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督墾荒地
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清庭為恢複生產，製定了官吏督墾荒地勸懲則例。
清朝初期，戰亂不停，地荒丁逃，賦稅收入難以維持大規模戰爭的支出。為了擺脫困境，隻有開墾荒田來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於是本年四月，清廷製定了官吏督墾荒地勸懲則例：督撫按年內墾荒地到二千頃以上者記錄，六千頃以上者加升一級；道府墾到—千頃以上者記錄，二千頃以上者加升一級；州縣墾至一百頃以上者記錄，三百頃以上者加升一級；衛所官五十頃以上者記錄，一百頃以上者加升一級；文武鄉紳墾到五十頃以上者，現任者記錄，致仕者給匾旌將；貢監生及民人有主荒地仍聽本主開墾，如本主不能開墾者，該地方官給予印照開墾，永為已業；若開墾不實或開墾之後複成荒地，新舊官員分別治罪。公元1660年又增設新規定，且加大了獎勵的程度。到公元1661年耕地麵積增為五百二十六萬頃，比公元1651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六，社會生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為以後進一步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康熙帝采取獎勵墾荒的措施，鼓勵無地少地的農人開墾荒田，也鼓勵地主對荒地的經營和占有。
康熙帝詔諭，“準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順者以縣丞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三藩”戰爭後，荒田的開墾日漸形成高潮。在四川，因戰亂荒地很多，公元1690年，朝廷準許：流離四川民戶，情願居住墾荒者，將地畝永給為業。這樣來四川墾荒者日眾，其他荒地較多的省區，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諸省，墾荒也日漸擴展。
發展海外貿易
公元1684(康熙二十三年)7月康熙帝決定廢止海禁，開海貿易。並對海上貿易作了若幹具體規定。
這些規定是：1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山東與直錄省，許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發給印票。2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隻，並征收稅銀。外國貢船所帶貨物不再收稅，其餘私來貿易者，聽所差部臣照例收稅。3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若有違禁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載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律處分。
由此，海外貿易發展到東洋，南洋，遠至歐洲。
陳潢治河
陳潢(公元1637年—公元1687年)字天一，號省齋，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平生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尤其注意水利的研究，成為一位平民出身的卓越的水文地理學家和治黃專家。陳潢青年時代受聘做了安徽巡撫靳輔(公元1633年～公元1692年)的幕客，在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等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政績。
陳潢進一步闡明了明代潘季馴的治水理論，認為流水有一定規律，治水應掌握其規律因勢利導。他認為流水最主要的規律就是“趨下”。因此流水避逆而趨順，壁壅而趨疏，避遠而趨近，避險阻而趨理易。黃河的三大特點是“善淤、善決、善徙”，而善淤是其根本之點。
陳潢正確地認識治河必先治沙，要治沙就要對黃河全盤考慮，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在治黃方麵上，陳潢繼承和發展了潘季馴築提束水，以水攻沙石思想，但同時了也采取因地製宜、勘察審勢的方法，主張河水該分則分，該合則合。另外，陳潢還創造性地發明了測水法，相當於現在的測量流速流量的方法。這是陳潢對中國水利事業的重大貢獻。陳潢為後人留下了《河防述盲》及《治河方略》兩部著作，都是中國古代治黃的重要著作。
清初學術思潮
明朝時，由於長江流域經濟發達，思想文化極其活躍，到清時，統治者提倡理學，使其盛極一時。另一方麵，劇烈的時代動蕩，更進一步促使一些思想家去思索社會問題，以致在學術上也形成了反對宋明理學的抽象紛爭，注重經世致用的實學，誕生了一代新的治學風氣。
典型的是桐城派，桐城派的最早人物是方以智，他寫了《通雅》和《物理小識》兩部書。前書廣泛記敘日用的各個方麵，廣泛涉獵天人、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等，以“備物致用，采獲省力”。後書係依張華《博物誌》、讚寧《物類相感誌》及其老師王宣的《物理所》等書推衍撰成。解釋事物的所以然，提出寓“通幾”於“質測”的科學治學方法。順治十年(公元1654)年，方以智北歸後居南京高座寺開始寫作《藥地炮莊》一書，是“以莊子之說為藥而己解為藥之炮”。在這些著作中，方以智尤為注重對自然現象的實證研究，並從中闡發他的哲學理解，認識到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間的相通性，並始而注意吸收新傳入的西學科學成就。
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他一開始是讀書和注解《易經》後投入到抗清運動中。
在衡陽舉兵起義戰敗後到肇慶，側身於永曆朝廷，走廣西梧州，又因內部鬥爭而離去，流寓於零陵、常寧一帶的荒山之中。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開始撰寫《周易外傳》、《老子衍》、《黃書》。《周易外傳》借論述《周易》研討哲理和抒發政治抱負，提出“天才惟器而已矣”，“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推故而別致其新”等命題，發展和總結了前人的知行觀與易學辯證法。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顏元開始寫《存治編》，提出了。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複之”的致用思想。
餘姚人(浙江)黃宗羲早期與兩個兄弟一起組織抗清“世忠營”，又在清兵占領浙東後率五百殘兵結成隊伍，反抗清朝，後兵敗，專心研究學術，因“感四國之虞，恥經生之寡術”，他開始收集史書中有關地理沿革的記載，並參考各郡縣誌書及章奏文冊，進行實地探訪，結合當時社會經濟變化，開始撰寫《肇域誌》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順治十九年(公元1662年)，《天下郡國利病書》成，以實證的方法，將研究與國計民生結合一體，開辟了別具一格的治學方向。在這些日子裏，他奔走於山東、湖北、山西、陝西一帶，廣為學遊，結識了一大批如劉孔懷、傅山、王宏、李二曲等觀點相同的學者，並開辟撰寫《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充分運用實證方法加以研究的著述，這兩本書所采用的治學方法曾給後來清代學術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王夫之於隱棲中寫成《讀四書大全說》，對宣揚理學的《四書大全》逐條進行批判，論證了“致知格物亦有行”的論題，駁斥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強調“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在這期間，黃宗羲仍致力於主講證人書院，並於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在鄞縣舉辦了“講經會”，以擴大他的學術影響。為講學的需要，也為給自己的理論提供係統的依據，他係統檢閱了宋元迄明末六、七百年間的學術文獻。
通過這些人的學術創作，為清朝初起學術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桐城派
桐城派主要是以孝據文字為主的右文學派，其產生有一定曆史背景。
清初諸帝為安定反側，羈縶群士，無不致力於文治。在開設史館、四庫全書館，舉辦特科，掃除場屋積弊、整傷士習，獎掖醇儒等舉措之外，更以程朱理學為“正學”、“儒宗”，樹立哲學、倫理學、教育、文學等意識形態領域中正統儒學的絕對權威，以遏製異端，宣揚教化。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時文規範以及朝野學風、文風極端重視，頻頒告誠、欽定詩文集，以厘正文體，垂示文章典則。康熙時，頒行徐乾學編《禦選古文淵鑒》，倡為辭理醇粹，平正通達之文，以滌蕩明末時文“腐爛”之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特旨”曉諭試官，以清真雅正，理法兼備為時文衡文標準。次年，敕方苞以和碩果親王名義編《古文約選》，以為時文範本。方苞在該書序言和凡例中，標舉“義法”，“用為製舉之文，敷陳論策”之梯航。乾隆元年(公元1763午)，頒行方苞編《欽定四書文》，“以發明義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為宗。”方苞所稱“清正古雅”，即本於世宗“清真雅正”，同為時文標準。乾隆十三年(公元1738年)，頒行《禦定唐宋文醇》，錄取文章“其上者，是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上諭稱“韓奔種學績文，湛深經術，製藝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以上文獻材料表明，清初“列聖”們諄諄告誡和倡導的時文，並推向及於一切文章的衡文標準和文章規則是“清真雅正”而方苞則“稟皇極之彝訓”，以其為核心，建立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論體係。因此，桐城派是清廷文化政策的必然產物。
方苞在清初學術上具有巨大影響，時人對他評價很高，乾隆中，經學家程晉芳，周書昌說姚鼐“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這雖為“一時興到之言”，卻已拈出“桐城”名義，而在乾嘉時，還沒有人敢於尊奉這樣的觀點，隻要略一舉口，就會遭到群起而攻之。但當時以桐城方苞、劉大木魁、姚鼐為代表的古文宗派已經形成，到道光中葉以後，桐城諸子更是堂而皇之地張大其幟，“各詡師承”。
在各個師承中，方苞的貢獻也最大。方苞，為桐城派“徹組”，自許為“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學恪守宋儒，稱“孔孟以後，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為文追蹤韓愈、歐陽修，摒棄六朝駢儷藻繪，以唐宋八家、左史、六經、語孟為文章正宗，論文持“因文見道”之說，尤重“六行合一”，謂為文應“開通”“大義”，“明孔子之道”。需要說明的是，方苞及其以後的桐城諸家，對時文與古文之別，尚有所洞見，並非盡“以古文為時文”，但方苞的時文理論，有時卻可通於其古文理論，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方苞《古文約選》、《欽定四書文》，均為時文所作，其中所標舉的“義法”、“清真古雅”，也均為其時文理論用語，但同時也可視為其古文理論的文學範疇，僅有外延寬窄之別而已。他在《又書貨殖傳後》中曾說“義以為經而法以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所謂“成體之文”，即指時文，也當然包括古文及其它文章在內。而《古文約選序》一文，在論及“製舉之文”的“義法”同時，又稱“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所謂“澄清無滓”也即“清真古雅”。是見方苞是時文、古文皆有很深的造詣。
繼方苞之後，桐城派中又湧現出許多著名學者，如姚鼐、劉大木魁等。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是在康熙年間由陳夢雷主編而成的。
陳夢雷是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進士，授編修。三藩之亂時，陳夢雷正在福建家中，因與同官好友李光地約定，陳夢雷偽降耿精忠以為內應，李光地為清軍秘送情報助清軍恢複，一旦形勢轉變則相互提攜、作證。後三藩之亂平，李光地受上賞；而陳夢雷卻以通逆之罪被遣戍遼東。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康熙帝東巡遼東，陳夢雷獻詩稱旨，因召還京師，命侍皇三子誠親王允祉。允祉在康熙諸子中最為崇尚學問，身邊聚集著一批頗具學識的知識分子。由於康熙帝非常重視纂修書籍一類文化事業，其時編輯著述之風十分盛行，因而誠親王允祉積極讚助陳夢雷編修一部包羅萬象的大型類書，務求做到“凡六合之內，巨細必舉”。
在陳夢雷的主持下，招集眾多學者，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四月編纂完成，定書名為《文獻彙編》。
《文獻彙編》，分為六彙編，六千多部，共輯成三千六百餘部，薈萃了古代各類書籍。這部巨型類書後由誠親王允祉進呈康熙帝，康熙帝很表欣賞，賜名《古今圖書集成》。但康熙帝認為此書還不夠完善，於是命儒臣進一步補充、編排、校定。由於這是一項極其巨大的工程，因此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逝世，仍然沒有完成。
雍正帝即位後，由於忙於對政敵的鬥爭。因而把編書工作暫時放下。後來，為了消除對與他較量過的兄弟的影響，雍正帝決心重新修書，並頒布詔書：“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間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雍正帝無端借故處理陳夢雷，顯然是為了打擊其兄誠親王允祉，好在他尚沒有因人廢文，仍然重視《古今圖書集成》的編修工作。雍正年間，禮部侍郎蔣廷錫主持了校勘和重編工作，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而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