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粗中有細、思慮周詳的人，行事可做到穩當與變化齊施，精當與簡捷並用，而粗者則沒有這樣的才識策略。粗者如不經過一番磨煉，變得心思周密，是不宜擔當大任的；但其優點是沒城府，沒機謀，沒野心，在許多方麵倒可以放心運用。
“過目輒忘”，遇到事情喜怒過度，卻又漫不經心，當事情一過，又忘得幹幹淨淨，心中沒有絲毫牽掛。這就是“粗”，也屬於“剛”。
“伏亦不伉，跳亦不揚，近‘蠢’。”就是說，不應該昂揚的時候，他不能昂揚，而在應該昂揚的時候，他也不昂揚。總之，沒有一點昂揚之氣，行為舉止一直處在軟弱的狀態，亢奮不起來，陰柔如太過，則接近於“蠢”。這就是“柔”。
近“蠢”的人，對周遭的喜憂感應不強烈，缺少昂揚之氣，行為舉止呈弱態，不與人爭勝負是非，沒有勝負是非的功名利欲標準。這是其蠢。但在書中值得論的“蠢”，未償不可作“難得胡塗”解。前麵已論及，凡人末流，困而不學，略過不論，因此這裏的“蠢”，當是各種人才中的一種。“難得胡塗”是古人樂意倡導的一種自修品格，實是一種“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者，伐之也”式的以退為進的策略，與凡人末流中的“蠢”不可作同義解。
“初念甚淺，轉念甚深，近‘奸’”。前者為“柔”，後者為“剛”。這描述了能慮善知一類人的思維和做事狀態，表麵似“柔”，實質是“剛”。初一看，他似乎是粗淺之輩，但柔中含剛，先柔後剛，再一轉念，思慮得又深刻，又周密，由柔轉而為“剛”。因此，這類人應以其“轉念甚深”為主導，為根本。《冰鑒》稱這種人為“奸”。應該說，這個“奸”不是“奸詐”、“奸佞”之奸，而是三思而後行，胸懷城府的大事之材。
像這種“內奸者”，內有心機、內懷城府，外有溫順恭敬之態，既有計略心略，又不形於聲色，顯得很沉穩、很平靜，而往往料事於千裏之外，運籌於帷幄之中，實是外內剛柔相濟之才。既然如此，自然會有所作為，“功名可期”。
“純奸”之人，往往喜怒不形於色，悲歡不顯露於外，為人處事常常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以順應逆，以假亂真。這種人極有心機，在未成事之前處處謹慎，略無破綻，把這種功夫修煉到非常精深嫻熟的地步，可謂遊刃有餘，收發自如。因此，這類人做事能縱橫捭闔、灑脫風流，終有所成。
這裏應指明的是，《冰鑒》中所說的“純奸能豁達，其人終成”，與儒家推崇忠孝思想相悖，但用該話應驗於曆史，卻是正確的。曾國藩是極力推崇忠孝思想的，但作為一名相士，他仍然重視事實，即“奸者”也會有所成。曆來政治軍事離不開權謀，權謀自然離不了詐術，即所謂的“兵不厭詐”。純粹用忠厚樸實來運籌政治，不玩一點權謀，那多半會被別人輕易排擠出局的。
這裏所謂的“奸”，在現在條件下，應是有變化的。商業競爭乃如戰場，靠“奸詐”成功隻能一時，不能持久，要講誠信，才可永立市場巔峰永不失敗。其中所用的權謀、策劃是一種高級的智力活動，不應與“奸商”等同起來。
“粗蠢各半者，勝人以壽。”這種人的可取之處是長壽。身負血海深仇的人，如果無力手刃仇敵，不妨與他拚比性命，等著仇敵先死，比他活得長久、快樂，也可視作一種勝利。
喜高怒重、過目輒忘的粗人，不存心機，凡事過目即忘，不為憂慮所困，對人生沒有太多的奢求，雖然會為驚喜之事狂歡、為惱恨之事怒吼，情緒的激烈程度強過別人，但轉眼之間忘得幹淨利落，在漫不經心中傾向於大肚能容。伏亦不伉、跳亦不揚的蠢人，隻享受眼前的快樂，不大爭名利，隨遇而安，順情行事，胸無城府，也不理會別人對他的“笨”“傻”“蠢”的評價，因此生活愉快。粗蠢各占其份的人，無憂無愁，心悅意暢，有童貞般的單純和快樂，自然能心寬體健，勝人以壽。
“純粗無細者，半途必廢。”《孫子兵法》上講，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純粗無周密者，性情剛陽，且一味的剛，不分形勢，不辨場合，不知進退，任憑性情行事，又缺乏周密思考，惹下事端就不能收場，甚至可能撇下爛攤子一走了之。這種半途而廢，識人用人者應負一部分責任。教人做事，除道德品格之外，就應該是智慧，分清可以戰與不可以戰，哪些可以改變，哪些不可以改變，能戰則戰，不能戰則要忍耐和等待；能改變的改變之，不能改變的接受，如此可以保證事功順利進行無損，即便有損，也無大礙。
純粗者還包括做事拖拉，粗中少細，不動腦筋。這種人缺乏計劃性，做事情憑著感覺走，行動上似乎風風火火，但事情總不能圓滿周道地完成，效率極低。這類純粗者，如果沒有人去督促叮囑指導，任其行事，也往往會半途而廢。純粗，卻肯不斷學習的，雖在初始辦不好事，但在經驗積累中不斷改進，銳意進取，又是一種嘉好的品格，屬孔子講的“困而學之”。“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的三國時期東吳大將呂蒙，初時有勇無謀，純粗無周密，後來孫權叫他讀書，逐漸成為智勇雙全的棟梁之才，敗關羽於麥城，威震華夏。
以上道理，並不是非常複雜的事，正由於它並不複雜，而往往為觀人者所忽略，因此曾國藩在《冰鑒》中發出一聲感歎，希望能提醒其他人注意：“觀人所忽，十有八九矣”！
範蠡識子
陶朱公，即範蠡，助越王勾踐興越稱霸後，料“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便辭別勾踐，渡海到齊，經營產業，後又到陶，從事耕畜，並做買賣，成為巨富，天下稱他為陶朱公。朱公有子三人，次子殺人，被囚於楚。朱公擬派小兒去探望，從中營救。朱公給他黃金千鎰，作為營救費用，將啟程時，長子堅決要求代其少弟前往，朱公不聽。長子說：“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及遣少弟，是否不當。”並說如不讓他去，就要自殺。他母親也為他求情說：“派小兒去還不一定能將次子救出，卻先死了長子，那又該怎麼辦？”朱公不得已派長子前往，寫一信讓他帶去交給在楚的故交莊生，叮囑說：“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子自己也帶上私蓄數百金，以防意外之用。
朱公長子到楚，前往拜訪莊生，將信和金交給他。莊生對他說：“可疾去矣，慎毋留！及弟出，勿問所以然。”朱公長子沒有聽他的話，他因見莊生家很窮，所住屋很破漏，對他缺乏信心，擔心不能救他的弟弟，仍留在楚，從事營救活動，將其帶來的私蓄數百金獻給有權勢的楚國貴人。
莊生雖窮，但其人廉直，以此名聞於楚國，自楚王以下都尊他為師。朱公送金，他並非想要，他想等辦成事後送還金，以取信於朱公。他收金後，告訴他的妻子：這是朱公金，後當交還，不要動用。莊生入見楚王，說有某星出現，將對楚不利。楚王問有何辦法？莊生說：“獨以德為可除之。”楚王便決定要大赦。朱公長子得知消息後，認為其弟遇赦與莊生無關，而不甘心白白送給莊生千金，便往見莊生說弟遇赦事。莊生知其意，便將錢還給他，朱公長子暗自慶幸，弟既遇赦又不花錢。
莊生認為朱公長子不信任他覺得是對他的羞辱，於是惱羞成怒，又入見楚王說：“臣前言某星事，並言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賄大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而赦，仍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說：“寡人雖不德爾，奈何以朱公子而施惠乎？”即令斬殺朱公之子，次日才下赦令。朱公長子隻好以所坐來的牛車載弟死屍歸去。
到家後，家人都痛哭，隻有朱公獨笑，說：“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怕不能忍者。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因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是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知子莫若父”。朱公之所以早就料到長子救不回次子，隻有少子才能擔此重任，是因為他對兩個兒子的性格了若指掌。因為少子出生時家庭已經富裕，不知創業的艱難，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所以養成了放任、揮霍的性格。所以不會吝嗇錢財，而且他閱曆不多，心地單純，將會按照朱公的話去辦。而長子曾與朱公一道創業，知道錢財來之不易，所以養成了吝惜、嚴謹、精打細算等性格，加上經驗豐富，又是勢利眼，看不起莊生，為了救弟又去行賄楚國官員，反而壞了大事。正是朱公長子的性格決定了他行動處事的方式，最終也是這種性格害了其弟。也可以說是朱公意誌的軟弱害了其子，如果他不理會長子的自殺要脅和妻子的求情，堅持正確的主見，派少子去救人，豈能不讓次子生還？
【事典】
英才張良
留侯張良，他的祖先是韓國人。祖父名叫開地，做過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宰相。父親名平，做過矨王、悼惠王的宰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去世。平去世後二十年，秦國滅亡了韓國。張良年紀還小，未在韓國作過官。韓國滅亡後，張良家裏有二百奴仆，但他弟弟死了也不厚葬，用全部家財募求刺客刺殺秦王，為韓國報仇，是因為祖父、父親做過五代韓王宰相的緣故。
張良曾經到淮陽學禮。往東拜見倉海君。得到了一位力士，特地為他製造了一個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鐵錐。秦始皇到東方來遊玩時，張良與刺客在博浪沙埋伏襲擊秦始皇，鐵錐誤中了副車。秦始皇大怒，在全國範圍內大舉搜查，捉拿刺客非常緊急，這全是為了張良的緣故。張良才改名換姓，逃亡到下邳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