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篇小說現場片段
文學圓桌
作者：吳麗豔 孟繁華
吳麗豔沈陽師範大學副教授。
孟繁華山東鄒縣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法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傳媒曾發表過對其研究的評論和介紹。獲文學獎項多種。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和前沿文化、文學研究。
中篇小說是百年來成就最高的文體形式。特別是近三十年來，這個文體在大型刊物和穩定的作家隊伍的支持下，一直在迅猛發展。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無處不在的時代，中篇小說和它的作家隊伍並未受到幹擾或影響，一直保持在較高的藝術水準上。2010年的中篇小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聲有色威武雄壯地書寫了新的篇章。在日常生活中打撈起熟悉而陌生的人與事、對人類基本價值的守護、發掘生活深處新的事物和人物，是2010年中篇小說最值得論述的話題。
一、那不是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近年來，“純情”作品在坊間的流行既是一種潮流，也是一種時尚。《山楂樹之戀》、《那一曲軍校戀歌》、《1980的情人》等，在媒體上掀起陣陣狂潮。特別是《山楂樹之戀》被張藝謀搬上銀幕之後，“純情”神話幾乎戰無不勝所向披靡。但事實上，這一現象所表達的恰恰是新的市場策略，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論”的又一次文化實踐。就如同1991年代中國第一部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的橫空出世一樣，在濫情和欲望無處不在的時代，“純情”的稀缺為這一現象的出場提供了空前廣闊的消費空間。但是，如何講述曆史和曾經的情感故事，對作家和藝術家的誠懇和曆史觀是一種考驗。
蔣韻的《行走的年代》，是我期待已久的小說。如何講述上世紀80年代的故事，如何通過小說表達我們對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當年如何講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樣。在8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壇，“傷痕文學”既為主流意識形態所肯定，也在讀者那裏引起了巨大反響。但是，當一切塵埃落定之後，文學史家在比較中發現，真正的“傷痕文學”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聲名顯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時候》、《公開的情書》、《波動》等小說。這些作品把“文革”對人心的傷害書寫得更深刻和複雜，而不是簡單的“政治正確”的控訴。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近年來，對80年代的重新書寫正在學界和創作界展開。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行走的年代》是迄今為止在這一範圍內寫得最好的一部小說。它流淌的氣息、人物的麵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及小說的整體氣象，將80年代的時代氛圍提煉和表達得爐火純青，那就是我們經曆和想象的青春時節：它單純而浪漫，決絕而感傷，一往無前頭破血流。讀這部小說的感受，就如同1981年讀《晚霞消失的時候》一樣讓我激動不已。大四學生陳香偶然邂逅詩人莽河，當年的文藝青年見到詩人的情形，是今天無論如何都難以想象的：那不隻是高不可攀的膜拜和發自內心的景仰，那個年代的可愛就在於那時可以義無返顧地以身相許。於是一切就這樣發生了。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偽詩人偽莽河，他從此一去不複返。有了身孕的陳香隻有獨自承擔後果；真正的莽河也行走在黃土高原上，他同樣邂逅了一個有藝術氣質的社會學研究生。這個被命名為葉柔的知識女性，像子君、像蕭紅，像陶嵐、像丁玲，亦真亦幻，她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女性理想化的集大成者。她是那樣地愛著莽河，卻死於意外的宮外孕大出血。兩個女性，不同的結局相同的命運，但那不是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因此，80年代的浪漫在《行走的年代》中更具有女性氣質：它理想浪漫卻也不乏悲劇意味。當真正的莽河出現在陳香麵前時，一切都真相大白。陳香堅持離婚南下，最後落腳在北方的一座小學。詩人莽河在新時代放棄詩歌走向商海，但他敢於承認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詩人，盡管他的詩情詩意並未徹底泯滅。他同樣是一個誠懇的人。
《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於它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熱烈、悠長、高蹈和尊嚴，它與世俗世界沒有關係，它在天空與大地之間飛翔。詩歌、行走、友誼、愛情、生死、別離以及酒、徹夜長談等表意符號，構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義獨特的氣質。但是，當浪漫遭遇現實，當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僅是青春過後的追憶。那代人的遺產和財富僅此而已。因此，這是一個追憶、一種檢討，是一部“為了忘卻的紀念”。那代人的青春時節就這樣如滿山杜鵑，在春風裏怒號並帶血綻放。不誇張地說，蔣韻寫出了我們內心流淌卻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二、在不被注意的地方打撈起的人與事
餘一鳴的《不二》在風格上有詼諧、戲謔的元素，因此非常好看。但這隻是外部的修辭裝飾，它內部更為堂皇的是思想和藝術力量。現在有力量的作品不多，特別是能夠切開生活光鮮的表皮，將生活深處的病象打撈出來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在這個意義上說，《不二》是一部我們期待已久的小說。作家餘一鳴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小說從五年前紅衛的“二嫂”孫霞的生日寫起。那個場景是世俗生活中常見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中，小說的人物紅衛、東牛、當歸、秋生、紅霞等粉墨登場集聚一堂。這是一個常見的俗豔聚會。但這個聚會卻為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埋下了伏筆。特別是東牛與紅霞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聚會的談話有三個關鍵詞：一個是“二嫂”、一個是“研究生”、一個是“師兄”。“二嫂”就是“二奶”，但“這詞不中聽，不如二嫂的稱呼來得親切而私密”；“研究生”就是不斷變換的“二奶”，就像研究生老生畢業新生入學一樣；“師兄”是東牛弟兄們按年齡排的序。這種既私秘又公開的世俗生活非常高雅地“知識分子化”了。按說也有道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趣味理應出自一個“師門”，這個“師門”就是“官場”、“商場”和“情場”共同塑造的社會風氣和趣味。但那時的東牛事出有因確實沒有“二嫂”。也正是因為東牛沒有才成全了後來他與孫霞的一段情緣。當時東牛發現這個孫霞並不年輕，起碼三十歲了。但他同時還發現：
“……這個叫孫霞的女人如果是固城人，一定不是莊稼地裏長大的女人。看她那雙拿筷子的手，嬌小細致，骨節緊湊玲瓏，指尖捏著筷子夾菜時，那握成的拳頭似乎是一隻精靈的小獸，骨節如峰，肉窩似泊，青筋若脈，一張一弛如奔跑的獵豹律動。倘若發育時節在地裏抓過鋤頭杆鐵鍬柄，這手定然是要茁壯長開的，比如老六秋生帶的那個女子，盡管看上去是花苞一般的年紀，打扮得也新潮前衛，但隻要看她那雙小蒲扇一樣的大手，你就知道這女子小時候是苦大仇深的柴火妞。”
這就是餘一鳴的厲害。這個細節一方麵傳達了小說人物東牛目光聚集在了什麼地方，而且如此細致入微，東牛的內心世界就被捅了一個窟窿；一方麵作家繼承又改寫了明清白話小說專注女人三寸金蓮的俗套。小說在諸多細節上都有精彩之處。
但《不二》並非是一部“炫技”之作。作家是要通過這些人等揭示社會深處和人性深處難以醫治的病象。但我發現，這些人雖然在情場上頻頻得手，但他們內心的焦慮並沒有得到緩解。小說中有這樣一些句子：
“像紅衛一樣，秋生這五六年身邊不乏研究生，秋生卻沒有找到他要的愛情”；
當東牛的姐夫都在欺騙他的時候，“東牛對著屋頂問，老天啊，這世界我還能相信誰？”
紅衛到歡場尋刺激時隻要姓孫的，第一次沒有人姓孫，第二次有多人姓孫。紅衛也明白了：“她們隻姓一個‘錢’字”；他們在人性深處的潰敗，也導致了內心和精神的潰敗。唯一給人以些許希望的是大師兄東牛。作家幾乎要將我導向閱讀的歧途，我一直以為這是一個絕處逢生的人物，是一個絕望處閃爍著光的人物。按說東牛確實沒那麼壞，他和大他三歲的妻子生活成那個樣子，但並沒有在外招“研究生”。他和孫霞的情感也不能說沒有感人之處。孫霞曾評價東牛說：“有的男人隻知道給女人脫衣服，可有的男人懂得給女人穿衣服。”“哥，我沒看錯人，你人在花花世界，心眼兒沒壞。”就是這樣一些情節將我們導向了歧途，但緊要處東牛露出了“不二”的嘴臉。
孫霞是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男人的世界她一眼望穿，她也曾利用自己對男人的了解利用男人。但她內心深處仍有一個縹緲的烏托邦，有一個幻想的“桃花園”。雖然所指不明，但也畢竟給人以微茫的光。這是一個明事理知情義的女人，似乎是一個現代的杜十娘或柳如是之流。她與東牛恰好構成了對比關係：最初給人的印象是，東牛有來自鄉土的正派，無論對“師弟”還是對女性，既俠義又自重；孫霞初出頭角時則是一個風月場上的老手，見過世麵遊刃有餘。但孫霞在內心深處她應該比所有的男人都幹淨得多。為了東牛她不惜委身於銀行行長。孫霞和行長上樓後又下來取包時：
孫霞說，你現在決定還來得及，我還上不上樓？
東牛說，上。
孫霞甩手一耳光打上他的臉，東牛並不躲讓，說，打夠了上去不遲。孫霞一字一句說，東牛，想不到我在你眼中還是一個賤貨，你終於還是把我賣了。
這個情節最後將東牛和孫霞隔為兩個世界，人性在關節時分高下立判。因此，如果釋義《不二》的話，這個“不二”是男人世界的“不二”，東牛不是“堅貞不二”，而是沒有區別，都一樣的不二。這時我們才看到餘一鳴洞穿世事的目光和沒有遲疑的決絕。有直麵生活的勇氣和誠懇，麵對人性深處的潰敗、社會精神和道德底線的洞穿，餘一鳴“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驚雷裂天響遏行雲。
肖建國小說的敘述一直都是行雲流水流暢自然。《中鋒寶》的敘述有鮮明的“肖氏風格”：文字質樸、從容不迫、節奏掌控得恰到好處。小說是寫一個人的命運——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這既是一種曆史敘述，也是個人命運的變遷史。在“小敘事”中隱含著“大敘事”。通過一個人的命運的“沉浮”，表達了世道人心、人情冷暖。我感到值得注意的是肖建國的敘述態度——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但肖建國以極其平靜、而不是一驚一乍地講述了一個人的命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