厲色地數落了張生的非禮行為，這裏麵既包含了她對愛情的矛盾心理，又體現了她通過這種手段來檢測張生對愛情的忠誠。數日後，正當張生已陷於絕望之時，她忽然又采取大膽的叛逆行動，主動夜奔張生住所幽會。崔鶯鶯的這種矛盾和反複，真實地反映了她克服猶豫動搖而終於背叛封建禮教的心理活動的曲折過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終未能徹底擺脫社會、出身、教養所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認為私自戀愛結合是不合禮法的，“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這就是她在被張生遺棄後的感慨。她在遭遇被遺棄後，就隻能自怨自艾，聽從命運的擺布，表現出了她思想性格中軟弱的一麵，同時也透露出在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裏，婦女麵對自己所追求的自由和幸福破滅時所顯示出來的一種無奈心情。相比之下，張生就遜色多了，尤其是篇末，他為了替自己遺棄崔鶯鶯的無恥行徑辯解開脫，竟然藉口大罵崔鶯鶯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宋人趙德麟在他的《商調蝶戀花詞》卷首中稱：“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明確譴責張生的薄情行為。還有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曆來評論家無不對崔鶯鶯給予深切的同情，而對張生的負心則給予無情的鞭笞。尤其不能原諒的是自己得了便宜還賣乖，他那種不遺餘力地炫耀自己不仁不義、背棄人倫的行為，已是厚顏無恥，還要不失時機的大肆詆毀已被自己玩弄過的女性，這不等於落井下石嗎？人的心底之陰暗與險惡可見一斑。
我覺得張生對崔鶯鶯的愛情，隻是愛慕其色，貪婪於崔鶯鶯的美色而已，追求的是生理滿足。我曾經固執的認為，把愛情當作流水方程，當作生活快餐的大概隻有現代人，但當我翻檢曆史詩文的時候才發現，這種“一夜情”並不是現代人的專利，而是古人的發明。如果愛情是快餐，那就不在乎什麼味道，隻要能填飽生理需要就行。所以，張、崔之間似乎沒有建立愛情的基礎，這樣的愛情本來就非常脆弱，更何況唐朝是一個風紀開放的社會，才子佳人之間免不了要常常逢場作戲，所有的海誓山盟都必然會時過境遷，如曇花一現、南柯一夢。或許不能否認張生當初在說出那些甜言蜜語的時候，仍有著幾分誠懇，隻是鶯鶯在他的眼裏，僅僅是一個閑得無聊時的玩物，可以泄欲的工具，可恨的是居然連玩物喪誌的責任也要由鶯鶯來承擔。他對鶯鶯隻有貪婪的欲念，至於愛情的底色則顯得非常淺淡了，更談不上婚姻，似乎崔鶯鶯就很難擺在婚姻的現實天平上，終究難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見，張生對崔鶯鶯的定位，僅僅是個玩物而已，更何況張生為人軟弱又無主見，這樣的人一旦麵對現實時，自然屈服於當時的世俗社會的眼光和門閥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