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文化的傳承而言，在古代突厥人時代，裕固族的先祖就有了突厥文、回鶻文，而且擁有了像鄂爾渾葉尼塞碑銘那樣的史詩性書麵文學作品和敦煌出土的頗具規模的佛經文學作品。不過，裕固族長期漂泊不定的遊牧生活，曆史上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遷徙，使書麵文學未能廣為傳播。但是裕固族民間文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神話、傳說、故事、民歌、敘事詩等。尤其民歌獨具風格，曲調樸實優美，有學者認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別與古代文獻中記載的突厥語民歌、蒙古族民歌有許多共同之處①?，其中還保留著一些與《突厥語詞典》中記載的四行一段押尾韻的民歌形式相一致的民歌②?，同時又吸收了漢族的小調，回族和東鄉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劃拳曲等，並且把各種風格巧妙地融為一體，成為獨具本民族特色的優秀民歌③?。敘事詩有敘述和歌唱兩部分，以唱為主，以敘為輔。在神話、傳說中，保留著本民族不同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習俗、觀念等諸方麵的原始素材。有些英雄傳說故事中還保留有我國北方遊牧民族非常古老的母題④?。
今天當我們談論書麵文學時，不能忽視這些彌足珍貴的口頭文本在裕固族漫長的曆史歲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民歌、敘事詩在一次次重複展演中，傳遞著族群情感，喚起的是綿綿不斷的曆史記憶。
當曆史進入一個新紀元，族群文化傳統麵臨快速消逝的時候，人們對此的反應也不盡相同，有些人依然采用本民族最拿手的途徑：唱歌——用歌聲來展演被主流社會遮蔽的曆史和文化傳統；有人用烈酒來自我安慰疲憊的身心；還有一批人放下羊鞭拿起筆，用文字來抒發心中的感情和文化的憂傷，由此締造了裕固族新時期的書麵文學。
裕固族書麵文學創作應該說是從1954年開始的。 最初的書麵文學，主要是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在這一階段定型，如《黃代琛》、《西至哈誌》、《莫拉》等，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是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學愛好者。
這些民間文學作品較完整地保留了裕固族的文化特質，作品風格沉鬱、憂傷，充滿對故鄉的懷念。挖掘、整理民間文學，對一個民族的文學發展及風格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之後是民歌的改寫及文學創作的初步形成階段，大約在1976—1984年間。如《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等新民歌的形成等。總體特征是由民間文學向文人創作過渡。牧民詩人賀繼新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他是裕固族中最早放下羊鞭拿起筆的牧民詩人。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創作。他用質樸的語言，真切的筆調描寫草原、牧人及他的所見、所感，以飽滿的熱情歌頌民族的新生活。
20世紀80年代，裕固族文學迎來一個新高潮，雖然是一個小民族在邊遠山區湧起的一朵浪花，但是不可否認這與當時中國的文學社會環境的巨變密切相關。
從全國範圍而言，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經過了長時間的封鎖之後，出現了大規模介紹西方文化思想的熱潮。西方文化的大規模介紹，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上，直接引發了80年代重要的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如關於“朦朧詩”的討論，關於“現代派”的爭論，文學“主體性”和文學“尋根”問題的提出等。80年代的文學革新和文學“實驗”，都表現為“異質”因素不同程度的誘發和推動，由此引起感知內容、方式和藝術方法的新變。20世紀西方的一些重要作家，他們的作品和文學思想，對中國80年代文學的“形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當時的文學社會環境和文學思潮同樣也影響到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數民族文化精英陸續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其中一部分人重新回到從小生活的民族地區，用新文學的眼光審視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文學自覺”成為當時激動人心的口號，一批文化精英自覺承擔起關注民族和民族曆史的責任，關於族群的“曆史記憶”的書寫，幾乎成為80年代少數民族作家有意或無意的選擇。這不僅是“題材”意義上的，而且是創作視閾、精神意向上的。
巴戰龍曾在《鐵穆爾的寫作旨趣及其意義》一文中對當時裕固族書麵文學的興起做了很好的概括：“1985年前後，文化領域興起了一股規模不小的文化熱，‘文化尋根’是這股文化熱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反映。當時的大學生們一方麵深刻體驗著外國當代作家作品（例如《一日長於百年》、《百年孤獨》等）所帶來的‘文化震撼’，另一方麵又被本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例如張承誌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等小說和散文）所激蕩，西北民族學院曆史係學生鐵穆爾就是其中的一員。從他後來的作品本身看來，這一社會思潮和閱讀經驗給這位未來的作家年輕的心靈烙刻上了至深的‘文化尋根’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