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與光
長篇非虛構
作者：方格子
第一章 關於一種疾病的傳說
你知道麻風病嗎？
當我決定接手麻風村題材的寫作時，遭遇到的困難和掙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前對於該病有限的了解，隻是覺得它是一種傳染病，恐怖，又有些遙遠。似乎和人類文明史相等同，古老而神秘。
“你知道麻風病嗎？”帶著這個問題，我隨機采訪過近百人，回答各異，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麻風病會傳染，很恐怖。
“你見過麻風病嗎？”對同時提出的這個問題，回答大致相似。
“沒有見過。”
“那你怎麼認為麻風病很可怕呢？”我會追問。回答也基本相似。
“聽說。”
“電影裏看到過。”
“什麼，麻風病不是早就沒有了嗎？”
一個寫作的朋友得知我在寫關於麻風的書，跟我談了她的童年見聞。
“我們家兩姐妹，我奶奶在麻風村給他們做飯，我跟姐姐進去玩，奶奶不讓我們走近他們，說要‘過’的。我遠遠地看著他們，他們有的鼻子沒有了，有的腳爛了。真可憐。麻風村有圍牆，他們不能出來，外麵的人也不能進去。”
很恐怖。很可憐。這是大部分人對於麻風病的最初感受。
來自中國麻風權威機構的信息，全球約有一千多萬麻風病患，主要分布在亞非拉丁美洲，醫藥貧困地區。截至2014年底，我國尚有現症病人3961人，治愈病人二十餘萬人。
讓時光穿越千年，回到公元前6世紀，我們來到一扇小小的木門前。孔子弟子伯牛病重。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孔子獨自一人，前往弟子伯牛住處。尊師前來，伯牛理應出門相迎。然而，他們卻隻是隔了門，隔了窗，師生之間不敢再多一點禮節。這一場遠古的師生相見，被記錄於《論語》。“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醫學史家詮釋伯牛患的是麻風病，而這病會傳染，盡管孔子痛惜弟子，仍隻能隔窗問候，並發出“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長歎。
那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麻風第一人。而孔子那一聲悲歎一路往前，走過幾千年光陰，依然回響。聖賢如孔子，依然對麻風病那般喟歎，足見這種古老的疾病對於人類的巨大影響。
麻風，這種被傳“風吹來的魔鬼”之疾病，在世界各國都有記載。上古時期，麻風屬於不治之症，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律法規定麻風病人的歸宿：處死或驅逐。也有人利用麻風這種疾病來躲避殺身之禍，“箕子漆身為厲”。戰國時期，豫讓曾裝扮成麻風病人去刺殺趙襄子。
而在知識分子中，對麻風的恐懼尤甚。當年，中華麻風救濟會總幹事鄔誌堅提到一位歸國的留美學子，曾任東吳大學教授，在談到故鄉福建的麻風病人時，他認為麻風無藥可醫，“最爽快的方法莫如將麻風病人拿來一槍斃之”。聽到這有違人道、有違科學的論調，鄔誌堅不禁感歎：“處今科學孟晉、文化昌明的時代，吾們還是以中世紀的方法來對付癩者（麻風病患者），思想落伍，貽笑世界莫於此。”
麻風！
麻風！
麻風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
從醫學的角度來說，麻風隻是一種疾病，是由麻風杆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主要侵犯人的皮膚和周圍神經。臨床表現為麻木性皮膚損害，神經粗大、疼痛，嚴重者眼手足畸殘。離體後的麻風杆菌，夏季日光照射2～3小時即喪失繁殖力，在60℃高溫下處理一小時或紫外線照射兩小時，喪失活力。一般用煮沸、高壓蒸氣、紫外線照射等處理即可殺死。
美國麻風專家Hastings曾經說過：沒有一種人類的傳染病像麻風那樣多樣化，從可自愈的、單一斑疹到多係統的病變，如發生麻風反應則其表現就更為複雜……沒有人能體會，麻風病人需要經受怎樣的身體創痛。
文獻記載，麻風病在我國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曆史。由於受到醫療條件的限製，麻風病造成大量患者肢體、麵部和眼睛殘疾。明清時期，廣東官方對麻風病基本未有什麼防禦和治療措施，而是抱以“滅絕”處理的態度，或是把麻風病人驅逐到深山或孤島上，限製他們與外界聯係，斷糧、斷交通，讓他們自生自滅。千百年來，麻風病人就是這樣，在疾病和歧視的雙重折磨中艱難生存。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醫療資源匱乏，為阻止病菌傳播，政府采取隔離治療的辦法，集中收容麻風病人，給予免費治療和救助。目前，麻風病的治療主要采用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利福平（RFP）、氨苯礬（DDS），氯法齊明（B663）等藥物進行聯合化療。門診治療半年或一年即可完成療程，效果良好。早期及時治療可以避免各種麻風病殘疾的發生。
然而，我國仍有近2萬麻風受累者，將終老在麻風村。
我永遠記得那個上午，在湘西南的一個麻風村，寒冬裏，山風陣陣。那個位於山巔的村裏，隻住著兩個麻風病人。我在一間古舊的吊腳樓裏，看到了這位讓我後來念念不忘的麻風病受累者。1939年出生的他，常年蹲在地上——不是他不願站起來，而是他根本沒有腳掌。麻風晚期，大麵積的潰瘍、病菌蠶食，骨肉吸收導致肢體縮小，他的下肢經年不活動，萎縮成了兩根骨杆子。他就那樣靜靜地坐在木頭地板上，麵前有一個火盆，微弱的炭火是他病體唯一的溫暖。
見我到來，他掙紮著想起身，甚至想搬個椅子讓座，可他太費力了。為了不使他難堪，我迅速坐在他麵前的矮凳上。我們隔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火的火盆對坐，一時間，竟相對無言，他用手腕——是的，他試圖用手腕搬開壓在火盆上的破磚塊。病魔不僅使他失去了腳掌，也使他失去了手掌——人世間，還有哪一種疾病，會叫人遭受如此的折磨呢？問起當年被麻風侵襲的那些日子，老人沉默了。過去半個多世紀，那些非人的折磨，依然縈繞心間，惡魔一般如影隨形。
還是忍不住，我問，很痛吧。
老人大約想笑，但嚴重的麵部肌肉癱瘓，讓他無法展顏，隻是抽了抽皮膚。
“不是痛。”他說。
不是痛？那是什麼？
“說不出來。說不出來。”他搖搖頭。
疼痛，被譽為上帝給予人類最好的禮物，然而，這個相對感官化的詞彙，在麻風病人身上，顯得尷尬，慌亂，無所適從。疼痛成為一種悖論，沒有痛感，卻又被疼痛逼進命運的死胡同。麻風杆菌侵襲，使他們無法感知皮膚病痛，麻木，讓他們在不經意中摧毀著自己的身體。他們可以長久地行走卻沒有任何知覺，因不能感知疼痛，他們的眼角膜會渾濁，從而喪失視力；因為不知疼痛，他們甚至可以拿刀砍掉潰瘍的雙足。
從醫50年之久的美國醫生保羅·布蘭德在《疼痛：無人想要的禮物》中說，“疼痛其實是把身體的一些重要事情告訴你……因為舍此沒有別的辦法引起你的注意。”
從事麻防工作二十多年的王景權醫生告訴我，麻風反應引起的神經疼痛，常常把病人推向痛苦的邊緣。他們被神經痛折磨，生不如死，過去常有病人在深夜嚎叫，到處遊蕩，他們痛苦的形象會讓人疑心他們精神出了問題。沒有皮膚疼痛感覺而時時承受著神經疼痛的麻風病人，他們成為疼痛感知世界最為奇異的一個群體。
在民間，常有麻風病人也是精神病人的說法。當他們出現疼痛症狀後，殘疾便降臨，嘴歪向一邊，手足彎曲，腳難以上抬。很多晚期病人鼻塌眼瞎，手足潰瘍，萎縮，嚴重的畸殘症狀令人恐懼，也讓他們深感痛苦，以至於不堪忍受而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個麻風病患者，容顏盡毀，病愈後一直不願出院，後來經不起對於親情的思念、渴望，回到了家。然而，一到家，便看到窗台上那麵鏡子。在麻風村幾十年，她從來不用鏡子，因為沒有勇氣看到全然陌生的麵孔。她抓過鏡子，先是呆呆地看著鏡子裏的自己，那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她眼皮外翻，猩紅色的皮肉裸露著，鼻梁塌陷一直通到嘴巴深處，確切地說，她沒有鼻子。再看看家人的眼神，痛惜，慌亂，無奈，同情，各種情感交織。在她臉上，看不出這個家族的痕跡，隻是一個陌生而醜陋的女人。足不出戶窩在家裏幾天，她再也不敢麵對家庭以外的任何人。這一天，她讓家人找來一個口罩，洗幹淨身子，靜靜地躺在床上——丈夫沒有勇氣跟這樣一個女子同床共眠，一夜未歸。第二天，家人發現她已經過世。兩三粒安眠藥落在地上，仿佛在告訴家人，她經過怎樣的靈與肉的掙紮，才放棄自己的餘生。
朋友很惋惜，說那麼多年的苦都熬過來了，怎的就不能再忍一忍呢？體麵和尊嚴很重要，可是相比於生命來說，是否可以忽略呢？
而我隻想說：麻風病人苟活不易。
“麻風”一詞的由來，學者和醫學史家均做過較為詳盡的解釋。從古到今，麻風的稱謂多種多樣，它的含義也不一樣。古埃及，那個憑借神力構建金字塔的民族，稱麻風為“set”；而古印度則稱麻風為“枯希斯”，潰爛的意思。
基督教聖經《摩西五經》中的“Zaraath”一詞，是希伯來文，有“不可接觸和不潔”的意思。到了希伯來文《聖經》被譯成希臘文時，將“Zaraath”譯為“Lepra”，英文譯為“Leprosy”，“來普羅西”——專指麻風，成為現代各國通用的英文名稱。然而，這個詞還有另外一種含義：“道德敗壞但可由於神的寬恕而能痊愈的病人”。
“Lepero”還有一層隱形意思，“在街頭流浪行乞的衣不蔽體的人”。德國畫家菲舍爾的《隨處漂泊的麻風病人》中，一群麻風病人身披鬥篷，掣婦攜幼，經受風吹雨打，在街頭屋角躲躲藏藏。這幅作於一六〇八年的鋼刻風俗畫，畫麵逼真，情景淒苦，就是早期麻風病患者的縮影。
1873年，挪威學者漢森發現麻風杆菌。在這之前，人們認為麻風是一種遺傳疾病或是來自上帝的懲罰，麻風病人被鄙薄，被放逐，經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事實上，漢森宣布麻風病是傳染性疾病之後，社會上對於麻風病的恐懼仍然沒有減弱，並未在某個領域讓麻風病患者獲得人格上的平等，更妄談宗教上的救贖，人們依然認為這種可怖的疾病與道德相關。而由恐懼和偏見引起的歧視，更是持續摧殘著麻風病患者的身心。
古代歐洲，許多麻風病人被流放，他們東躲西藏，不是餓死，就是被殺。中世紀前期，麻風病人被強行放逐於農村民居點之外的荒僻處，放逐前先舉行送葬儀式，讓病人穿上特製的衣服，邊走邊鳴響送葬樂器。
編於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有對麻風病症狀的描述，那時叫作癘、癩或者大風。古書對這種古老的疾病有過相關解釋，認為是人躺在濕地或坐在有風的樹底下，因風、濕、寒進入人體而引起的。
而中國鄉村民眾對於麻風病的認識，大都來自民間傳聞。由於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社會偏見，很多晚期病患鼻塌眼瞎，手足潰瘍、萎縮，嚴重的畸殘症狀令人恐懼。他們可怖的外在形象，讓世人找到最充分的理由，從道德層麵來進行譴責。
人類所曆經的各種疾病，麻風病是最讓人不齒的，它發端於肉體，卻要接受道德的批判。西方國家曾有關於如何處置麻風病患者的律法，在宗教意義上來說，它有著特定的寓意，是“罪惡”的終極象征。被譽為“台灣娘子”、榮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讀者文摘》亞洲英雄獎”得主張平宜女士在她的著作《觸》的後記中，對麻風病和宗教的關係，有過清晰的表述。其中提到，1179年，天主教會最高會議的決議重申麻風病必須被徹底隔離，病患以及家屬不被允許上教堂。更讓人喟歎的是，教堂有專門的儀式，以象征他們在人間的“死亡”。在中世紀時，“負責檢視麻風病人的人士是神父而不是醫師，一旦被宣布為麻風，病人將永生不得進入公共場所，不能在狹隘的路上行走。”在法國，病人甚至必須穿上繡有大紅字“L”的袍子，掛上鈴鐺，警告任何走近他的人，他唯一被允許的東西是一個配有長杆的木頭，方便行乞。
在清代，傳統醫學認為疫病乃是由於自然界的四時不正之氣，混入了病氣、屍氣以及地上的其他穢濁之氣而形成的疫氣所致。病因分為內外兩個方麵，內因為天災或自我生活不謹造成的人體自身的正氣不足，外因則是外界的各種原因導致的疫氣鬱積熏蒸，人在其中，感觸致疾，其感染亦由氣而致。
及至現在，麻風病的成因和發病機製仍然不十分清楚。然而，令人唏噓的是，不管病因是什麼，不少人依然認為麻風病人是可以任意處置的人群。
浙江省皮膚病防治研究所，一度熱心收集整理麻風資料，希望為浙江麻防事業留下詳盡史料的王江南大夫，為我提供了較為周詳的文字圖片資料。看著這些文字、圖片，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一撥又一撥麻風病人在某個口令之下，被槍殺，被活埋。
近代我國福建省某些地方，在麻風病人將死時，用繩子把草屋拉倒，把病人活埋其中。1935年，廣東軍閥陳濟堂在廣州白雲山下，一次就地槍斃麻風病人近300人。1936年，高要縣縣長馬炳乾命人在肇城挖了一個大坑，活埋病人二十餘人。1941年，雲南洱源縣地方當局將麻風病人趕到荒山，不準他們下山，使其活活餓死。
湖南省《桑植縣麻風病防治誌》大事記中“民國時期”記載：1936年，麻風病人劉慶康之父因患麻風病被趕出村子獨居深山，由於生活困苦和疾病折磨，最後上吊自殺。1948年，芭茅溪保長鬱年成活活燒死一田姓麻風病人。新中國成立後，麻風村住村病人鬱春元回憶當年被燒死的病人名叫田伯海。
經年累積起來的對於麻風的恐懼，使他們即便已經康複，依然與社會隔絕。時任中國麻風防治協會會長、第13屆國際甘地獎獲得者張國成教授有一份題為《麻風殘疾預防與整體康複研究進展》的調研報告，其中一個篇章為“麻風歧視幹預”。張教授把“歧視”分為三種類型：感知的歧視、實際的歧視和自我的歧視。麻風病患者在遭受了長久的無形和有形的歧視之後，會繼而自我歧視，結果進入一種自我憎恨的惡性循環狀態。
很多已經治愈的病人，寧願終老麻風村，也不願再回到曾經讓他們魂牽夢縈的故鄉。他們的命運因為一種可怕的疾病而改變，沒有第二種疾病，能使他人和自我產生如此不堪的感受……
記得跟滇西一位關注麻風村工作的社會人士通過電話，他是火車司機，對麻風村的關注是因為鐵路沿線那些相對荒僻的地方，建有麻風村。大約也是出於對此種病症的好奇，在好友幫助下，他進入了麻風村——“回來後，做惡夢，幾天吃不下飯，病了一樣。”他甚至熱心腸地叮囑我，不要過於深入，“跟這種病打交道，會讓你心力交瘁。”
在我表示了信心與勇氣之後，他放棄規勸，“你以後會明白的。”
隨著采訪的逐漸深入，對於麻風病的認識也日漸明晰，即便如此，憂懼依然存在，並且身心疲憊。記得那次到位於浙江德清縣境內的浙江武康療養院（浙江皮膚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即上柏麻風村）走訪，跟接待我們的村長喻永祥說話，我都是屏住了部分呼吸——我有深刻的擔心。中間，我悄聲問他：“麻風病是通過什麼途徑傳染的？”
村長抬頭看了看天空，天空湛藍，香樟樹散發出植物的清香。他的白大褂在陽光的映襯下，齊整，幹淨。他看出我的憂慮和擔憂，笑笑說：“麻風病傳播的途徑有幾個：一是直接接觸傳染，包括健康人與病人的排菌皮膚直接接觸；二是病菌通過飛沫經呼吸道傳播。當然，間接接觸也可能導致傳染，比如病人用過的物品、吃過的食物等，間接接觸的傳染可能性比較小。”
的確，我熱愛寫作，我關注麻風這個群體，可我還沒想好要以命相抵來完成這次特殊的寫作。村長見我憂思重重，急忙告訴我，目前住在村裏的老人，他們早在二三十年前便已判愈。也就是說，他們隻是曾經的麻風病患者。如今，他們留在麻風村，是在養老。在村裏，他們被稱為休養員。
站在樹下，我做了個深呼吸，讓肺部充分吐納。微風拂過，樹枝上那些果子一個個落下，一顆果子掉落在我肩頭，它飽滿，黑色之中透露出一點點深綠。生命如此美好，讓人忘卻劫難。回頭看，老人們三三兩兩地從房間出來，他們有的失去了雙腿，有的手指被完全吸收，隻剩下幾片指甲，卡在手掌邊沿。
采訪初期，偶有一兩個願意跟我交流的，說得最多的卻是那些漫長的時光，他們如何被親情拋棄，被好友疏離——有時候，比肉體更需要撫慰的是心靈，而破碎的心靈又如何重新愈合？
當我問及麻風休養員早期的經曆時，他們大都表現出時過境遷的情狀，時隔多年，他們已經能夠達觀地看待人生，看待命運無情附加給他們的打擊。
“都過去了，沒什麼好說的了。反正都醫好了，全世界都在研究這個麻風病的藥，現在不怕了，隻要早發現早治療，就不會殘廢。”
他們一眼窺破了我的恐懼和憂思，他們用淡泊的人生態度，安慰我。
《麻風季刊》創刊號的“特著”欄內，刊登了一篇題為《中華麻風救濟會之呼籲》的文章，作者張國華寫道：苦莫苦於病，慘莫慘於死。麻風者致死之病也有人焉。而罹斯疾，失知覺，落肢指，呻吟床褥，貽害子孫內羞伍於家庭，外慚形於社會。無能工作，失卻自由，一息僅存，了無生趣……
麻風帶給生命個體的災難，無論遠古，還是晚清、民國時期，無疑都是一場滅頂之災。病痛本身、戰亂、被家人拋棄，諸多原因，許多病人不堪忍受，自盡離世。
2006年，“社會文化視野下中國疾病醫療史研究”國際研討會召開，中國麻風研究中心教授江澄醫生做了題為“中國麻風史研究的意義、現況與方法”的報告，研究報告中有一組統計數據：麻風病患者的意外死亡率3.7%，較一般人群高，意外死亡主要原因為自殺。而有自殺意念的占69%左右，為健康人的17倍。自殺死亡率高達148.4 / 萬，為全人口自殺死亡率1.36 / 萬的109倍。
麻風，不僅僅是醫學的問題，也是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是哲學的問題。
與一種可恥的疾病狹路相逢
浙北山區一個小村裏，徐小童背著竹籃孤寂地走在路上，在離他十多米遠的前麵，是村裏的小夥伴。什麼時候開始，他們不喜歡自己了呢？先是手臂出現了斑點，起了疙瘩，慢慢的身上都蔓延開來。這些斑點和疙瘩，讓年幼的徐小童懼怕，漫長的夏天，他都不敢穿短袖，因為同伴會指著他的裸露的手臂笑話。年長一點的人，看到這個男孩，總是搖搖頭，還有的會好意地跑過來跟徐小童母親說，你家兒子有什麼附體了，你家孩子被髒東西附體了。
在中國鄉村，讓人懼怕的人和事很多，人們會對某種神秘的力量產生天然的懼怕，而鬼魂大約是最有震懾力的——一個人被鬼魂附體，不是做多了惡事，就是陽氣不足，毫光太弱。這兩個原因，都足以讓周邊人鄙薄。尋找可以依托的人和事，尋找活菩薩。在鄉村，總會有那樣的人，他們在一夜之間被某種神秘的事物賦予了神秘的能量，可以看透世間萬物。在繁重的勞作之餘，他們總是有求必應，為鄉鄰鄉親祛除妖魔。
活菩薩來了。巫師來了。燒紙，敬拜，噴酒，在門上貼黃符。幾次三番，這一切都在暗夜進行。然而，鄉村自有一雙無影的眼睛在看著這一切。第二天，家家都知道，徐家昨天晚上做法事，請活菩薩來捉鬼了。
這種被稱為“天刑”的病症，讓人們確信，是因為他們的身體被惡鬼附身，而造成這個現狀的原因是，他們造惡，就必須得到上天的懲罰。
徐小童清楚地回憶起那些時光，一年，兩年，四處求醫，已經使家裏清寒如洗，一家人都放棄了。這一天，徐小童的天塌了——父親因過度勞累，突然病故。那一年，徐小童六歲。
和徐小童年齡相仿的一位滇西病人，那年他八歲，被麻風病痛折磨。而一家人因為他飽受村人歧視，他們一家被迫在半山腰搭了一間草屋，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父親因為去山崖采草藥摔落，臨終前，拉著孩子的手，久久不能合眼，“兒啊！兒啊！不如跟著爹走了吧。”
太幼小了呀。稚嫩的心靈還不懂得生死，不懂得幽明永隔。他隻點點頭，哭著答應了。父親示意兒子躺進他的被窩，兒子看著父親蠟黃的臉，仿佛預感到了某種不妥。他爬到父親平躺的竹塌床上，卻遲遲不願鑽進被窩——死亡的氣息如此沉重，讓孩子慌張，想逃跑。不料，父親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進被窩。害怕是肯定的，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父親的身體慢慢地在冷卻，他的手卻緊緊地掐住了孩子的脖子！
要有多麼的不忍，不舍，無助，絕望，才會讓父親有如此行徑。盡管他在沒有掐緊兒子脖子之前就已經氣絕身亡，然而，那句話卻一直在孩子心間打轉：“跟爹走吧。走了你就不會再受罪了。”
在徐小童患病的這些年裏，他幾乎吃遍了山上所有的草藥，要多苦有多苦。他跟著父母去了多少個陌生的地方，已經記不得了——除非死，不然，是掙不脫苦痛的！
死，在徐小童苦難的童年，顯得如此容易，又如此艱難。
四十多年之後，當徐小童跟我說起這些時，依然抑製不住地顫抖，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刻。“我們這一家，因為我得了這病，這叫人抬不起頭來的病，羞死我們全家了……我生的是怪病。”
父親過世後，家裏境況更不堪，徐小童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哥哥早年出去跟人做工，很少回來。兩個姐姐在家種地。在這個家裏，徐小童成了最沉重的包袱。
母親病倒了。她整天咳嗽，仿佛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咳嗽了。她咳血，她整夜整夜不睡覺。郎中說她耗盡了心血。眼見母親也要離開人世，一家人悲天蹌地。
聽說，離家十多裏外的鎮上來了一個醫生，醫術了得，兩個姐姐用板車拉母親去看了一次，服藥一個星期，母親慢慢地好起來了。這一天，姐弟三個沒見到母親——要知道母親還那麼虛弱！他們不知道，母親去了鎮上。
母親在小鎮衛生院門口見到了醫生。
“求求您救救我兒子。”
第二天，母親把徐小童帶到了鎮上。醫生查看了徐小童身上的皮疹，隆起的疙瘩，看手掌心的潰瘍，告訴母親，你家孩子得的是麻風病。
麻風病？
麻風病！
所有關於麻風病的不堪，全都湧上來，母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痛惜兒子身體之際，也擔心家人被孤立。
真的是我祖上觸犯神靈了？還是我種下了罪孽，要讓我兒子來承受？是報應嗎？
如今已在安度晚年的徐小童跟我回憶，他從鎮上回來後，全村人都知道他得了麻風病。母親日夜哭泣，眼睛都快瞎了。為了不讓兒子的病傳染給其他兒女，母親騰出屋後的那間柴草屋，柴草屋原本用來堆放農具，農藥，柴禾。這裏陰暗，潮濕，沒有床板，稻草直接鋪到地上。徐小童雖然萬般害怕，還是挪移到了草屋。他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時光，疾病這個惡魔還未曾侵襲他之前，他得到的嗬護是那麼的自然，親切。那時，他還那麼小，夜夜擠在兩個姐姐中間，他總是在兩個姐姐的安撫下入睡——那是多麼溫暖的時光。可是，這一切終將不再，親人在一夜之間，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需要用堅硬冰冷的牆壁來阻隔。
衣食住行，徐小童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分享。兩個姐姐心疼徐小童，每次都把好一點的飯菜留給他——那是1974年，徐小童開始服用母親從醫院配來的治療麻風病的藥物，開始了漫長的和麻風共存亡的歲月。
而因麻風反應引起的疼痛，最讓徐小童痛不欲生，他跟我描述說，就像有無數把錐子，在骨頭上剜啊剜。年幼的徐小童一邊忍受肉體的痛苦，一邊還得忍受比病痛更具殺傷力的歧視，歧視來自他人，也來自自身。鋪天蓋地的恐懼淹沒了他，他害怕自己會死掉，又希望自己死掉一次，重新複活，日子在他複雜無望的掙紮中度過。白天黑夜住在黑乎乎的草屋裏，他絕食，他破壞自己的身體來對抗病痛。在身體稍稍好一些時，強烈的求知的願望在他胸中激蕩：我要在書裏尋找答案，這個麻風病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什麼辦法能讓我回到健康的時光。隻是家境貧寒，兩個姐姐早早輟學在家，她們過早地擔負起家庭重擔。而他，一個麻風病患者，怎麼有資格去上學呢？
母親心疼兒子，給他縫了一個書包，送他到學校，沒過幾分鍾，所有的孩子都跑了。接下來，那些家長都來了，他們無法忍受自己的孩子跟麻風病人在一個學校讀書。徐小童終於沒有能再踏進教室，他隻偷偷地跑到教室門口，癡癡地聽老師講課。那一天，聽得太入神了，以至於有人拿石頭扔他都沒覺察。而後，他聽到有人喊：他全身都有毒的，我們燒死他。
跑啊！快點！再快點！為了少年的自尊不被踐踏，為了不讓母親知道兒子被欺負、被侮辱了，他奪路而逃。這個下午，徐小童亡命逃離這個書聲琅琅的美好所在。
哭泣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委屈洶湧，夜晚，他沒有回家，跑到了山上。小橋村是一個環形的村子，圍繞在山腳。徐小童坐在山腰一塊大石頭上，石頭下麵還是石頭，是凜峻的懸崖，這是江南大山少有的地貌。徐小童呆呆地看著村子，天還亮著，有鳥飛過，有蛇遊過，田野的青蛙在歡唱。他們有家的回家，在家的歌唱，他們多麼幸福。
“隻有我，在想著死。”漸漸的，天黑了，村裏的燈亮了；然後，一盞盞燈，漸次滅了。村莊陷入黑暗中。好吧，我本來就生活在黑暗中，就讓我在黑暗中死去。他站起來，看著更加黑暗的懸崖下麵，除了黑，什麼也看不見。跳吧，一跳就什麼都不存在，他們再也不會喊著要燒死我了。
然而，他看到了一盞燈。一盞亮著的燈。他知道，那是他草屋裏蠟燭的光，沒錯，是母親的眼睛。親愛的媽媽，她一定在等我。媽媽不止一次求過兒子：為了媽媽，你一定要活下去。
徐小童哭著跑回家，奔進草屋，隻見母親趴在稻草上，心力交瘁的她，哭幹了淚，眼皮腫得睜不開。
孩子，你到哪裏去了，媽媽很擔心你啊……孩子，你要活著，媽媽陪著你，再苦的日子，媽媽陪著你過……孩子，隻要媽媽在，就一定讓你讀書。
母親決定改嫁，隻有這樣，才能讓孩子讀書。即便是個麻風病患者，也有讀書的權利呀。那一天，兩個姐姐在田裏插秧，她們小小年紀，已經學會了侍弄莊稼。母親牽著徐小童的手，一步步往前，那些在田裏勞作的人，抬頭，看到這對母子，不舍卻又無奈。誰讓他得了這個惡疾？
徐小童緊攥著母親的手，從田埂走過，從兩個姐姐身邊經過。有人輕聲跟姐姐說，阿娣，你媽要走了。
大姐依然低頭插秧，二姐落淚，她們沒有抬頭。
阿娣，你媽媽帶你弟弟嫁人去了。
兩個姐姐，豆蔻年華。她們抬頭，她們又低頭，悲傷使她們無法再言語。
大姐沉默，隻有淚水刷刷地落下，彙聚成河，姐妹倆被悲傷淹沒。
母親帶著徐小童離開了小橋村，骨肉分離，竟然隻能選擇沉默。
繼父得知徐小童有麻風病，也懼怕，讓他獨自住在一間平房裏。
事實上，徐小童沒有如願以償進入校園，不是繼父食言，而是沒有一個學校敢收他。從那之後，徐小童徹底斷絕了讀書的念頭。
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讓徐小童心生溫暖的事寥寥無幾。那個時候，大部分時間，他都躲在家裏，他羞於見人，也沒人敢見他。隻有他家邊上有個老奶奶，頭發花白了，偶爾會走到窗前來，跟徐小童說，孩子，你要好好活著，隻要活著，就有希望治好病。
老奶奶的丈夫曾經是醫生，他們雖然不懂麻風，但堅信科學，隻要活著，不放棄，就有希望。他們的鼓勵，常常讓徐小童悲喜交集。在這個陌生的村莊，科學的光芒通過這對老夫妻，那微弱的亮，溫暖著鼓舞著徐小童，使他頑強地撐了過來。
21歲那年，徐小童在鄉衛生院安排下，來到麻風村。一住便是四十多年。
四十年前，麻風病就已治愈，拿到健康證書，徐小童找了個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感激與感恩已不是言語能傾訴，恥辱像另一種疾病，附帶在身，需要用更加漫長的時光來清洗。
82歲的康複者陳老漢回憶，他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在私塾，那時都是讀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然後是四書。讀完後，就是五經了。兼讀古文，如《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等，並開始學習作文。12歲那年，他已經能夠作文，先生稱讚他的文章“有風骨”。他以為他能走出山村，去往外麵的世界，接受新潮思想，卻在某一天發現，眉毛脫落。先從外側開始，兩邊都有脫落，實在不好看，又不能掩蓋，隻能戴了頂帽子，依然遮蓋不了這“醜陋的沒有眉毛的眉骨”。直到有一天，同學指著他的臉說，你的眉毛被老鼠偷吃了。
這是多麼羞恥的一幕，所有人都來看，他被圍在中間，幾乎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腳無力，水泡起來。他蹲在地上，“像是扒手被當場抓住了，可恥。”往日激揚文字的那個少年蕩然無存，他曾經求助於先生，先生接受的是舊時思想，認為，眉為人的第二雙眼，眉落，便為眼瞎。“若非有重大孽障，何以會有此報應。”
離開私塾回到家，各種症狀接踵而至，再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個麻風病人。在家拖了兩年，新中國成立，他被動員進了麻風村。進村見到醫生，他還用手捂著眉毛，盡管那時他的雙腿已經潰瘍到不能再行走，但他關心的卻是先生說的“眉為第二雙眼睛”。他懇求醫生，能不能讓我的眉毛重新長出來？
醫生指指他的雙腿，雙腿更重要，如果不及時清洗治療，病變截肢都有可能。他卻落淚：給我一雙完整的眉毛。也許，在先生看來，眉毛可分辨賢愚，與人品有關，與前世今生的福報有關，而他，卻覺得沒有眉毛的麵容，是恥辱。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他們的病體成為一種恥辱的載體。
不能與人分享的秘密
出生於1943年的堯甫葵，因為害怕獨自到鄰村上學，放棄了校園生活，盡管那位熱心腸的丁老師幾次三番來勸說，他還是願意留在互助組放牛。那頭牛從地主家分離出來，成為集體財產，他與牛相伴五年。
對堯甫葵來說，麻風的侵襲真的像一陣魔鬼吹來的風，無聲無息，先是吹到他的一隻腳。他割草，腳破了流血了，他沒有知覺。燒飯時手指燙出水泡，他還是沒有知覺。
“痛嗎？”
“不痛。”
“真的不痛？”
“真的不痛。”
堯甫葵的不痛成為少年夥伴中小小的奇跡，“你們知道嗎？堯甫葵有大本事，用刀割皮，都不痛。”他們做遊戲，打彈子，輸者被罰割草，拿山毛櫸刺刺手，被棗樹枝鞭打。每當此時，堯甫葵都選擇拿刺來刺身體。因為他不痛，這一度成為夥伴們羨慕的特異功能。
疾病早已入侵，隻是他和家人都還不知道，這種古怪的毛病叫什麼，疑難雜症糾纏著少年。陸續地治療，陸續地中斷，他特別想明明白白地生一場病，至少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然而，當有一天，有人告訴他，你得了麻風病時，他跟家人一樣，都蒙了。為什麼是這個病？寧願死。可是，帶著麻風病這個標簽，從容赴死，談何容易。
其間，好友一個個離去，他從害怕獨自走路去學校，到獨自承受這被疏離的生活。
得知德清武康有專業的麻風醫院，他寫信求助，一個醫生回信了解情況。他把自己這“一點也不痛”卻又“痛得還不如死去”的矛盾病症詳細告訴了醫生，有敘述，有傾訴，也有無盡的期待。不久，對方給他寄來了藥，醫囑每日服用一粒。他服用十來天，紅斑依舊，麻木處依然麻木，疼痛處依然鈍刀割肉一般。性急的父親說，這麼重的病，一粒藥怎麼會有效果，吃兩粒。於是吃兩粒，十來天後，病況依舊，父親惱怒了，吃三粒！
“醫生說隻要吃一粒。”
“不要聽醫生的話，就這麼小的三粒，就算是砒霜也毒不死你！”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病啊！英俊男孩的臉龐，不知什麼時候，漸漸地變成獅麵，紅斑布滿全身，手指彎曲，狀如雞爪。有時候，打倒人類的除病菌之外，還有不斷醜陋的肉體。病菌抱團，合力蠶食人類肉體，讓靈魂在一邊兀自恐懼。這樣的病狀，恐懼的不止是病人自身，還有他至親至愛的家人。
好吧。我聽父親的。
一天吃三次——如果可以，我願意吞服世間所有最苦的藥，隻要能讓我恢複。
十來天之後，堯甫葵高燒不退，紅斑加重，潰瘍擴大。他急急寫信到上柏求助，求救，醫生成為他生命汪洋中的一根稻草。
“趕緊停藥，”醫生在信中說，“速來武康治療。”
而中國鄉村，忽視生命的不止是他人，也有自身。有時候，我們對於生命的價值認同，重則如泰山，輕則如鴻毛。堯甫葵也一樣，包括他的家人。先吃飽飯，才能去掙錢，有了錢，才能去看醫生，抓藥看病。“能拖就拖著”，常常是中國鄉村民眾對於生命無言的抗爭。他們願意挑戰身體，以及身體裏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魔鬼。
從12歲那年第一次發現“不痛”，到潰瘍，到劇痛，如此反複，到23歲，堯甫葵與麻風病菌共同在人間度過了11年。
23歲那年，堂哥帶他到嘉興麻風村後便回家。這裏住著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們形容枯槁，麵目醜陋——難道我以後也會像他們一樣嗎？雖然堯甫葵知道，自己跟他們一樣，都是麻風病患者。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願過早地看到未來——要逃離，要掙紮，他不吃不喝，以抗議命運的不公。“當時，我看到他們，就覺得難過，心裏很慌，根本不想留下來，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心理”——四十年後，堯甫葵告訴我，他隻是不想留在家鄉，他要逃跑，越遠越好。那時設立的鄉間麻風村，有著極為簡陋的房舍，大都在廢棄的廟宇裏。眾多麻風病人，走投無路之下，都曾經求助菩薩，終不得。他們對於廟宇的感受，隻是一間“不靈的菩薩住過的房子”。這間留下塵世多少信徒叩拜痕跡的屋子，那些求救的聲音早已散去，一如滿地的香灰。年輕的他，怎願意留在這裏？“就不想看到他們，他們可憐，難看，如果一定要讓我留在這裏，那我寧願死。”
他寫信回家，接到信的第二天，堂哥來了。兄弟倆坐夜船抵達杭州武林門汽車站時，天剛蒙蒙亮。買了早班車票，卻被截住，被告知麻風病人不能坐公共汽車。無奈之下，跟一輛三輪車師傅求情，對方答應用三輪車踩他們到上柏，談妥25塊錢。
那是1967年春天的夜晚，兄弟倆輾轉來到武康療養院，接待他們的醫生得知這個青年七八年前曾經求助過他。那時，堯甫葵的病症剛剛開始，隻要堅持按時服藥，是可以控製的。醫生有些生氣，也不解，為什麼總有人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但是，他也知道，需要在一個瀕臨崩潰的病人麵前表現出樂觀與善意，於是告訴他，不要擔心，不會再壞了，能夠控製的。檢查完堯甫葵的身體後，醫生告訴他們，這是嚴重的麻風反應，待控製了麻風反應，便可回當地麻風村了。
“我不回。”
“不要擔心，這個病隻要好好治療，就能康複。你先安心在這裏住幾天，等病情穩定了再說。”
“我不去。”
“這邊也是麻風村，那邊也是麻風村，一樣的。你為什麼不去呢？”
那時，麻風病人較多，政策規定病人需在當地麻風村接受治療。醫生把這個情況如實告訴了堯甫葵，但他還是斬釘截鐵地說，我不回去。
誰會知曉，這是他內心的一個秘密：即便死去，我也不想像他們一樣醜陋，不願意再連累家人。
“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那一天，我哥哥把我送到了醫院，卻被告知，我不能住院，隻能看門診。你知道，我得了這個丟人的病，尋訪過多少醫生，受過多少委屈。我多想呆在家裏，可是我又那麼害怕回家。我曾經說過，要是不讓我住下來，我就死。
當天晚上，我不吃飯，就是哭，我擔心、害怕，還有無窮的羞愧，我也萬分地恨自己。哥哥陪著我默默地坐著落淚，待我情緒稍稍穩定下來，哥哥拍拍我的肩膀，讓我堅強。他拿了熱水瓶去打水。那時，門診室有臨時病床，一個房間四張病床，我隔壁病床上，有個中年男人，他看我哭得凶，跟我搭訕。我沒有心思跟他說話，隻希望醫院收留我，哪怕就死在這裏我也願意。那人勸我不要哭了，還告訴我一個辦法。我聽了，心裏又是擔憂，又是感激，還有無邊的淒涼。
過了一會兒，哥哥回來了，他提著熱水壺走進病房，中年病人跟我哥說，你趕緊走，不要再來了。我哥說，我怎麼可能丟下弟弟！中年病人說，你放心，我也是這麼做的，我家人把我送到這裏就回去了，他們問我，我就說家裏人不要我了。他們也沒辦法，總不能趕我走，讓我去要飯吧。哥哥想了想說，可是，我不放心。我知道，哥哥是舍不得。我們兄弟倆抱頭痛哭起來，哥哥緊緊抱著我說，弟弟，我們一分錢也沒有了，也隻能這樣了。
哥哥走了，傍晚的時候，醫生來看望病人。我聽說那是一個軍官，他仔細檢查我的身體，對我說，小夥子，你還年輕，不要灰心，能治好的……你先安心在這裏住兩天，等麻風反應過去後，我給你配藥，你帶回家去服用，以後定期來複查就可以了。
我說我不想回去，軍官醫生搖搖頭，歎息一句，我知道你們都不容易，可是醫院不是收容所，管不了那麼多人啊！
我開始恨這個醫生，我覺得他故意讓我難受，他永遠也不知道我在家、在村裏遭受了怎樣的白眼，他也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絕望。遠離家鄉，在專業的麻風病醫院留下來，是那汪洋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啊！可是他卻要把那根稻草拿走！我很生氣！
過了半個小時，那個醫生又來了，問我家人在不在，去辦個手續。我說我哥去街上吃飯了，晚上睡在街上。醫生沉默了，看了我一會兒，說，你不能留在這裏，你要回海寧去治療。
因為我身無分文，醫院讓我欠賬，藥費全免，住宿費和夥食費是不能免的。我惴惴不安地過了兩天。那醫生來過幾次，問我家人怎麼還不來，說我的麻風反應已經控製住，可以回家去治療了。
你明天就回去吧！放心，你沒事的，要堅強！醫生拍拍我的肩膀，他居然還在我頭上摸了一下。那年我23歲。
傍晚，我沒有吃飯，也無心睡覺，一心想著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夜色沉沉。那是個荒僻的山灣，有一座廟宇叫寶華寺，年久失修，我們就住在寶華寺裏。我輾轉反側，不知道該如何度過這漫漫長夜。我暗暗想，如果非要我回去，我就用一根褲帶結束生命。而明天我就要被迫離開醫院了，我該怎麼辦？
當天晚上，醫院醫生們開大會，中年病人告訴我，白天看醫生的臉色都很沉重。我猜測，今晚開會，就是在討論明天怎麼送我回去。醫生告訴我，醫院已經寫信給我家裏了，也打電話到公社，讓我們公社醫療站的人來把我接回去。怎麼辦？就在我胡思亂想之際，一陣紛亂的口號聲打斷了我的思緒。
‘打倒國民黨狗特務曹光榮！’
‘揪出隱藏在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
……
那是1967年。‘文革’的風暴席卷全國，麻風醫院也未能幸免。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我們和醫生隔著一片寬大的區域，以防止病菌傳染。可是，我卻清晰地聽到了那個名字。
‘曹光榮！’
不就是那個軍官醫生嗎？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而我……你知道嗎？讓我羞愧的是，我卻受惠於這場曠世的災難式的運動——曹光榮被打倒了，我卻被解救了！曹光榮要讓我回去，醫院當然不能聽命於他！他們堅決地把我留了下來。
我的命是那一聲聲口號挽留下來的。我的命運是在這一陣口號聲中決定的。這曾經是我的一個秘密。
後來，我才知道，曹醫生也是麻風病人，據說是起義投誠過來的，在經受了一遍遍的清理之後，幸存於麻風村。或者說，是麻風村讓他有了棲身之所。而那一場運動像風，它把曹醫生吹到了哪裏？
當天晚上，老病人就跟我說，那個曹醫生很壞，收病人要一問二看三了解，看你病輕的就留下，看你是女病人就留下，看你家境好就留下。而我一直在想，堂哥離開我時，沒有錢留給我，是曹醫生留下了我。所以我懷疑老病人的話。但是，在那個時候，我顧不了其他了，我隻想留下來。
不知曹醫生現在是否還活著，我不敢肯定。我的哀思我的愧疚我的來路不明的恨無處寄托無處釋放。”
在那些漫長的夜晚，我獨坐書房，一遍遍回放病人的講述錄音。過去那麼多年，當他們重新回憶起被疾病襲擊的那些時光，往事穿越萬重關山，跋山涉水，海潮一般，洶湧而來，以至於常常讓他們老淚縱橫。
麻風侵襲下的女子
在麻風受累者的統計數據中，女性患者占據了一定比例，全球男女比例為2：1，而中國是3：1。這跟我國傳統環境似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女子出門機會少，被傳染的概率相對較低。另一方麵，女子即便患病，也常常因為各種原因，不及時治療或者放棄治療。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曆年累計罹患麻風病總人數為五十餘萬，其中，女子患病約為十五六萬。
浙江武康療養院收住麻風休養員80人，其中，女休養員14人。在麻風侵襲之下，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的痛苦和壓力，比男子更沉重。生育、撫養、社會歧視、家庭歧視等等因素，讓女病人飽受生死折磨。
1
我叫夏小姝，今年86歲了，在麻風村住了55年，我已經不太記得清什麼時候得了這個病，好像是18歲，也好像再早幾年。可是我記得發病之後的情形，全身起了疹子，腳上起了水泡，摳破了也不痛。那些疹子越來越多，我看了心裏發癢，割草時，去地裏找草藥，搗碎了敷在身上。可是沒有用，心裏越來越害怕，不過那個時候，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就是走路不太有力氣。後來，村裏有人說，這個病治不好的，要到大醫院去看。爸媽就帶我去縣城，縣裏的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配了一些藥給我，又回到村裏麵。村裏有個人在外麵工作，回來聽說我得了一種怪病，治不好，他路過我家時，見到我這個樣子，就說有什麼疑難雜症，還是要到杭州、上海、北京去看。
我忘了是哪一天，那個人對我爸媽說，我可能得了麻風病。我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害怕、難過、擔心。每天都在想同一件事：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每天晚上，哭著哭著就睡了。
這樣一直拖著拖著，弟弟心疼我，寫了一封信到《浙江日報》，告訴他們我這個病的症狀，可能是麻風病，想求助。後來，報社回信告訴我們說，如果是麻風病，可以到浙江武康療養院去治療。
那天天還沒有亮，我就穿好衣服等在門口，媽媽煮了紅薯，我拿了一個，沒心思吃，我又是高興，又是擔心。高興的是，我終於要去醫院了，可是我又很擔心，怕治不好我的病。眼淚流了一個晚上，眼睛很腫，眼皮壓著，很難過。媽媽讓我放心，說解放了，醫生技術很好的，一定能治好我的病。
我們不知道浙江武康療養院在哪裏，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爸爸隻能問人家，麻風病在哪裏治。有人說，在杭州鬆木場，爸爸帶著我跟弟弟到了那裏，才知道醫院早幾年就轉到武康了。這樣，我們才找到了武康療養院，醫生給我檢查，配了藥給我，讓我回家吃藥，在家治療。因為那個時候病人太多，沒有床位，沒有辦法，我們帶了藥又回到了家裏。
爸爸媽媽都很難過，覺得這麼重的病，隻有住在醫院才能治得好。可是我卻不想留在那裏。我害怕，每天按時吃藥，到後來，感覺身體舒服了一些，就不去看病了。那個時候，醫院寫信來問，有沒有按時吃藥，要我吃完藥後，寫信告訴他們，他們會再把藥寄過來。但藥吃完後，我沒有再去配藥，也沒有回信，因為感覺沒有嚴重起來。就這樣到了31歲，我的病惡化了，沒有辦法，就到嵊州的麻風村去看病。到了麻風村，我的病情控製了。後來我跟老高結了婚。沒過多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麻風村被造反派衝散，本來隻有一個老醫生，被趕回家去，死了。沒有醫生，病人陸續地離開，有的實在沒有地方去，還是留在麻風村。麻風村在一個廟裏麵，最後廟也被砸壞了。
那時，麻風村也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紅暴，一派是聯總。不能沒有派，我家老高被他們拉到紅暴一邊去。那個時候，我們倆很害怕，也很苦，心想，回家去吧，怕連累家裏人；不回去吧，在這裏已經不安耽了，因為他們要打仗，要批鬥，走在路上有時候要被扔石頭。有個晚上，老高帶著我和兒子逃回了他的家裏。回到農村後，老高在一家豆腐店裏幫工，我那時懷了小兒子，沒有能力撫養大兒子，就把他送到另外一個村子，請了奶娘來撫養，老高在豆腐店幫忙賺了點錢全部給了奶娘。
我們的日子過得太苦了，老高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奶奶，家裏吃口重，我們總是吃不飽。人家豆腐店開始不知道老高有麻風病，我們那個村大，從村東頭到村西頭有好幾裏路。老高每天晚上回到家裏，連鞋子都不脫就躺在床上，他太累了。麻風病雖然已經治好了，可是他的腳走路不方便，他本身力氣也不太好，加上每天都擔心人家知道他得過麻風病，怕被辭退，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像在逃難。
豆腐店還是知道了我們夫妻倆是從麻風村回來的，老板辭退了老高，我們的手腳都已經不靈活了，幹不了農活。老高整天整天地歎氣，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有一天，老高想到豆腐店再去跟人家說說好話，早上六點多，他早飯都沒有吃，就出了門。剛出門沒多久，對麵就有人問他是哪個派的，老高嚇得趕緊跑，人家就追，沒跑幾步，他就沒有力氣了，被人家從背後打了一槍，他的後背被打了一個洞，血流得很多。村裏人把老高抬回來，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就看著他流血，血流到桌子底下、椅子底下，流到灶台底下，全都是血。我求人把老高抬到公社醫院去，沒有人願意。老高趴在床板上，用手壓著後背的傷口，一床棉被都被血浸透了，老高昏了過去。到中午十一點多的時候，他斷了氣。
老高死的時候，我想找件衣服給他換換，都沒有，他可憐啊。親戚來幫忙，看到我們家這個樣子，都哭……我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幫忙的人用水衝洗老高流出的血，忙了半天，把地上收拾幹淨時，已經是傍晚了。我一直躺在床上，沒有力氣起來，到晚上七點多，我生下了小兒子……老高沒有看到小兒子出生……
那個時候流眼淚太多，45歲時，我的眼睛就瞎了。我今年86歲，四十一年了，我已經瞎了四十一年……四十一年，我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手指短了，隻有指甲留在巴掌上，十多年前，我的一條腿沒有了……
現在，我住在上柏麻風村，政府每個月發給我820塊鈔票，我一個人花不完。我每天坐在屋門口，看看世界，做夢也沒有想到，我還能有這麼一天，像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有人伺候。我常常想，一定是因為我前半生過得像豬狗，後半生給我補回來，讓我像一個人這麼活著。哦對了，你不知道，我的耳朵不靈了，聾了很多年，有時也能聽到你們說話，有時候就一句也聽不清了，要碰運氣的。不過，我不難過，因為我現在過得很好，再說，這把年紀了，聽不聽得見，看不看得見，也都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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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91歲的張彩好老人，思路清晰，記得自己是在民國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出生的。出生十個月，因家裏養不活，被送給另一戶人家當女兒。養父不能生育，娶過兩房太太，都沒有子女，抱養了十個月大的張彩好後一年左右，領回了3歲的男孩，當了張彩好哥哥。等哥哥長到18歲，養父母又帶回一個小女孩，成為這戶人家的小女兒。
張彩好沉浸在回憶裏，說養父母是如何地疼他們三兄妹，哥哥跟小妹妹相差18歲，哥哥很照顧她和妹妹。事實上，養父母家也是貧困交加，隻是因為喜歡孩子，才一個接一個地領回家來。張彩好老人說，養父母寧願自己不吃，也要留給他們兄妹幾個。雖然貧窮，也有歡樂，吃過晚飯，三兄妹擠在一張床上，說一些他們自己才知道的故事。看起來，日子是往好裏走的。
然而，一切都在張彩好15歲那年戛然而止，麻風無情地找上了她。起初是大腿外側有斑，不痛不癢，也不礙事，隻是覺得難看，少女羞澀地放下褲管，遮蓋生命中第一個難以言說的痛處。長了斑的地方，不出汗，沒有知覺，用指甲摳皮，摳出血來，還是不痛。父母擔憂，村裏人圍攏來看，給出點子，吃了很多郎中給配的藥，吃到吐。
16歲那年，父母做主嫁到鄰村，丈夫陳東根也是苦命人，爹娘早死，比張彩好大了二十多歲，隻是疼惜妻子，舍不得妻子受苦。貧賤夫妻值得安慰之處，便是互相支撐著往前，拚了命地往前走，往好的地方走。隻是這樣的時光短暫，不久，陳東根患病，那年代，血吸蟲病瘟疫一般肆虐，地方上稱這個病叫“黃胖病”，渾身腫成了饅頭，讓丈夫飽嚐地獄般的折磨。生產隊給了一些照顧，每年年底給十幾二十塊錢用以度日。陳東根拖到60歲去世。婆婆不喜歡張彩好，從結婚初期，到兒子過世，她從沒給媳婦一個好臉色。
張彩好回憶說，其實她心裏就喜歡陳東根，也想過跟陳東根兩個人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生活，可是，每次真的要行動了，又都放棄了。因為夫妻倆都有病，他們不知道哪裏能夠讓這兩個得病的人過好一點的日子。那時，在村裏，他們這一家是作為天下最不幸的人存在的，但凡有人說做人苦，不想活了，旁人便勸慰道，你看看，張彩好兩夫妻能夠過下去，你們總比他們要好一百倍一千倍的，怎麼就過不下去了呢？
就是這樣，在別人認為張彩好這樣活著不如死了算了的情況下，她又嫁了人。說起來，第二任丈夫曹大滿是個義氣的男人，他跟她前夫是一個村的，一起長大一起玩耍的夥伴。陳東根眼見著自己不行了，有一次跟曹大滿說，我要托付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幫我，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怎麼養得活彩好？我要走了，我把彩好托付給你，請你好好待她。
雖然張彩好不喜歡曹大滿，曹大滿對她也不在意，但畢竟是受了重托的，他還是接納了她。也就給了一個窩，搭夥過日子，在這個窩裏，他們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但他倆都知道，他們沒有打心底喜歡過對方。
張彩好生下幾個孩子後，麻風病症更加嚴重，潰瘍、麻風反應，生不如死的日子，在那間幽暗的屋子裏延續。張彩好不太出門，日日夜夜地就在屋子裏跟自己搏鬥，苦的痛的都獨自承受。38歲那年，她腳底潰瘍嚴重，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家務。無奈之下，把小女兒送給人家——38年前，因為家裏養不活了，張彩好被父母送了出去。這一幕驚人地相似，命運有時就是這樣吊詭。
張彩好無奈之下，來到嘉興麻風村，自己帶米，帶菜，帶鋪蓋。彩好記得那時有三十多個病人，有一個老醫生，過段時間到外麵去拎一袋子麻風藥來。關於老醫生，彩好是這麼說的：
“麻風村就一個老醫生姓陳，平時隻看到老陳醫生一個人，對病人很好，說話聲音低低的，從來不發脾氣。告訴我們怎麼吃藥，告訴我們要多活動，告訴我們要樂觀一點。可是，老陳醫生自己卻過得不太好，聽說他有過老婆的，上海人，後來要老陳醫生跟她去上海，他不願意去，兩個人就離婚了。老陳醫生心情不太好，他有兩個兒子要撫養，負擔很重，可是他對病人還是很好。好像是1978年，老陳醫生中風了，那時他大概已經七十多歲了，兩個兒子照顧他，一直拖了十多年，八十多歲過世。”
2005年，張彩好老人不慎摔斷了腿，大骨頭斷了，嘉興民政部門聯合麻風村，把她送到醫院，進行手術，花了一萬八千多塊錢。“要是沒有國家給我出錢，我是沒有今天的。”張彩好說，她的腿裏有鋼板，有鋼釘，雖然行動不便，但她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了。
2007年，浙江省對麻風村進行整合，嘉興疾控中心把留在麻風村的十多個康複者送到了武康療養院。
如今，張彩好老人是上柏麻風村的老壽星，她健談，也喜樂，麻風病在她身體表麵留下了難以抹平的傷痛，相信也在她內心留下了數不清的創口。隻是，歲月無情卻也仁慈，它消解了人類與疾病之間的恩怨，讓人類在劫後餘生之際，心懷希冀，重新上路。
窗台上，一隻透明的玻璃杯裏，插了一朵潔白的梔子花，是護工喻誌生從野地摘來的，老人很喜歡。因為有了這一朵盛開的花，房間頓時有了更多生機。老人說，有時候回想起早些年的經曆，就覺得自己的一生很漫長，有時候覺得自己過了兩世，前世專為了生病，後世隻為了養病。她說著說著，就笑了。
3
“我原來的名字叫周笑梅，嫁人後，要分糧食了，人家問我什麼名字，我不識字嘛，告訴他們‘周笑梅’。讓我寫，我寫不來，老公也不會寫，他們寫成了周小梅，我看看不像，自己又寫不來，就算了，後來，我就成了周小梅。”
說這些的時候，周笑梅一直是微笑著的，聲音清亮，除了失去一條腿，她的臉上絲毫沒有病態。春天的陽光照在這位78歲的老太太臉上，安逸，滿足，她已經忘記病痛曾經如何在她生活裏肆虐。或者說，在幾十年與麻風病搏鬥的過程中，她已經有了最強大的內心，來抵禦年老體弱帶來的諸多不適。
“小時候，我隻記得家裏沒有田，我爸爸向人家租田，我們種水稻，農閑時，爸爸給人家做工。有時年份不好，爸爸就把田退還人家，出去做長工。我家四兄妹，兩個哥哥一個姐姐，我排行最小，他們都很寵我，不讓我多幹活。爸媽也很心疼我，隻是我爸思想有點封建，不讓我和姐姐讀書。他說，辛苦賺來的錢，讓你們姐妹讀書了，以後你們還是要嫁出去，讀書沒有用的，女人就在家砍柴下田，燒飯喂豬，都不用識字。我那個時候很想讀書，可是，姐姐沒得上學，我也不敢再提這個要求。”
周笑梅說，她已經忘記自己是哪一年得病的，按照母親的描述，應該還很小。那一年，因為快要過年了，母親把她和姐姐帶到鎮上，那是她們姐妹倆難得的一次上街，添了新衣，又去了理發店。
“先給姐姐理發，我跟媽媽坐在旁邊等著姐姐，理發的師傅給姐姐剪頭發，卻總是回頭來看我。我不敢看他，他是個半老頭子，頭發有些花白了。我媽媽也奇怪他怎麼總是在看我，後來，理發師傅對媽媽說，你家女兒得病了。
他這麼一說，我媽媽就害怕，問他，什麼？你說哪個女兒？什麼病？
理發師傅指著我說，你看她，小小年紀，瘦成這個樣子，不得病不會這樣的，你要帶她去看病了。
我媽說，我這小女兒能吃著呢，會走會跑會吃會睡的，怎麼會得病？
理發師傅說，不信你比比兩個小囡子的臉色。
理發師傅這麼一說，我媽媽就害怕了，等姐姐剪完頭發，媽媽就把我跟姐姐拉在一起，兩個頭挨著比對我們的臉。這一比，把我媽媽嚇壞了，好像她才發現原來我這麼瘦了。
回到家，媽媽就跟爸爸說了我的事，爸爸也很擔心，可是家裏沒錢，就熬一熬再說，又是大過年的，上醫院，不吉利。沒過多久，我的腳上起了泡，水泡破了，腳開始出膿血。沒有辦法，爸爸隻能把麥子賣掉，換了錢，找鎮上的郎中給看病。因為不知道什麼病，我心裏也很害怕，也不想跟村裏的夥伴一起玩，我把自己關在家裏，天天喝中藥。
那個藥太難喝了，每一口喝下肚，我都反胃要吐，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病，我就忍住了。我滿以為喝了藥，病就好了，我就可以跟村裏的夥伴去玩了，我也可以跟姐姐睡在一起了。可是，大約喝了一個多月，我鼻子流血，很多很多血流出來，好像鼻子破了一樣。我不敢再喝了，爸爸媽媽實在沒有辦法，隻能隨了我。就這樣，我躲在家裏，也做不了活。好像十二三歲的樣子，我爸帶我到蘭溪去看，尋訪到一個醫生，說吃了蘄蛇粉會好，蘄蛇祛風敗毒，我身上的紅疹子都是毒素。我記得他那裏有很多人，他們把我的衣服捋起來，二三十個人圍著我看，我多麼難為情啊。他們指著我身上的紅疹，說這說那的，我掙紮著兩隻手捂住胸口——我恨不得馬上死掉啊，我羞愧死了，哭得停不下來。我爸見我一直哭，罵我幾句，說，又沒人打你，你哭什麼？
他哪裏知道我的心思啊！我的衣服被他們捋起，我的身子被他們看到了，那真的比死還難受啊。可是，我什麼也沒說，隻默默地落淚，我知道，為了替我看病，家裏已經欠了很多錢，這個蘄蛇粉很貴，要很多錢，我爸借錢買了回來，我爸已經很累了。
吃了幾天蘄蛇粉，我身上癢得不行，抓啊撓啊，都不管用，拿指甲摳破了皮，還是癢。紅疹還在，全身腫了起來。那段時間，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有笑臉，死氣沉沉的，我覺得我活著很沒有意思，拖累了家裏。可是，要我去死，我也沒有勇氣，我心裏還是想著，可能有一天，我的病忽然自己好了呢。
有一天，我哥哥有個朋友來我們家玩耍，他是義烏人，見到我這個樣子，坐在門邊看屋外，什麼話也不說。他很好奇，問哥哥說，她是誰？我哥哥說，我妹妹小梅呀。因為我全身腫得厲害，他已經認不出我了，以前他也來過，我們還一起玩過。哥哥的朋友很驚訝，也心疼我，他難過地問我哥哥，到底我得了什麼病。哥哥就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他說要不去義烏看看。我哥哥就把我帶到義烏去了，結果人家說，我得了麻風病。”
輾轉之後，周笑梅來到上柏，入住武康療養院。不久，父母去世。如今的她，早已沒有了親戚，關於這點，周笑梅的解釋是：老親戚都斷光了，別的親戚也都沒有來往了。唯一讓她惦記並且感念的是侄女。“她和我睡一個床鋪，沒有嫌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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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出生的鮑秋桃，得病時已經33歲，按照時間推算，是上世紀90年代，麻風病防治工作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而幸運並沒有降臨到她身上，那年，鮑秋桃兒子已經16歲，上初中。丈夫在外村做泥水匠，她種田種地，在家料理，日子是蓬勃往前走的。不期而遇的疾病一下子把這個家給打得倉皇不堪。先是她身體皮膚出現了症狀，紅斑久久不退，四處尋醫，被告知是紅斑狼瘡。上世紀90年代，這是不治之症，吃了不知多少藥，依然不見效。
這一天，她去開化醫院，因為杭州有醫生來坐診，她希望碰碰運氣。杭州醫生檢查之後，告訴她，可能是麻風，建議她去衢州防疫站做個檢查。她惴惴不安地從衢州防疫站出來，手裏拎了一些藥，不知要往哪裏去——原來她真的得了麻風。
“麻風，我聽也沒聽到過，我們那邊村裏都沒有這個病的。當時就嚇壞了，不知道說什麼好，身子抖得厲害。醫生安慰我說，不要擔心，不要害怕，沒關係的。又說，你先回去吃藥，過半個月，我到你家裏來看你。他也沒有說因為麻風來看我，我說好的，心想這個醫生真是好人。可是，過了幾天，我們村裏就有人知道我得了麻風，我很奇怪，因為我沒有跟誰說呀，我老公也不知道這件事，我還沒有想好要不要告訴他。後來我才知道，有個醫生打電話到我們衛生院，告訴我們的院長說我是麻風病，讓院長跟我們家來說，夫妻倆不要在一起。
從那天起，我們家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我老公本來在幫人家幹活，人家也不要他了，說你老婆是麻風，你以後也要得麻風，你們全家都要得麻風了。老公很生氣，對我說，你去死吧，你死了，一了百了。我想跟他說話，他不願跟我說話，一開口就讓我去死……我傷心得要死，我想，人家看不起我，欺負我，還說得過去，你是我老公，怎麼能這麼嫌棄我。
更加讓我難過的是我的兒子也受到了影響，他原來讀書成績不錯，很乖，從小跟他奶奶生活，每次回來，都會幫家裏幹活，村裏人都說我兒子乖，他奶奶也很疼他。可是，自從我得病後，他回來就哭，說不想讀書了，同學都罵他是麻風，老師也看不起他。我告訴他，媽媽得了麻風，可你不是麻風，你要好好讀書，將來才有出息。兒子不想傷我的心，勉強去了學校，可是沒過多久，他就開始逃學。我每個星期給兒子一點錢，他要交夥食費呀。他拿了錢，說去學校，我看到他願意去學校了，心裏也高興。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老師到我家來，說我兒子兩個星期都沒去學校上課了，老公打兒子，兒子第一次頂嘴說，我寧願去死，也不去學校。就這樣，兒子再也沒有去讀書。後來我才知道，兒子在學校打架，因為同學說他，你媽媽是麻風，你們全家是麻風，他就跟他們打架，可是他打不過他們呀，就不敢去學校了。
我們家開始走下坡路，家不像家了。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發現老公沒在家，以為他去地裏了，等了半天沒回來，忙去找，地裏也沒有他的影子。有人告訴我，說看到我老公背著包裹在車站。原來，我老公離開我們了，他逃走了。
我看著自己身上這個樣子，想到兒子也不能去學校，老公也不要我了，想死。婆婆見我可憐，把農藥、藥品什麼的都藏起來了，你知道，我們農村，要死隻有幾條路，喝農藥、上吊，這兩條路我都走不成，我又不敢去外麵……那就躺著餓死自己吧。
我躺在床上，一天，兩天，三天……沒有人知道我吃不吃飯，也沒有人關心我，婆婆害怕，老公離開後，她也不過來了，兒子跟著婆婆，也沒來看我。就這樣，我躺在床上，不吃飯，不喝水，我不知道自己是死了，還是活著。到了第七天，我開始吐血，吐血水，一直吐，我想，吐血也好，死得快一點。我心裏是害怕的，因為看到那麼多血……後來，老公的妹妹來看我，她嫁出去了，不太回家，見我在吐血，就去喊醫生。我從中午十二點吐血，一直到半夜一點，才止住了血。人死不了，麻風治不好，別的毛病也找上了我，我咳嗽，我沒有力氣，醫生告訴我，我得了肺結核。
後來，有個醫生到我家來，給我送來治麻風的藥，我就吃藥，兩年以後，我的病控製了。有人介紹我去敬老院幫忙燒飯。日子好像又開始好起來了，可是沒過多久，麻風反應了，神經痛得我直打顫，這種痛苦，讓我後悔為什麼那時不堅持吐血死掉呢。
後來，開化防疫站就把我送到了上柏，我的日子才真正開始有了變化。”
在我跟鮑秋桃交流的四十多分鍾裏，她懷裏的孩子一直嚷嚷著，好像全身不適，那是鮑秋桃的孫子，三歲了。鮑秋桃的兒子小周娶了媳婦後，也患病了，類風濕關節炎讓他的手腳像雞爪一樣彎曲，顫抖。小周無法出去打工，其他工作也做不了，隻得在家養雞，八十多隻雞，讓他忙碌不已，卻依然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小周媳婦原本也是賢良女子，日子的無望讓她逐年懈怠，嫌棄丈夫沒有本事去賺錢，她自己也窩在家裏，像是跟日子作對。鮑秋桃丈夫雖然一直“鼓勵”妻子“你去死，你去死”，卻並沒有真的打算要放棄這樁婚姻。自從那次離家外出，他一直就在杭州等地打工，做泥水匠，微薄的工資除去房租，隻夠維持他個人的生活，他消瘦得隻剩一把骨頭架子，高血壓和貧血使他常年覺得頭暈目眩。
鮑秋桃在上柏租了一些田地種蔬菜，去掉租金，一年下來積餘四千多塊。桑葉茂盛時回家養蠶，繭子能賣個四千多塊，她省吃儉用留點錢下來接濟那在風雨中顫抖的兒子。
她依然記得剛到上柏時，是朱敏華醫生收治了她，她說朱醫生真好，這裏的醫生護士真好——些許的溫暖來自麻風村，這也許是她嵯峨生活中一點欣悅。她也盡可能給予他者以暖意。偶爾鄰居有個事，她總是熱心相助，這讓她感到人間的暖。
我跟鮑秋桃告別時，她的孫子依然嚷嚷著，這個離開父母借住奶奶身邊，在麻風村長大的孩子，煩躁，不安，日子漫長得幾乎看不到邊際。我走出鮑秋桃房間，默默祈禱，惟願他的童年記憶中，有上柏陽光的暖，也有清風明月的靜好。
第二章 偏見之殤
祈禱與禮佛能消除罪孽嗎？
當我們束手無策於現實的殘酷、身體飽受創痛時，心靈便會有所祈求。冥冥之中，希望上帝突降眼前，救人於苦難之中。天又太大太寬泛，我們微弱的祈禱未曾抵達便已消散，於是轉向眼前真實可感的寄托。念佛，祈禱，成為諸多麻風病人精神領域不為人知的訴求。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他們的訴求能否如願抵達，感動上帝，感動佛祖，以平息他們內心無邊際的傷痛。而給予麻風病人最真切撫慰的，大約是佛教了。上香，拜佛，叩首，仿佛更加契合中國幾千年延續下來的最虔誠的表達方式。
公元1世紀左右，佛教傳入中國，到隋唐時期，已經盛行。當時佛教宣揚的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認為人患麻風病是前世幹了壞事，今世遭到報應，或者是祖父輩沒幹好事，報應到子孫身上。前世不知，來世未知，那隻有在今生皈依佛門，才能洗濯前世汙濁。有的麻風病人認為，報應分現世和來世，雖然今生已然得病，那隻要交出自己最真誠的心。念佛，抄經，便可消除罪孽，也許不能再讓容顏恢複，至少能減輕痛苦。因為來自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讓他們覺得每一步都行走在荊棘叢中，鮮血淋漓，遍體鱗傷隻是在償還。他們願意以這樣一種方式踐行佛祖最初的忠言：“信願行”。隻要我虔誠，或者現世報，或者來世報，都將是福報。他們匍匐在地，把充滿痛苦的身軀交給佛祖。
1994年，蘇北鄉村一間破落的房子裏，十五歲少年王東軍放下書包，淨手上香，離開家人，去了荒僻山中一座清冷的廟宇，他讓自己飽受麻風侵襲的身子回歸了家。剃度出家，成為他今生唯一的選擇，初衷也許並非那麼虔誠地要修行，隻是逃避世人鄙棄的眼神。而當他選擇佛教作為最後的庇護時，忽然發現，來自身體和心靈的苦痛沒有想象中的重要。念經，看佛書，日子淡定，內心平靜。仿佛他十五年的匆忙奔走，都隻是為了尋找回家的路。因為服藥，他的臉上烏黑，同學老師以及鄰居，無不懼怕。
這個被人稱作“鬼”的少年，進入寺廟，頓悟一般，自動與塵世隔絕，病狀居然減輕了許多。一直到完全治愈，也不見有畸殘情況發生。他曾經跟同患麻風病的鄰村女孩宣揚，這是佛教給予的大福報。很快，他全家皈依佛門——即便如此，這一家人走出門去，路人依然會避讓。“麻風病人走過的路，健康人七天之內不能走。”沒過多久，那女孩也削發為尼。
而這兩個人的病情、治療情況，被當地麻風防治機構一並記錄在案，每一本都是大病曆，從發現病狀，到接受第一粒藥物，以及後來的病情發展。但是他們寧願相信是佛祖保佑了他們，是他們誠心念佛感動了菩薩，是菩薩替他們消除了災難，而並非藥物。
隱居，躲避，或皈依佛門，一度成為麻風病人的終極選擇。
一千多年前，詩人盧照鄰也受累於麻風病，“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他的詩歌有著極為豐富的人性體貼的力量，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詞齊名，世稱“王楊盧駱”，是初唐四傑之一。他在文學領域貢獻卓絕，他的詩歌簡潔質樸，詩風和語言有力地衝擊宮體詩的形式主義藩籬，給初唐詩壇帶來了清新之氣，也對後來的盛唐詩歌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在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卻坎坷荊棘，他一生都處在入仕與出仕、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曾信奉儒、釋、道三家。也曾熱心仕途，以儒家思想為主，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圖，但現實的冷酷讓他沉寂了二十年。臥病後，信奉佛教，政治上的不得誌，加上麻風導致的身體各種病痛，使他歸隱心切。他痛別家人，隱居山中，或也是受到佛教影響而去修行。隻是，在那荒無人煙的山中，修行如此艱難，從靈魂深處流淌出來的詩歌，並未能讓他的身心更加出世。求助佛教的力量獨居荒蠻之處時，有的隻是孤寂、羞恥和悲愴。隻能以身謝世，才能洗濯心靈。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麻風病患者求助宗教，除了以此緩解身體帶來的無盡的創痛之外，還希望從道德壓力的桎梏中脫身出來。我國最早有典籍記載的麻風病患，是孔子的弟子阮伯牛，事實上，孔子從窗口伸進手去撫慰弟子，並沒有給弟子帶來道德上的解脫，我的理解是他從另一個層麵給了弟子壓力。孔子說，你也生了這個病，你也要死了。想想，“你也生了這個病”。人都是會生病的，聖人孔子何嚐不知。在這裏，孔子把麻風病單拎出來稱作“這個病”，是另一種隔絕和同情。
正如他不能進到屋子，隻能在窗口探望一樣，隔絕的不隻是身體，還有心靈。英格蘭醫生馬雅各說，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跡的保存者，中國黃金時代箴言的詮注者、解釋者，過去他是中國人中的中國人，現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樣，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著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然而，當他麵對弟子的病體，發出的依然是世俗的道德的聲音：你怎麼也會得這個病呢？
伯牛是被禁的，永無出頭之日，即便死去，也依然帶著“惡”的枷鎖。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的教會掀起一場偉大的複興運動，頓時掀起海外宣教熱潮，這股宣教的熱情從英國到美國再到東方。1845年，英國聖公會派遣教士麥麗芝與施美夫抵達上海，隨即，施美夫便來到寧波探察傳教條件。經考察後，認為“甬地機會甚佳”。1848年5月13日，科伯德和羅素兩位牧師抵達杭州，從此英國聖公會便拉開了在中國浙江傳教的序幕。之後，英國聖公會逐步在寧波、紹興、杭州、台州地區陸續建立了17個教區，形成了以寧波、杭州為中心的傳教網絡。到1948年，已建有教堂122座，收獲信徒15541人。這些信徒中，病患占了較大比例，而麻風病人信教的數字也一路攀升。
浙江麻風病院的前身杭州廣濟醫院，1869年初建時，便仰仗於教會的力量，醫院內外，宗教的氣息無處不在。隻是病人大都關心潰瘍的手腳、脫落的眉毛，以及旁人利劍般的眼神。雖說他們也會在無以開解之時，合掌下跪，祈求菩薩保佑，但終究沒有一個正大光明的形式，用以寄托。杭州廣濟醫院建成後，醫學還未發達到能夠治愈病患的程度，對它的功能，曾有這樣的記載：“此為體恤病苦所起見。若謂一經入院，去病如脫，則非本院之所敢也。”也就是說，醫院的建立，最早是出於同情，不忍看到生命這樣不堪。“麻風病一症，酷毒非常，自古迄今，治無妙法。一經傳染，皮破肉潰，不數年便成廢人，實堪憐憫。”
憐憫。悲憫。而這，恰好是宗教所倡導的。
1903年，位於西子湖畔寶石山上的杭州廣濟麻風病院的禮拜堂落成。自那之後，病患從某一個特定時刻，成為信徒，可以落落大方步入禮拜堂，安然地坐在長椅子上，虔誠禱告。在肉身無法“去病如脫”的情況下，祈求心靈的慰藉。有病患給家人寫信稱：“愚自進院以來，精神與物質俱頗適宜，如坐春風化雨之中。”
也許隻是安慰家人，也許發自內心，宗教在麻風病患者身上，找到了另外一種意義，救贖的意義。事實上，中國自漢武帝執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以儒家經籍為基礎的封建禮教舊思想長期被曆代封建王朝作為統治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要人們改信外國來的上帝是極端困難的。
而中國的麻風病院，除了海島以及高海拔的山嵐，大都建在寺廟中，這不得不讓人有種聯想，雖然民間曾有佛教徒抗議“寺廟乃清靜之地，怎容得麻風病來汙濁”，以驅趕麻風病人，但極大多數寺廟依然容納收留了這些麻風病人。
德清的兩座寺廟，遂成了浙江麻風病院的首選。
位於上柏的報恩寺和下柏的寶華寺，也許建造年份都無以詳考，但都曾經輝煌過，無處安放的靈魂曾在這裏安放。這裏沒有富有和貧窮，沒有尊貴和卑賤，隻有安慰，荒廢落魄的寺廟充當了恩惠的角色。病患到了此處，會產生神奇的想法，似乎這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回家。
有幾位上世紀50年代初期進入寶華寺的病人描述，大殿裏的千手觀音像猶在，高四五米，法相莊嚴。傳說寶華寺由蔣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出資建造，建造時間一說1925年，一說1927年。毛氏夫人生育了蔣經國後，中國內戰烽火正起，這個善良的女人，一麵祈求佛祖保佑丈夫平安，一麵也希望眾生安然。
關於寶華寺，還有一個傳說，1930年前後，毛福梅到杭州靈隱寺燒香，經靈隱寺方丈介紹到寶代山上寶福頂建造寶華寺，靈隱寺還特派弘妙法師到寶華寺做住持。寶華寺在下柏豆腐橋沿山往西南約1500米處，一條四十多級台階和卵石鋪設的小徑彎折通向寺廟。山門不大，卻藏丘壑，進得山門才是佛光所在。
麻風病院選址寶華寺時，千手觀音依然在大殿，還有幾間破舊的廂房。院方找了當地工程隊，花大力氣才把觀音像從大殿移出，使大殿成為病患的入住地。寺廟雖已破落，但當它成為麻風病人的避難所時，依然閃耀著宗教神聖的光芒。而那時，仍有三兩僧尼在此修行，隻是雖然同住一處，卻隔了兩個世界。各自都有需要修行之處，等回想起來，竟然已記不得僧尼是何時消失不見的。
有個休養員回憶，剛到寶華寺時，雖然香火已經不再旺盛，千手觀音也沒有給予實際意義上的撫慰，但他依然感受到被佛祖的光輝照耀著。每當夜深人靜之際，他便躲在房間，給佛祖上香。沒有佛龕，沒有佛像，沒有清香，這一切都是在他心底完成的。他有時覺得月亮是佛祖，有時又覺得太陽是佛祖，還會想象飛越而過的鳥兒是佛祖派遣來的使者，在心裏默念“菩薩保佑，保佑我的病早點好，實在好不了，讓我的臉不要這麼難看”。
這一具具被詛咒卻又可救贖的身體。他們也曾懷疑，如此虔誠卻依然不得脫離苦海，是不是佛祖沒有看到我的苦難？還是我的心不夠誠懇？那要我怎麼做，你才能救我呢？
相比寶華寺，位於上柏的報恩寺年代較為悠久，也有相對豐富的史料留存。縣誌這樣記載：“報恩禪寺在縣西南十八裏金車山麓，係唐宋古刹，相傳王家香火，後有李王墓。”
關於報恩寺的初建年代，已然無從查考，自唐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公元768年）下詔法欽（大覺禪師）入京起推算至今，亦有1240餘年曆史。
田鬆根先生曾尋訪自小居住上柏的汪霖先生，汪先生回憶報恩寺往事：在他十多歲時，曾多次隨父親去報恩寺進香，他父親在當地是有名人氏，故每次都由方丈陪同，在後麵藏經閣下有間佛堂，平時緊鎖，秘不示人。內供有一尊鎦金銅佛，高可丈餘，是尊立佛，形狀像如來佛一般。十根指尖各鑲寶石一粒，額頭鑲鑽石一粒，通體光亮，不生銅鏽，抗戰時指尖寶石和額頭鑽石都被日寇搶去。
汪先生惦記佛像，問及田鬆根，田先生向附近農村老者打聽，始知在1947年，時國民政府派員將此佛肢解，拿去造槍炮子彈了。
在半月形的放生池上方十米處，有一石牌坊，即武康縣誌中記載的乾隆禦封“鉗錘室坊：曰金輪第一峰”。以上兩件事均是汪霖先生親自見識過的。
佛像，牌坊，香客，這些具體可感的人和事，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唯有大慈大悲的情懷，滲入大地，滋養著武康這一方寂靜的所在。
現世裏，這座曾經輝煌的廟宇，早已被人遺忘，偶爾有附近的村民前來，為大殿裏的菩薩上一炷香。香火清冷。而廟宇依然保持著它特有的莊嚴和宏闊，三大進，每一進都有菩薩在此修行以觀照眾生。隻是年代久遠，屋宇之內已見不到佛像，有的隻是歲月留下的蒼涼。
這本是一個山清水秀性靈之所在，即便四大金剛已經不見蹤影，佛龕也蒙了灰塵，大佛也隻留下一個龐大的基座，浙江麻風病院首任院長姚雨冰卻依然知道他們曾經在何處打坐。他是軍人，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無神論者。而此刻，站在這裏，他卻深刻感受到了宗教給予人類的大福報。
破四舊之後，立足於中國大地的寺廟佛龕已然散去大半，仍有佛教徒在關注麻風病患者的後續生活。在湖南麻風界，無人不知聖輝大和尚，我每到一處采訪，都有人指著一處建築或者生活設施，告訴我，那是聖輝大和尚捐助的。而我總會在某一瞬間，把這位慈悲的大和尚，看作是佛祖委派，他以肉身顯現人間，繼續解救這些塵世的苦難者。對於疾病，他雖無法妙手回春，但能撫慰人心，以悲心與感召接納眾生。
四川大山深處的麻風村，有個七十多歲的美國傳教士，每年都會到山上看望麻風病治愈者，和他們一起用餐，禱告，以求得今生的安寧和肉身消散後靈魂得以上到天堂。
1916年，廣濟醫院時代，梅藤更在一封給聖公會的信中，曾經欣喜地描述他的病人。
“麻風救濟會不僅供給病人衣食，還提供醫療和靈性的指導。他們每個人在新家（麻風病院）裏都很快樂，他們不再是一群被關起來等死的令人厭惡的病人。他們和我們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滿足……他們以令人驚奇的方式改變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對他們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很快成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來這裏的病人很少沒有成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飽穿得暖，自己烹飪，在菜園工作。他們禱告、讚美，做出了最確實的基督教的見證，這是對應用基督教最好的說明。”
1938年，廣濟醫院的數據顯示，有65位病人成為基督徒，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而對10位麻風休養員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有8位休養員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宗教，祈求菩薩保佑，懇請上帝拯救。
受洗，皈依，都是心靈回歸的方式，而在麻風病院，是從解除身體病痛開始的。早年，他們或多或少，都祈求過佛祖與耶穌的幫助，以求得身心的安慰。
康複者說：
張彩好，女，91歲，生了這個病，爸爸媽媽到處帶我去看病，吃了很多藥，看不好。沒有辦法，後來請了菩薩，點蠟燭上香，現在還信菩薩。
夏小姝，女，86歲，我是相信上帝的，以前我祈求上帝保佑身體早點好起來，現在我祈求上帝讓我健康地活著。
呂阿東，女，64歲，我們一家都相信菩薩，因為我得了這個病。我媽媽帶著我到廟裏敬了兩次香求病好。
王艾英，女，72歲，剛剛生病的時候，我媽媽在家拜請祖宗保佑，給祖宗敬香，現在我相信上帝了。
何美美，女，40歲，生病後，雖然吃藥控製了，沒有殘疾，但我還是相信菩薩，希望菩薩保佑我早點好起來，我現在還帶著一塊玉，聽說帶一塊玉能祛除百病。
金小萍，女，52歲，生病後，曾經想過去拜菩薩，不過，好像沒有什麼用，就不太相信了。我現在相信基督。
周笑梅，女，78歲，雖然菩薩不能治好我的麻煩病，但是相信菩薩讓我感到痛苦少了很多，相信菩薩。
鮑秋桃，女，54歲，剛得病時我曾經求基督保佑，現在不怎麼信了，可能因為病好了。
翁水泉，男，80歲，哥哥也是麻風，我得了麻風後，人家要把我趕走，當時也想求佛祖保佑，但是買不起香燭，沒有錢啊！
徐小童，男，61歲，現在村裏信基督教的有36人，其中接受過洗禮的30人，因為這裏以前是基督教的醫院，老病人有信教的傳統，新的病人來了自然受到些影響。得病的時候母親信佛，所以為了我的麻風，也到廟裏去燒香，拜佛，不過沒有什麼用處，還是靠藥物治麻風。來了這裏以後開始信基督，就是希望靈魂得到永生。
賴善成，男，86歲，信基督，當時得了麻風，就是想辦法去找草藥吃。
周百龍，男，84歲，1952年8月住院治療麻風，當時得了麻風病，家裏也求佛。附近有個老太婆，家裏供了菩薩，要進香禱告。我當時神經痛，就到離家四五裏路的老太婆那裏去，帶點吃飯的麵條給她們，她們也不要鈔票，就用手在我肘部敲敲。好一點，但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有兩個老太婆吧，我也對菩薩磕頭。
王全山，男，88歲，得病了，不信佛，但是信基督，每天禱告。
董愛華，男，65歲，當時母親信佛，我得了麻風，就到附近農村信佛的老太太那裏，她是巫婆，對著那裏的泥菩薩敬香，燒一下，求我的病好。
朱定安，男，68歲，1996年得病，到農村一個女人那裏去求，她家裏有個泥菩薩。我花了20元錢，買了香，磕頭，求菩薩保佑。她叫我到人民醫院去看，花了一兩萬元錢也沒有看好。
朱吉祥，男，71歲，得麻風的時候沒有搞迷信，但是後來有一次問了菩薩。2008年從麻風村回家時，跌了一下，就中風了，在當地人民醫院治療，阿妹就到農村一個巫婆那裏，報出我的生日，給巫婆家裏的菩薩敬了幾根香，我自己是不信這些的。
謝老根，男，85歲，我得麻風的時候，母親去廟裏拜過佛。
周東生，男77歲，14歲得麻風，沒有求佛，是一個走方郎中給我吃中藥，現在我信基督，因為有教徒來給我洗被單和整理房間。
居伯潛，男，70歲，得病了，偶爾去廟裏，因為奶奶信佛，還在和尚廟裏吃飯，也磕過頭，現在我信基督，因為這樣心情平靜些。
何憲水，男，76歲，得病後，就東走西走，到廟裏求菩薩，保佑自己，還帶香燭，燒錫箔謝謝菩薩，但是沒有用處。現在我信基督，希望解除痛苦，得到永生。我的情況還算好，鋸掉的腿也裝了假肢，可以到處走走，多虧醫生。
賴發根，男，80歲，到處找菩薩看病。好多人說，麻風病是病鬼附身了，要請菩薩趕跑鬼魂，這病才會好。吃過很多香灰，每次去上香，媽媽都會包一包香灰回家，讓我吃，因為聽說香灰能治麻風。也吃過蘄蛇，吃了三條不大的蘄蛇。
隔離或是逃離
無論是漢森發現麻風杆菌之前對於麻風病的醫學探索時期，還是1873年之後確認麻風病為傳染病之後的漫長歲月，人類對於麻風病的恐懼從未消減。雖然對這一病狀的記錄隻可追溯至上古時代，但我們或許可以作出大膽猜測，從人類在地球繁衍生息的那一刻開始，此類病菌便已存在於人這一特殊的物種。它早已經是人體的一部分，是人類曆史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美國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以簡潔的手法探索細菌、傳染病與人類的並存之道。有一個詞耐人尋味，也頗為形象，他認為，人與疾病事實上是一種“相依為命”的關係。
隻是這種病症帶給人類的不僅是身體的殘缺，還有來自於道德的審判。既然這種疾病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個文明社會“潰爛”的一部分，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希望它傳播，擴散。並且，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我們都不願意跟這樣一種“不體麵”的疾病共同存在。
隔離。放逐。驅逐。滅絕。這些詞彙，果斷，有力，仿佛就為了鏟除這種疾病而存在。
自公元前7世紀起，到上世紀60年代，如此漫長的曆史時期，世界各國為了杜絕傳染，曾采用各種方法把麻風病人隔離起來。
在基督教《聖經》中，有記載當時對待麻風病人的條例稱，發現疑似麻風病例時，先禁閉七天，待確診後，立即移居城外鄉村隔離。中世紀歐洲不少國家在城堡設置哨卡，不準麻風病人進城。他們也不被允許進入教堂，隻能站在教堂外麵，在一個專門替麻風病人鑿出來的小洞邊，聆聽福音。
而挪威，曾經是世界麻風病研究中心的國家，直到公元1356年，還在鄉村設立麻風“部落”，將全國的麻風病人收容隔離。在當時，世界各國都把麻風病看作“不治之症”，除了隔離和清除，人類束手無策。當時歐洲各國有這樣的收容所六百多處，13世紀麻風流行到達頂點時，收容所有近兩萬處。英國還有一句古老的諺語：一旦成了麻風佬，他就永遠都是麻風佬。
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556年，在河南汲郡西山的寺院，曾設有“癘人坊”，是我國最早的收容麻風病人的機構。這是宗教人士出於慈悲，在寺廟附設的提供給麻風病患者遮風避雨而不至於陳屍荒野的善舉。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唐武周時期，設置了專管癘人坊的官吏。到了唐武宗會昌五年，即公元848年，政府正式下令接管由寺院管理的癘人坊、養病坊、悲田院。及至宋、元時代，政府設有“養濟院”。據1293年在福建設立的“興化養濟院”記載，該養濟院為官府所辦，用公家糧倉的米糧來供養麻風病人。到清朝時，類似的機構已經遍及各地，“留養局”“普濟院”“養濟院”等機構，其中一部分為當地行善好施的士紳所辦。
無論是歐洲的“麻風佬房屋”，還是我國的“養濟院”，主要由教士、修女或僧尼來照管。這些機構在當時，從不引人關注，那些螻蟻一般苟活的病人，抑或得到過悉心照料，但終因沒有藥物治療，大都是被集中起來，集體等死。
到了公元1400年，這一情況有所改變，還是在挪威，這個產生兩代麻風巨人的國家，基督教會在卑爾根市設立聖約爾根麻風醫院，這是首次把收容所稱作“醫院”。而事實上，依然是收容性質的一處機構，沒有醫生，沒有藥物，隻有仁慈的上帝。這所醫院收容了多少病人，安慰了多少破殘的心靈，我們已經無從知曉。這一天，牧師威勒哈文偶爾來此，看到此處缺醫少藥，衣不遮體，食不果腹，他悲切落淚，以“生者之墓”為題發表文章，號召社會人士展開救助麻風病人的活動，引起人們的震動和重視。1839年，被稱為“麻風病學之父”的丹尼爾遜醫師來到這座被牧師稱為“活人的墳墓”的醫院工作，才使得這所醫院成為名副其實的以防治和科研為主的麻風病院。這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義的麻風病院。
隨後不久，年輕的漢森醫生來到這家醫院工作，他跟丹尼爾遜亦師亦友，在他發現麻風杆菌的這一年，老丹尼爾遜讚賞他的才情，把女兒嫁給了他。漢森的發現，使後來建立的麻風病院，以隔離治療和預防傳染為主要目標。世界各國均效仿這一做法，麻風村陸續遍及世界各地。
早在1887年，杭州廣濟醫院便開設了杭州廣濟麻風病院男麻風病院，為我國最早開設的麻風病院之一。相關資料顯示，1949年之前我國的麻風病院，大多數是由外國教會建立。至1948年時，中國已有麻風病院40所，床位2391張，其中38所是外國教會所辦。
從有文字記載開始，隔離，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
新中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在財政緊張的狀況下，浙江省對麻風防治事業高度重視，多次撥款在全省麻風病流行重點地區興建皮膚病防治站，建立麻風村。《浙江麻風防治60年》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1951年，在浙江省武康縣上柏區山民鄉金車山麓報恩寺建立浙江省麻風病院。
1952年，在紹興縣城東羅家莊設麻風病門診部。1956年，在紹興縣人民醫院內設麻風防治站。1958年，在漓渚鎮包壽寺建立浙江省紹興麻風病防治院。
隨後，浙江省桐鄉、餘杭、義烏、嘉興、蕭山、溫州等縣市相繼建立麻風病防治站、麻風村。
1975年，浙江省成立“浙江省麻風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負責領導全省麻風病防治工作，各地區相繼成立相應的麻風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浙江省在發病多、防治任務重的縣市共建麻風防治院（站）24個，麻風村45處，設床位1970張。
2000年，隨著機構改革和調整，浙江部分住村病人較少的麻風院、麻風村將麻風晚殘康複者撤並至浙江武康療養院。至2010年底，全省尚存麻風院（麻風村）12處，收治麻風病治愈者和現症病人336位，其中浙江武康療養院收治100例。
隔離，疏隔的是身體，也是靈魂以及與身體相關的權利。
在我采訪到的諸多病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將隔離區當作自己病體的福地，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個地方，能看到一雙“同病相憐”的眼睛。
在世界各地，麻風病人首先被描述為地方的小偷、無賴和汙染者。在我國，也有這方麵的相關記錄。某個地區，麻風病人聚集在一起，組團到商鋪乞討，如若不予施舍，便坐在你家店門口。談到這一點時，一個康複者氣憤地打斷這樣的交談：但凡有一口飯吃，他們也不至於這樣！語氣裏滿含的是感同身受的無奈與同情。
1942年，在江西省的一個小村子外，住在茅棚裏的兩個麻風病人收留外麵乞討來的麻風患者。有天晚上，茅棚忽然起火，裏麵的麻風病人無一例外被燒成灰燼。官府審訊其中一名縱火者時，犯人疑惑自己為何會被抓並且要被處以極刑。按照他的供述：他們在村口的水塘洗澡，偷我院裏的雞，偷我們地裏的菜……叫他們到別處安生，他們不肯，曾想驅逐他們，又怕他們撒潑，把病傳染給我們……可是，我們這麼做也是替地方除害，省得他們傳染別人。
供述真誠之餘，對自己即將被處以極刑表示極大的不服，“難道我的命和麻風病人的命一樣賤不成？”
趙大爺祖籍湖南，青年時代染病，被迫到村外山坡搭了一個草棚，一個人在此生活。清貧孤苦的生活使他消瘦，憔悴，家人是早已經不相認了，偶爾他去村裏，村人便拿石頭砸他。偶爾他聽說父親病重，彌留之際，一直念叨著他的名字，他狂奔著回家看望父親。進門時，隻見一屋子的人，已經在商議如何處理他父親的後事了，他進了裏屋父親的房間。父子倆默默無語，兒子更是哽咽著，不知是世界虧欠了他，還是他虧欠了世界。即便流幹淚水，也不能消除這一身的“罪孽”啊！當他走出父親的房間時，發現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了，隻有哥哥默默地坐著發呆。他想跟哥哥商議父親的後事，哥哥實在忍無可忍，說，走吧，走得越遠越好，再也不要回來。
他何嚐不知道兄長的苦楚。自從他得了這病，他們全家都成了“傳染病人”，家裏多少年沒有人登門造訪了；鄰居、村人、遠方親戚，所有的人，都在躲避他們這一家。與其說他一個人被驅逐到了荒野山坡，不如說，他們一家都被驅逐了。這一次，因為父親即將過世，兄長好說歹說，才請到了幫工……而弟弟這一回家，所有人又都逃了。
走吧，你若想要爹爹安生，就不要再回來。兄長說罷出了門，留下他孤零零一個人站在屋子裏。這屋裏，曾經有他悲苦的童年，母親去得早，他們三兄妹和父親相依為命，以為日子是往向陽的一麵走的，即便餓肚子，也有濃濃的親情得以充饑……現在，這一切都不複存在，妹妹早幾年就已經不再跟他說話，偶爾在村口碰見，也不會喊他哥哥，陌路人一樣，急匆匆地跑開去。
他進房間，看到行將就木的父親，這個生養他的父親，拉扯他們兄妹三個，多麼不容易。自己從未有機會孝順他，如今，連替他扶棺的資格也沒有。甚至，因為他的在場，父親或許還不能安息。處理一樁亡命的事件，已經讓人心有陰霾了，人心如此脆弱，怎能再擔負起跟麻風病人共處一室這樣的滅頂之災呢？
他對彌留的父親磕了三個頭，咚咚咚，三個響頭，前額起了大包，沒有人會心疼他，這個世界，隻有風刀霜劍。
他就那樣離開了生養他的親人，離開故鄉，越遠越好。他身無分文，一路行乞，昏倒在鐵軌上。
當有人把他送到位於高海拔的天罩山頂的麻風村時，他感動，感慨，哭泣，流不盡心酸的淚。當他得知有病人想離開麻風村回家時，他總是去勸慰人家，這裏才是我們的家。人家說，我們這樣被隔離起來，沒有親人，他卻認為，我們是從冷漠的隔離區逃離到此的，這裏是避難所。
隔離時期，有病人不適應封閉式的生活，受不了孤單，沒有親情，沒有友情，跟這個世界發生的唯一關係，就是那厚厚的隔離服。他們看不到希望，有的人偷偷從麻風村溜出去，想逃離。有逃離成功的，但很快就會被公社派出的基幹民兵送回到山上。有的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荒山野嶺，墜入懸崖，等被找到時，已經氣絕身亡。這樣的事例，在全國的麻風村多少存在過。而有的病人被家人強製送到麻風村後，任憑醫護人員如何勸慰，病友如何開導，最終還是走上了自盡之路。
也有的病人治愈出院後，遭遇堪憂，有個老人治愈出院後回家，家人卻依然不讓他進家門，勉強在家住了半年，又返回到麻風村。還有一個病人治愈出院後，想回到原來的企業上班，被拒絕，他四處找人說情，依然無果。一直到妻子提出跟他離婚，他才覺得外麵的世界已經不屬於他了，拿著一本綠色的離婚證書，他也回到了麻風村。
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為什麼要隔離：因為麻風病會傳染，所以要隔離。而有兩件事說明這個病的確會傳染：1889年，夏威夷天主教戴勉神父，因照顧麻風病人感染逝世，醫學界對麻風的傳染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897年，在柏林召開的第一屆國際麻風大會宣布，麻風病無藥可治，強製隔離病人是目前與麻風病作鬥爭的唯一手段。
我曾一遍遍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高牆之內，雖有說不盡的磨礪，但當你適應此種艱辛之後，會從開始的痛恨高牆，到熟悉，再到依附。人會在日複一日的打磨中消散精神、勇氣，以及重新開始的希望。在監獄呆了五十年的犯人斯羅特假釋出獄，難以適應的不僅是飛速發展的社會，更因為再無一張熟悉的麵孔。除了在房梁上寫下“我來過”這一行字，以表示他是自由的身軀之外，能選擇的隻有自己把自己給絞死。
像艾迪那樣幸運的人終究是鳳毛麟角，他每一天都在為鋪墊自由之路努力，即便是看起來用於懲罰他的禁閉，也是他用來磨礪自己的一種方法。他讓音樂在心中流淌，在黑暗的密室，他的頭頂亮起的是希望的光。那一本厚厚的《聖經》，既在傳播福音，也讓他在信仰之外找到一處避難所。“你們的身體想要回家，而無名野花卻已在頭上開花。”
在我采訪的麻風病治愈者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表示，麻風村是他們身心的避難所，他們從親情中逃離，從友情中逃離，從鞭撻中逃離。這似乎形成一種悖論，被隔離，渴求隔離。人類與麻風病鬥爭的過程中，演繹的是一場場欲說還休的悲苦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逃離，然而，無處可逃啊。在家時的境況曆曆在目，但遙遙無期的治療，一樣讓人感到絕望，從這裏開始逃離，從那裏開始逃離，無處藏身。
而一旦患了此病，隻要是公開的，成年之後，他要成婚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有的病人治愈後，不願意再留在當地生活、工作，遠走他鄉，是另外一種逃離。福柯在他的《瘋癲與文明》中寫道：“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卻荒無人煙。”
中國麻風協會會長張國成教授被邀赴新德裏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舉辦的國際麻風大會時，作為中方代表作了題為《中國麻風現狀與對策》的報告，當那條代表麻風病流行的曲線一路下降時，會場震動了。世界各國都發出追問：中國是怎麼做到的？中國采取了什麼措施？張教授講解了中國政府在麻風病防治上的大力投入、全民普查、隔離治療後，鞠了三個躬。“pepole in this group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a leprosy control work”——這個特殊的群體，為中國麻風防治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三次深度彎腰，除了道歉，還有感謝。他說，中國乃至世界麻風病流行控製和防治，能夠取得現在的成就，除了麻風科學家和麻防工作者的付出，還有千千萬萬病患的付出。他們的病體被動或主動接受隔離治療，他們用自己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支撐，協助麻風病防治和控製。他們是受累者，也是奉獻者。
曾經，國際醫學界對此類看法存在爭議，傳教士馬雅各博士就持反對意見。他曾擔任英國麻風救濟會和中華麻風救濟會的醫藥顧問，在麻風治療領域頗有影響。1928年10月，他在嶺南大學演講麻風問題，認為歐洲麻風之所以絕跡，更重要的原因不在隔離，而是人民經濟狀況的改進。因此，他在談到鏟除中國麻風時毫不猶豫地宣布：“處在二十世紀的時代，隔離是沒有用處的，更進一步說，嚴苛的隔離不僅不能鏟除麻風，反而助長它的傳布。”
馬雅各反對強製隔離的理由較為充分：一是中世紀時期的歐洲醫學還很幼稚，沒有好的治療手段，隻能采取隔離的方法，為保持社會安定起見，不得不用殘酷的手段來對付麻風病人，將其驅逐到荒山孤島。那時交通不便，而現在交通便利，航路鐵路汽車，病人到處可走，使這種隔離方法完全失效。二是強製隔離不合邏輯，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比麻風更容易傳染的疾病，如腸熱類、肺病，卻不進行強製隔離。三是因為強製隔離會使病人要麼藏匿起來，要麼逃散各處，反而使麻風蔓延開來。
馬雅各提出的理由中，第三條在中國表現相當突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地方政府為了早日消滅麻風，使用搜捕、關押，甚至抓了槍斃、活埋等極端措施對付病人，結果導致病人不敢出門。1926年，中華麻風救濟會總幹事鄔誌堅訪問汕頭麻風院時曾經這樣描述：“汕頭麻風院設在一小島上，離城約四英裏……院長住宅與麻風院相接連，但劃線為界，不許病人越界。他發現街上僅有一個麻風病人，因為病人害怕被警察抓捕，大都逃往鄉下尋覓生活。”
一位在麻風村工作了四十餘年的醫生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麻風病人在隔離區的掙紮。他觀察到，病人住久了自然想家，根據當時的政策及村內的規定，為了隔離起見，病人一般不得請假回家，所以病人逃跑現象時有發生。
有的病人手腳很不方便，又怕被村裏發現，大多利用晚上逃跑，由於心裏緊張，連滾帶爬，一不小心便從山上滾到了山下。在寒冷的冬天病人還昏迷不醒地躺在雪地裏，此時我們卻全然不知，有時待路人發現後才把他們抬回村進行救治。有的病人跑了，我們暫時不能找到，但最終還是把他們追了回來。其中也有頑抗者，即使被追到了也不願意回來，有的病人還用生命來抵抗，將自己的頭顱撞在岩石上而導致死亡。也有逃跑後主動返回麻風村的，還有逃跑後不歸，受到嚴曆批評和處罰的。逃跑後持久不歸者，麻風村會動員民政、衛生及公安等部門，像抓犯人一樣把他們抓回來，處分自然是嚴重的。
隔離，或逃離，已然成為曆史。如今，這些從慘烈的曆史中走過來的治愈者，當他們重新回頭看那個時期時，更多的是劫後餘生的僥幸，他們是孤獨的幸存者。
浙江武康療養院的麻風休養員們，如今都步入老年，讓他們倍感交集的似乎不是隔離後的生活，而是隔離之前，那些被歧視、被拋棄的時光。他們似乎更感激這樣一種隔離形式的治療，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關起來治療，至少不會連累家人了”。大多數受訪者都不願談起隔離之前的經曆，“我不想再回想那些悲傷的事了”。
被輕視的生命
2013年3月，世界珍稀特貨幣展在武漢開展，來自世界九十多個國家的305枚貨幣齊聚武漢，珍稀奇特、絢麗多彩，令人大開眼界。世界各地都曾發行過如今已經絕版的貨幣，其中有的是由一些孤懸海外的大洋島國發行，有的是由一些殖民地及宗王國的海外省份發行，有的則是一些早已滅亡的“帝國”“王國”發行的，這些貨幣的發行量一般不大，存世極少，但卻點點滴滴記錄著世界曆史。而少有人知道，麻風病區的貨幣代表的卻是歧視、偏見、隔離和孤獨。
菲律賓於1913年前後發行的“麻風病隔離區幣”就記錄著一段特殊曆史。中國外交部老幹部集郵集幣協會顧問、高級經濟師穆樹複介紹，“上世紀初，麻風病是危害極大的傳染病，多國對此如臨大敵，開辟了專門的隔離麻風病區，隻準進不準出。菲律賓政府於1913年到1927年間發行了麻風病區幣，在距離馬尼拉150英裏的庫倫島的一個麻風病區使用，該貨幣隻能在這個病區內使用。”
我國大部分麻風病區，都曾經特製過代金幣或交易券、糧票、布票等。隻要與麻風病人相關的交易，都用這些特製的票據代替。曾經在麻風村開過小賣部的麻風休養員回憶，那個時候，用的都是病區的特別貨幣，偶爾用人民幣來買東西，也不直接用手拿，而是用醫用鑷子夾起來，丟到一個紙盒子裏。
病區小賣部的錢，不會直接拿到醫院外麵去使用，而是用一個鍋子隔水蒸，半個小時後，用鑷子夾出來，在陽光下曬幹，才能使用。由此，在那個年代，如果你收到一張已經失去硬度的、像是從水裏撈起來的紙幣，也許正是從麻風病院流通出來的。這些紙幣，跟麻風病人的命運一樣，被特殊處理過了。特殊貨幣大約持續了三十年，這個時段與超級隔離時期一樣漫長，當醫生脫下厚厚的防護服之後，這些特殊貨幣以及被特殊處理過的人民幣，成為曆史。
20世紀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說，麻風病人是“上帝的棄兒”。而這種拋棄更像一種傳染病，作為麻風病醫生，也常常飽嚐偏見與歧視。
1983年離休的樓歧光醫生，跟我回憶起當年從天津回到杭州時的情景，依然哭笑不得。那時他還是天津醫院的醫生，因家裏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獨自在杭州，於是要求調回杭州。
他捏著介紹信，來到武康報到，才知是在麻風病院工作，心內極度黯然。遠遠地看到麻風病人，樓醫生說“被嚇到”了。但他還是留了下來，並很快調整好心態，全身心投入工作。
也有令人沮喪的事，比如那一次，樓醫生帶著女兒從天津回來，同車廂有個乘客，很健談，兩人相談甚歡。更進一步聊天之後，又知兩人都是醫生，更添了一份親切。
然而，當那位很健談的醫生，得知樓歧光是麻風病院的醫生後，被“嚇到了”，拎起皮包，拿起茶杯，迅速離開座位。樓醫生深感尷尬，當他回過神來看時，整節車廂就坐著他和女兒。
這樣的經曆在他成為麻風病醫生後屢屢發生，那時，醫生下鄉防治是發現麻風病人的最有效的方法。樓醫生挑著鋪蓋下縣下鄉下村，在某鄉村醫院，一桌人吃飯，都是醫生，問起樓醫生下鄉有何貴幹。樓醫生答來普查麻風病人，迅速地——幾乎是眨眼之間，男的女的嘩啦一下全沒了蹤影。樓醫生心裏難過，但他從不跟家人說這些委屈，“都是革命工作，你不來，他不來，誰來？”
話是這麼說，樓醫生心裏還是藏了疙瘩，這個疙瘩一直藏了二十多年，哪怕離休在家，回鄉探親時，他都沒有告訴親戚朋友，自己是麻風病醫生。
到麻風村不久，樓醫師便收到天津同事來信，除了表達對樓醫師的惦記，還表示求知心切，希望樓醫師能給他們傳授杭州的先進經驗——樓醫師悄悄藏起了信。不回。又來一封。還是不回。再來一封。他索性就不拆了。
有一次，樓醫師妹妹來武康看哥哥，問起哥哥工作情況，樓醫生依然瞞著。回鄉探親，有鄉鄰來求診，樓醫師細心給他們看病，看的是內科。一看一個準，家鄉人歎服樓醫師的醫術，問他在什麼醫院工作時，他也隻是笑笑不回答。雖然後來大家對麻風病已經不再像早幾十年那樣恐懼，但他不想因為這個特殊的身份再一次被特殊地對待。被歧視、被輕視了那麼多年，他不願再重溫那些時光。
年輕醫生王景權仰慕孫權大帝，喜歡唐詩宋詞。過去二十多年，他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第一次看到麻風病人的情景。那是他剛參加工作不久，皮膚病醫院院長帶他去了麻風村，那是位於黃海邊上的一個半島，三麵臨水，到附近集市需要當地農民擺渡才能到達對岸。事先，院長便告訴他，那些病人的樣子有點不一樣……你不要怕，他們樣子難看，心很好……你是大學生，他們正需要你。鼓勵加激賞，足以讓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充滿熱情。
然而，當他第一眼看到那些病人時，還是讓他訝異甚而驚恐，再是深刻的不忍。限於當初的條件，病人直接臥在地上，地上鋪草，草上是薄薄的席子，病人眼瞎了，手腳殘廢了，大潰瘍讓屋子散發出難以忍受的氣息。王景權呆呆地看著病人，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是這樣活著。同室病人見年輕人發了呆，幽幽地說了句，他像狗一樣過活，已經十幾年了。
那樣一次特殊的造訪，讓王景權的內心深受震撼，那就是麻風病人的生活嗎？活著還不如死了呢！然而，這樣的想法甫一冒頭，他便慚愧起來：每一個生命都是最最珍貴的，即便像狗一樣苟活的麻風病人。
後來，王醫生調回總院參與社會防治，騎行了七八十裏鄉村道路來到目的地進行隨訪，問路隻說是某某家的親戚。待病人走近，見是陌生的年輕人，警覺，防備，拒絕。
我不認識你，你找我幹嗎？
我是醫生。
我沒有病。
上次配給你的藥應該吃完了吧，我給你查菌來了。
啊？！你，你是怎麼找到我的？你告訴別人我得這個病了嗎？
怎麼會，誰都不知道。
你不要去我家裏，不能讓鄰居知道。
好吧……那……就在這裏吧。
王醫生小心停了自行車，打開藥箱，打開瓶瓶罐罐，消毒，取樣，塗片。
他安慰病人說，我們就在這裏采樣，不要擔心，我不會去你家裏，鄰居也不會看到的。
病人黯然，要是被我們村裏人知道，我還怎麼活？我還有爹媽，我還沒娶媳婦呢……
取樣結束，王醫生準備迅速離開。
但接下來這個病人的一句話，讓王醫生倒退了幾步，心生悲涼。
你怎麼像鬼一樣冒出來，有什麼好檢查的呀！我這不是好好的嗎？
我知道，我知道。王醫生忙不迭地說，定期隨訪是我們的工作職責，也是為了防止病情加重……
這次我讓你采樣，下次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在一座廢棄的磚窯廠邊上，王醫生來不及給病人取樣，忽然冒出一個人來，大喝一聲：你們兩人鬼鬼祟祟在這裏做什麼？
那是1989年，醫生和病人都才二十多歲，一下子紅了臉。幸好王醫生機智，脫口冒出一句，我是他遠方親戚，家裏有點事，跟表哥家借點錢——這可真是鬼鬼祟祟的行蹤啊。
那個年代，饑饉已經過去，而人心樸素。病人見此情景，也趕緊打圓場：可別跟我家爸媽說，我們家也緊張呢，不過，都是親戚，也沒有辦法……村鄰聽兩人這麼解釋，半信半疑離去。
醫生病人對視片刻，心有餘悸。
快！
快！
消毒。切刮，取樣，塗片，裝瓶。
迅速收拾停當。寒冬裏，兩人都不禁摸摸額頭，都快嚇出汗來了。
沒有告別，沒有感謝，連再回頭看一眼，都覺得是羞辱。看著病人消失在籬笆後。王醫生才覺得自己的頭暈得厲害，一早從醫院出來，七八十裏路，已是午飯時間，可是，沒有人會留他吃飯。饑餓讓他跨不上自行車，但是他必須繼續趕路，他必須迅速離這個病人遠一點，以免別人察覺他到過這裏的一切動靜和跡象，給這個病人帶來危險。路過一戶人家院子，飄出飯香——那是世界上最誘人的香啊。王醫生從圍牆縫隙看到，一張小凳子上，放著一碗白米飯，一碗青菜，金黃色的菜油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多麼的美味啊，他真想能吃上這樣一碗白米飯。可是，怎麼好意思開口要飯吃呢？咽下口水，他忍住饑餓導致的暈厥，繼續上路。經過一片蘆葦蕩，狹窄的路，茂盛的蘆葦，虛脫的他終於撐不住，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滾進路旁深深的水溝裏麵——要不是從事著不可告人的特工一樣的麻風病防治工作，他至於要過這樣的日子麼？高高的蘆葦蕩中，他落了個泥水滿身，王醫生眼淚不禁慢慢地流了出來。
1980年，我國的《婚姻法》曾有約束麻風病患者結婚的相關條款，由此，在麻風村，男女獨處不可以，戀愛是要受處罰的。
有時候，約四五個病友一起出去逛馬路，回來風險會比較小。如果是男女單獨出去逛一下馬路，回來，大家便已經等在禮堂門口，等待這對男女的，是麵對大家深刻檢討。有的人願意檢討，有的人麵子上過不去，又絕望，他們等不到《婚姻法》的修改。有時，他們出去聊天，也許隻是互相鼓勵，隻是需要有個人聽聽自己孤獨的心聲。然而，不被允許。待他們悄悄回到村裏，早已有病友等在門口，告訴他們準備作檢討——尊嚴堪比生命。因為某種約定俗成，作了檢討，便是默認男女關係，而在麻風村，所有的男女關係，都是不正當關係。還來不及從互相安慰的溫情中回過神來，劈麵撞上的是那些忠於法律條款的、本該同病相憐的人的鄙夷眼神，像極了一把把鋒利的刀子，剝去你的衣衫，削弱你的勇氣。
有個男病友，因不願去作檢討，衝出門外，狂奔至鐵路，撞了火車。家屬來料理，都不好意思跟村裏理論——談戀愛變成了犯法行為。
戀愛的人總是被不曾戀愛的人盯梢，聽窗，跟蹤。不是他們心存惡念，而是他們不忍同類被懲罰。
醫患之間也有戀愛，有個醫生愛上了女病人，那已經是治愈之後了，他們的戀愛自然，合理。然而，很快的，便有人找這兩位“逾越規則”的男女談心，批評，然後，讓女病人出院——這是唯一的能夠阻隔他們的辦法。
有一對戀人，無處可去，約在了房間，等約定俗成的時間過去後，便有人來敲門，要開會檢討。男的說，我是黨員，我有錯，我有錯，我離開麻風村就是了。
有休養員回憶說，以前很封建的，比舊社會還封建。每一對戀人都吃過批評，都非常羨慕方泉水，認為他們保密工作做得好。方泉水和周珍香有優勢，他們是老鄉，不說話，寫字條，不獨處。後來結婚之後，方泉水跟病友感歎，我們不像是談戀愛，就是在做地下工作。因為那時，的確有地下工作者的後代患病住院的。方泉水總結經驗，要像陌生人一樣，用字條代替說話——有的不會寫字，就吃虧很多。
2006年，江澄教授做過一個對婚姻、家庭關係的影響的數據統計。結果表明，麻風病人在婚率為56.9%，低於正常人的68.2%；平均結婚年齡推延3歲；患病後未婚相對危險性為正常人的18倍，特異危險性增加53.1%；離婚率高達18.3%，離婚的相對危險性為正常人的5.7倍，特異危險性增加83.8%。
另外，麻風病對教育的影響甚重，麻風病人文盲率為51.1%，明顯高於正常人群的19.3%。
因為偏見，導致歧視，而歧視表現在實際行動中。由此，麻風病人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病人，而是罪惡的象征，任何一個有健康體魄的人，都有權處置麻風病人。美國醫生約瑟夫·洛克在他的《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一書中，詳細記敘了他目擊活埋麻風患者的故事。
患者是一個男性，患麻風病很重，他的親戚決定把他活埋。他們把他送到一個多草的小山上，伴送的人不但有他的親戚，還有許多同村鄰裏，因為在這樣一種場合，總是一個宴飲的機會。事先宰殺一頭公牛，剝掉皮，把這張濕牛皮牛毛向下，鋪在多草的小山頂上，讓麻風病患者坐在牛皮的中央，給他飽餐牛肉，並給他喝大量的穀物釀製的烈性酒，使他致醉。親戚和朋友們都飽餐牛肉並喝大量的酒。
人們在距麻風病人所坐的牛皮不遠的地方挖好一個大的圓坑，病人已處於昏迷狀態。人們準備一個大木桶，放在圓坑附近。然後，親戚們圍著牛皮和病人坐下，開始表述他們的哀痛，告訴他離開的時辰已經到了，因為沒有任何辦法擺脫病魔，他隻有離開祖先的這塊土地。他們一麵痛哭，一麵呼號，並大口地飲強烈的酒以麻痹他們的感情。可憐的麻風病患者也不得不參與這肆意的飲酒，讓他飽餐痛飲事實上就是給予他安慰。飲宴結束後，把最後一杯溶了鴉片的酒遞給可憐的麻風病患者，他的最後時辰已經到了。
當他吞飲下這杯毒酒後，親戚們馬上跑到牛皮的四個角，斷氣以前，他被紮起縫在牛皮內。有一點對他們來講很重要，即病人在牛皮捆紮好之前不能死掉。然後人們很快地把他抬起來再放入木桶裏麵，又把木桶放進地上預先挖好的坑中。七手八腳，人人動手，因為他必須在牛皮裏氣絕之前被活埋掉。木桶很快蓋上，上麵除了倒扣一口煮飯鍋以外，都用泥土把坑填滿，繼而村裏的“畢摩”（巫師）誦念傳世手寫本上的一段經文，題目為“呶奴迪呶奴勃呶奴古雨”（Nunu ndu nunv p’nunv ngv yi），其意為“關閉麻風魔鬼（或邪神）的道路”。這個魔鬼的名叫呶奴，於是念咒召請刺沙（Ra-sa）神，他是唯一能夠震懾呶奴即麻風鬼的神，當埋麻風病人的時候請他關閉魔鬼的路。他們認為，如果這個患者在牛皮紮好以前或安葬以前就已經斷氣的話，那麼魔鬼就會逃回村裏，使他的親戚又患麻風病，因此有把麻風病人活埋的習慣。當埋葬完畢，所有人就各自回家了。
而兒童病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輕視更甚於成年人，他們弱小，像一株剛冒出新芽的小草，在麻風鬼魅之氣的侵襲下，命若蜉蝣。在我國西南某省的一個鄉村裏，一個六七歲的男孩患上了麻風病，被當地的人們當作了瘟神。其親生父親將其帶到山上遊玩，到了山頂，麵臨懸崖峭壁，這位父親咬咬牙趁兒子不備將其推下了懸崖。同樣也是在西南某省的一個鄉村，一名八歲女孩患上了麻風病。當地人為了大家的安全，在遠離人煙的山窩裏搭建了一座茅屋，命這個可憐的小女孩獨自居住在裏麵。雖然比被推下懸崖幸運，但其最終必然被活活餓死，或是被野獸活活咬死。這個小女孩的母親絕望之極，親手點燃茅屋，然後走進茅屋，與可憐的女兒同歸於盡。
萬幸的是，那個被推下懸崖的小男孩，刮刮絆絆，居然沒有摔死。更加幸運的是，這個小男孩遇到了麻風病醫療隊。經過醫療隊的精心治療，他甩掉了麻風病的糾纏，完全恢複了健康。
中國麻風中心嚴良斌教授曾做過一項有關兒童病患的研究調查，於2015年3月發表在英國《麻風評論》上，該研究中有一份較為詳盡的數據：
2005-2009年中國總共發現麻風7680例，其中15歲以下兒童麻風191例，占新病人的比例為2.487%。其中浙江有3例，同期發現112例，占浙江病人發現數2.679% 。
165例兒童麻風中，96名男孩，69名女孩，80%的兒童麻風家庭有麻風病人所以感染。5%接觸了家庭外的麻風所以感染，15%不知道是否與麻風病人有過接觸。165人中，有145例兒童麻風實施秘密治療，占87%。治療期間有3例兒童死亡，一例死於氨苯碸過敏，一例死於自殺，一例死於嚴重肺炎。治療中有4名孩子產生了新的殘疾，占13.3%（22/165）。
這165例兒童中有109名還處於15歲以下上學期間，隻有69%（75例）還在上學，有8%（9例）休學，有8個孩子離家外出找工作，有7個小孩還呆在家裏。
165例兒童中，31%認為麻風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負麵影響。有2名孩子由於人們對麻風的歧視而對社會有仇視心理。
休養員賴發根，現年80歲，老人對我講述他的患病經曆，過去半個多世紀，他依然心有餘悸。因為患病，他不被允許去村裏的溪溝洗澡，全家人的衣服沒處洗濯，隻能在家挖個坑，接了雨水作為一家人賴以活命的水源。偶有孩子路過他家門口，馬上有大人慌忙跟上，抓住孩子便走，嗬斥孩子：不要到他們家門口去玩，他們有病！
鄰村有個人患麻風病，村裏人商量著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添置了錦緞被子，一身壽衣，把病人放到棺材，打上鐵釘。隻聽得棺材裏傳來掙紮呼救，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破棺救出她來——“她爸爸媽媽也不想救她，她的腳爛得不成樣子，家裏很臭，他們早已經厭煩了這個患病二十多年的女兒。”
賴發根沒有親眼見到女子被活埋，但他終日擔心那一天也會到來。由此，在村裏活著的那段時間，他幾乎在等待死亡，卻又在抗拒那一刻降臨。
賴發根回憶道，那時，父母總是哀聲歎氣，因為兒子患病，他們在村裏做任何事，都低人一等。姐姐對賴發根還不錯，願意跟他說話，哥哥就沒那麼自然，他不跟賴發根一桌吃飯，不跟他說話，見到他，就像見到陌生人——“哥哥很害怕，也有點怨恨我，因為我是個麻風病人，以後他就娶不到老婆了。我是理解哥哥的。”
命運總是如此吊詭，台風作為浙江三門縣最主要的氣象災害，給三門縣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卻有那樣一戶人家，因為台風侵襲改變了悲慘的命運。曹蘇芳父親早已亡故，一家五口，卻有三個殘疾，瘦弱不堪的軀體讓村民遠遠地躲避他們。雖然村裏人不知道他們得了什麼病，但沒人願意跟他們住在一起，也不允許他們參加勞動。把他們趕到了山裏，隻給極少的賴以活命的口糧，這家人在山裏，自生自滅。直到1988年，三門遭遇台風，台風把他們家破舊的屋子掀翻了，隻得到海灘搭了個棚。這一年，曹蘇芳31歲，浙江皮研所武康療養院醫生許亞平，到三門縣普查麻風，發現曹家六口，除了年邁的母親，兄弟姐妹五個，三個患了麻風。許醫生把這三姐弟帶到了麻風村，他們才得以獲救。
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消除對麻風病及其康複者的歧視和偏見的“全球倡議書2011啟動儀式”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倡議書稱：“麻風病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但對麻風病的歧視依然存在。這種歧視可以通過教育和提高認識予以消除。通過教育，麻風病患者及康複者將會被賦予力量，衝破外界強加在他們發展道路上的社會和經濟壁壘。我們呼籲消除對麻風病患者、康複者及其親屬的歧視。我們捍衛麻風病患者及康複者的尊嚴，他們應該和所有其他社會成員一樣，享有平等的機會，行使應有的權利。”
葉千華在《千華隨筆》中，對“偏見”一詞，有較為深入的剖析：“偏見是人們認識世界萬事萬物所萌動的臆斷情由，它攜帶著主觀意識情感看問題，論人就事。常常是因人而異，浮於現象，總立足於自以為是的角度，或深或淺，依憑自我見解和見識的情感，發表‘以偏蓋全’的論說和觀點。偏見的圈子既狹小又自私，人也多愛在此打轉。隻要是生活中的人，誰都逃脫不了曾經有或現在有或未來有偏見。偏見，人皆有之，世界觀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愛憎情感和褒貶態度。人們都在不同程度的範圍內為自己縮小和減少偏見。正如人們所希望和應該努力做到的，以防範偏見帶來的危害。”
有時，偏見來自知識分子，他們更具傳播的力量。“超級隔離”時期，醫生護士全副武裝，進入病房，就像進入了毒氣室。病人麵對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醫務工作者，油然而生自卑情緒，覺得自己的身體有毒，空氣有毒，繼而默認為自己是有罪之人。
有個退休老醫生回憶，早年，他看了大量關於麻風病方麵的文獻，了解到麻風病事實上並非屬於易傳染的傳染病。雖有神父、護士因常年照顧麻風病人而被傳染，但他始終相信自己有強健的抵抗力。出於對病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成為第一個脫去防護服的醫生。然而，這並非易事，他也不能做到這一點。
“每次穿得嚴嚴實實進去，我都覺得愧對他們，他們真沒有那麼恐怖。他們的自卑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麵對的群體對他們的輕視。他們受盡了社會人士的輕慢，總以為醫生能夠理解他們，因為在他們眼裏，醫生是無所不能的。而事實上，醫務工作者表現出來的，卻是比他們進入麻風醫院前更加強大的歧視，他們把自己包得像個粽子，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病人的絕望情緒。”
在他稍顯淩亂的敘述中，我能夠深刻體會到他的無奈與流露出來的悲涼。作為一名有良知的醫務工作者，工作時間，他不得不跟大家一樣，穿上防護服，去查房，去跟病人交流——戴著口罩，又如何能夠真切地互相表達呢？愧疚讓他常常在下班脫去防護服之後，再去病房走一趟，跟病人聊天，聊家常。偶爾吃他們遞過來的東西——然而，過不了多久，他便感覺出了不妥，先是領導找他談話，關心他的身體，要他注意跟病人之間保持距離。然後便告訴他，不能再跟病人走得這麼近，“這樣不好，其他同誌感覺不舒服，以後你在院裏會很孤獨。”
事實如此，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孤立，被拒絕。他們幾乎像對待麻風病人一樣對待他，他開會要坐個椅子，有人會好心地放個白大褂墊在上麵，他工作使用過的物品，有人會好心地用酒精擦拭，他經手的看上去有些髒的發票，有人會放在信封裏用高壓消毒一下。吃飯的時候，大家會示意他把臉和手多洗幾遍，免得把麻風菌帶下來。“我知道，他們看我的眼神，有明顯的嫌棄。我理解他們，我曾經想改變一些什麼，卻不得不放棄。”早已退休的他，言談之中依然有深切的遺憾。
回不去的故鄉
在我的俗常的理解裏，村莊的概念大約是由一個家族或者幾個家族聚集在一起生活的那麼一個地方，那裏炊煙嫋嫋，牛羊肥壯，雞犬之聲相聞。小橋流水，莊稼豐碩。而古時文人或仕途坎坷者，大都選擇去往鄉間隱居，融入山水，拋卻俗事，在天地之間盡享與自然的相濡以沫。
然而，在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中，有那樣一個特殊的時期，長達幾千年的時光，有那樣一群人，他們被迫離開家人，浪跡天涯，苦苦尋覓棲身之所卻總是無果。這時，山巒接受他們，孤島接納他們，他們的到來，並未給山川帶來多少歡樂，他們哭泣，他們想念家園。然而，他們的病痛和無法見人的容顏，卻在時時提醒他們，這裏將成為他們最後的歸宿。樹林，山坡，岩石，這些自然之子無聲無息地注視他們，它們深表同情卻又束手無策，它們能做的，隻是默默地與他們為伴。共同迎來日升月落，歲月變遷。
刀耕火種，炊煙艱難地升起來，荒野之中，第一個麻風病人在此棲息，他定是被驅趕出了家園，沿途乞討時，定是被扔了石塊；或許在熊熊燃燒的火焰旁邊僥幸逃脫，也或許被放逐在野狼出沒之處劃了界限不準逾越。因為患了麻風病，他在這個社會裏，接受的已經不是人的待遇，是腐爛和肮髒，是魔鬼和罪孽。陸續的，有了第二個悲慘病患的到來，第三個，第四個，一個小小的村子，逐漸形成。
在我國，麻風村的形成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部分，20世紀50年代，是麻風病肆虐中國南方最為猖獗的日子。中國麻風病患者背負著“風吹來的魔鬼”十字架，被刀砍槍殺，水煮活埋，幸存者或自願或被迫離開家人，逃入深山，結成村落。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由於當時醫療水平的相對落後，政府在遠離人群的高山寺廟或海島，建立一個個聚居地，後來被稱為麻風村。
曾經的“麻風村”“麻風島”對麻風病人進行的地域上的隔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麻風病傳播的作用。但是，在麻風病人不再需要進行長期隔離的今天，麻風病人卻還在被人們進行著心理上的隔離，這種隔離看似無形，實則影響極大。經年累月與家人隔絕，與社會隔絕，他們成了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一位曾經在四川某麻風村居住了52年的康複者錢老漢回憶自己當年來到麻風村的情形：家人不要我，趕我走，都怕我，不讓我住村裏，我隻能浪跡天涯，後來尋找到這個村來了。
他原本也是一個村民，家有父母，兄妹，隻因為患病之後，再也不能跟親人一起在“村裏”住了，隻能到這個“村裏”來。現在的他，已經在這個特殊的村裏住了半個世紀，他可以說出這個村子裏每個康複者的姓名，情況，他們也拉家常，聊得最多的是政府的補助是否能提高一些，如今年歲大了，一心想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