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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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油煎餅，又想抹蜜糖。
拿手裏怕碎了，含口裏怕化了。
拿著棒槌當針。
拿著不是當理說。
拿著財神往外推。
散財送福的儒商陶朱公
大約在公元前536年，範蠡出生在一個清貧人家。範蠡從小就不太合群，青少年時很有個性，勤於思考，性格獨特，生活率性隨意，無拘無束。
據古代吳越地方史的雜史《越絕書》記載，範蠡青少年的時候：
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
無論什麼時代，人們都習慣把與自己不相似的人看成是怪人。如果一個人與大部分人的生活軌跡或者思維都不一樣，那人們鐵定就會把他當作是怪胎另眼相待了。
少年時期的範蠡就是這麼一個被別人指指點點的“瘋子”。當時的鄰居們把他稱為“狂生”，一個不正常的人。範蠡看問題像聖賢一樣明察一切，說話心直口快，那些嚴格遵守著世俗約定的人們簡直無法和他交談。
範蠡似乎也很享受這種狀態，絲毫沒有收斂的意思。據《史記》記載，範蠡“佯狂倜儻負俗”，是說範蠡整天假裝瘋癲，灑脫，與一般人的行為不一樣。
範蠡性格怪僻，不近人情，是不是真像人們說他有神經病呢？其實不是的。範蠡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範蠡對社會、對人生有較為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所謂“獨有聖賢之明”，就是說他的見解深邃，而為一般人所不理解，他也不願意與周圍的人交流，所以顯得孤僻、不合群，久而久之，人們都以為他是瘋子。
第二，範蠡學習道家的風度。道家追求自然人格，不拘於禮法，生活隨意自然，然而精神上極富想象力，內心世界極其豐富。老子、莊子就是代表人物。從範蠡的行為舉止看，他至少在生活上是效仿道家的。範蠡的舉止行為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
第三，是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範蠡總感覺自己懷才不遇，無人賞識，他很想進入社會，施展才華，但知名度不高，為此，他以各種怪異、荒誕的行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其實，範蠡的內心是很清醒的，他有“治國平天下”誌向，生活行為卻放蕩不羈，這正是他儒道互補的性格。不合時俗、行為怪異的範蠡，終於引起了別人的注意。
當時的宛縣縣令文種得知三戶有一位與眾不同的狂人，覺得此人不俗，將來會有作為，很想和他談談，於是派了一個小吏前去聯係。誰知這個小吏回來後對文種說：“範蠡是本國狂人，生有此病。”
但文種深知範蠡不是平凡之人，他笑道：“我早就聽說那些真正的賢士，都會有著玩世不恭的輕狂舉止，但其實他們內心自有高見，隻是不說而已。這樣的君子，你這樣的普通人肯定是分辨不出來啊。”
文種認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於是決定自己親自去請範蠡。但是，文種到達三戶後，並沒有見到範蠡。原來，範蠡是為了試探文種而躲藏起來。範蠡很自信，預料到文種還會找他。
果然，沒過多長時間，文種又來了。這次範蠡很鄭重地與文種會見，二人談得非常投機，史書說他們“終日而語”。他們縱論天下大勢，分析各國的政治狀況，“疾陳霸王之道”，達成了共識。
文種、範蠡兩人誌同道合，決定不管天南地北都互相追隨。他們商量的結果是：離開楚國，到外麵發展。範蠡分析天下的形勢，認為爭奪霸主的氣運已出現在東南一帶，“見霸兆出於東南”。於是和文種決定到東南方向的越國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511年，範蠡和文種來到越國，受到了越王允常，也就是勾踐之父的歡迎。成為越王身邊的重要謀臣，範蠡為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實現人生價值找到了機會。
在越國，範蠡充分發揮了政治才幹。尤其在幫助越王勾踐對付吳國的問題上，展示了過人的膽識。
在勾踐一意孤行，使越軍人困馬乏，斷水絕糧，危在旦夕之時，範蠡和文種分析了吳越雙方的形勢，提出要想打敗吳國，必須用計取勝，建議先向吳國求和，答應屈辱的條件，以獲得生存的機會，再設法東山再起。
吳國答應了越國求降的要求，但條件是越王勾踐要帶著妻子到吳國去當奴仆。勾踐覺得文種與範蠡足智多謀，處事經驗豐富，如果有他們在自己身邊，可以有個依靠，反複琢磨，決定帶文種去。
於是，勾踐召見範蠡，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他。範蠡一聽，表示不同意，他說：“國境以內治理百姓的事，我比不上文種；但在國境以外，對付敵國，需要當機立斷的事，文種比不上我。”
範蠡這段話充分反映了他的人品。首先，範蠡很清楚他和文種的各自優長所在。文種曾任縣令，有相當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實踐能力，所以治理國家，管理百姓，是文種的擅長；而範蠡雖然沒當過什麼執政官，但他精通文武韜略，足智多謀，能應付複雜局麵。
其次，透過範蠡的話還能看出他是心胸坦蕩，勇挑重任的人。他知道，入吳為奴會受苦受難，生死未卜，這和在國內有一天一地之別。但他沒有退縮，而是坦然相待，主動請行，體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
範蠡隨勾踐來到吳國，麵對繁重的勞動和屈辱的待遇，他任勞任怨，他拒絕了夫差的拉攏和利誘，表示願意和勾踐在一起，幹苦力活。同時他又尋找時機，巧施計謀，甚至在夫差得病之時，讓勾踐嚐夫差的糞便，終於感動了夫差，放勾踐、範蠡回到越國。
在吳國為奴的幾年中，範蠡表現出超人的氣度和高超的謀略，使他奠定了在勾踐身邊穩固的地位，勾踐對他言聽計從，範蠡得以充分展示自己在治國治軍方麵的才幹。
勾踐、範蠡平安回國，報仇雪恨的念頭未減。勾踐將興越滅吳的大計，寄托在範蠡身上，他對範蠡說：“我的國家就是您範蠡的國家，請您幫我好好謀劃吧！”
在範蠡的謀劃下，越國君臣同心，經濟恢複發展，軍事力量增強，滅吳的時機一天一天成熟。
公元前473年，在範蠡的策劃下，越國發動了對吳國的關鍵一擊，吳王夫差被俘，自殺而死。自公元前494年越國在會稽山被圍困以來，勾踐在範蠡的幫助下，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完成了複國的大業。
滅掉吳國後，勾踐封賞範蠡，任他為上將軍，範蠡卻不為所動。大約在公元前470年時，他向勾踐表示自己準備離開越國，勾踐執意挽留。範蠡並不動搖，不久範蠡就帶領全家人離開了越國。
這是為什麼呢？範蠡為什麼不在立了大功之後，享受高官厚祿的功臣待遇呢？這主要還是因為範蠡聰敏機智的頭腦，他在和勾踐相處的日子裏，已經知道勾踐這種帝王絕不是會報恩還功的人，何況曆代以來，凡是“功高震主”的臣子都沒有好下場。
這種懂得在合適的時機抽身而退的機智，和能從大局著想的思維，也正是範蠡日後的成功所在。最重要的是，範蠡不僅自求保全，也沒有忘記昔日提拔照顧他的文種。
根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的記載，範蠡在離開越國之後，還給老朋友文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長頸鳥喙，隻可與同患難，而不可與之同樂，子何不去？
意思是說，當飛鳥被捕捉盡之後，再好用的良弓也會被封藏擱置起來。當野兔都捕捉到了，再好的獵犬也逃不過被拋棄甚至滅口的命運。越王這個人，隻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您為什麼還不快快離去呢？
文種見信後，也感到後怕。他雖然憂心忡忡，卻始終抱著一份微茫的希望，想證明越王不會那樣對待自己，範蠡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是，越王最終還是除去了文種。
範蠡能看破人心，懂得進退自如，從大局著想。先是以儒家的奉獻精神和忠勇之義幫助越王奪回了江山，後來又以道家的姿態灑脫而去，這就成了範蠡著名的“一聚一散”。
範蠡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齊國自然環境優越，物產豐富。到齊國後，範蠡變了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所謂“鴟夷”，是古代盛酒之壺狀器具，是一種皮製的口袋，用時“盡日盛酒”；不用時，可收起疊好，隨身攜帶。是古代民間普遍使用的一種韌性很大的“酒囊”。直到宋代仍有此物。北宋文學家蘇軾曾在詩中寫道：“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
所謂“子皮”，就是“皮子”。“鴟夷子皮”，就是“酒囊皮子”。範蠡為何會用這麼一個看似粗俗的名字呢？ 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鴟夷子皮雖然是牛皮做的酒器，看似粗俗，實則蘊含能屈能伸，包羅萬象、吞吐天地之意。範蠡的境界達到了“空”和“忘我”，揮灑自如，姓名更是如此，從這一點能看出其胸襟之開闊，超凡脫俗。這是範蠡用此姓名的最重要原因。
範蠡經營的主要是飼料、繁殖、銷售牲畜的農牧業，雇用了大批勞動力，要和農夫、馭手、屠戶、運夫等人打成一片，和當地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促進事業的發展。
在當時的情況下，範蠡如果用自己的大名，就會顯得冷僻嚴肅。而用通俗幽默的“酒囊皮子”介紹自己，恐怕話一出口，對方就樂了，雇主和雇工之間的隔膜也就會衝破。一個“外來客”想在陶地治產經商，不放下架子入鄉隨俗，不和當地人融在一起，是寸步難行的。
此外，“鴟夷子皮”這個字號本身就具有招牌效應。當人們對看起來很好聽的名字感到麻木時，對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俗名”更容易記住和關注。
根據《史記》記載，當時的範蠡帶領全家人種莊稼，還經營其他產業。比如，利用海上資源，曬鹽和捕撈海產品。還可能經營其他副業，包括養殖業。經過努力，很快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終於致富。
範蠡依舊有著儒家的文雅和仁慈，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不久就廣為人知。齊王得知範蠡在齊國後，便迫不及待地請他到朝廷任相。範蠡雖然答應了，但到任時間不長後就辭職，再度離開了功名利祿。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說，範蠡曾經感歎說：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居官至於卿相，治家能有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於是，範蠡任相3年，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成了範蠡的“二聚二散”。
一身布衣的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就是後來山東肥城的陶山。當時的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居於“天下之中”。
範蠡在這個最佳經商之地，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再次散財，稱為“三聚三散”。
在這之後，範蠡自號為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被稱為一代“商聖”。
範蠡作為財神的形象是很豐滿的。他心善懂奉獻，也不留戀功名金錢，懂得急流勇退，轉換角色，棄官務農、經商，體現了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
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詩，對範蠡大加讚揚：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
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後世有很多崇拜敬仰文財神陶朱公的人，紛紛研究起範蠡的為商之道。可以說，在所有的財神之中，隻有範蠡離人們的生活最近，也最能幫助人們以仁義聚財。
首先，範蠡經商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
根據《史記》的記載，當時的齊國“地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範蠡經商奠定了基礎。範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家人，“耕於海畔，苦身戮力”，多種經營，“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
範蠡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範蠡坦然改變身份，潛心從事生產，埋頭苦幹，迅速致富，對傳統觀念作出了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啟迪就已極其深刻。
其次，範蠡豐富的經商理念也使財神之美譽名副其實。在範蠡的經商原則裏，有一條就是強調主張把握商機，侯時轉物。他遵循經濟豐歉循環論經商，提出“待乏論”，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也就是說，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範蠡主張“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這正符合我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
範蠡經商就和他從政一樣，既擁有古代儒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也有道家順應自然大道的豁達人生觀，儒道互補，外道內儒，順應自然，所以他無論是在從政還是經商中都保持了心態的平和、淡定。
在範蠡思想中，追求和諧的天道、地道、人道尤為可貴。他曾說過，治理國家有3件事要注意：國家強盛時要設法保持下去，這叫持盈；國家將要傾覆時要設法轉危為安，這叫定傾；平時治理國家政事要得當，這叫節事。
範蠡還曾對勾踐說：“天道要求我們盈滿而不過分，氣盛而不驕傲，辛勞而不自誇有功。”這些，也正是經商的人需要注意的事情。
人們還從範蠡的經商事跡和經商思想中總結出了《陶朱公生意經》，又稱《陶朱公商經》、《陶朱公商訓》或《陶朱公經商十八則》。
其主要內容包括：生意要勤快，勿懶惰；接納要謙和，勿暴躁；價格要訂明，勿含糊；賬目要稽查，勿懈怠；貨物要整理，勿散漫；出納要謹慎，勿大意；期限要約定，勿延遲；臨事要盡責，勿放任；用度要節儉，勿奢侈；買賣要隨時，勿拖延；賒欠要識人，勿濫出；優劣要分清，勿混淆；用人要方正，勿歪斜；貨物要麵驗，勿濫入；錢賬要清楚，勿糊塗；主心要鎮定，勿妄作；工作要細心，勿粗糙；說話要規矩，勿浮躁。
以上“十八要十八勿”的核心是“誠信”，所以稱之為“商訓”，成為後世經商的法則，用來教導商家，規範商業秩序。
拿著怕死，放了怕飛。
拿著雞蛋，往鵝卵石上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