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經濟體中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的結果，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並無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全球的前沿，創新隻能來自於自己的發明。發展中國家則位於世界技術和產業鏈的內部，創新可以依靠引進和模仿來實現，而使風險和創新的成本遠低於發達國家。這種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增長相當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這種技術和產業創新的後發優勢。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和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我國最終也要走上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創新道路。如何未雨綢繆、做好準備以迎接創新方式轉變時代的到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夢所必須提前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大繁榮》一書中，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深入探討了自工業革命以後、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以來，先後領跑世界經濟增長和創新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製度環境，提出了許多不同於當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見解，很值得我們在思考中國未來變革問題時深思和參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與費爾普斯同行
《大繁榮》是費爾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結晶。在這本書中我們讀到了他超越經濟學的思考，讀到了他的曆史厚重感、哲學思辨性、社會責任心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分析。我有幸與費爾普斯教授共事三年多，與他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瑞士走了很多地方，開了很多會議，留下許多美好回憶，更重要的是，與他在思想上的同行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活力和創新是本書的主題，也是這幾年來我不斷從費爾普斯教授口裏聽到的關鍵詞。我們在一起探討了活力與社會體製、經濟製度、國家文化、全球市場之間的關係，活力與創新的概念、活力與創新的邏輯關係、活力的量化檢測方法等等。根據費菲爾普斯教授的解釋，中國處於最有活力的發展階段，絕不亞於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費爾普斯教授30歲時見證了美國的活力，他80歲時有機會見證中國的活力，於人生而言，這當然是很有意思的。
我還和費爾普斯教授一起探討了國家中長期創新能力的定量化評價。在目前各種關於國家創新能力的排名榜上，很多小國家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經常位居第一，因為很多指標是用人均數據表示的。我們在瑞士看到他們標榜本國人均諾貝爾獎世界第一。但是，對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的量化評價，什麼用總量、什麼用均值、什麼用比重，什麼用因、什麼用果，一個國家是否參與前沿科技（如航天、核能）是需要更加理性設計的。更何況這些評價指標解釋不了一個國家的中長期創新能力。例如，與製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的關係。
《大繁榮》是費爾普斯教授的力作，但是肯定不會是他最後一本書。他體壯如牛、思維敏捷，仍然承擔著一個大學教師的標準工作量並遊走於世界各地，觀察、思考、促進著世界的大繁榮。馬上我們就要慶賀他的80歲生日，因為孔子說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沒有說80如何，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用中文祝福他，隻好用英文幹巴巴地說，Ned，happy birthday to you! 另外我還要說，下一部力作最好還是在你生日前出版，那時，一個具有中國內涵的世界一流商學院的全體教師和學生將共同祝賀你生日快樂。當然，也別寫得太快，給我們多留一些時間。
何誌毅
新華都商學院理事長
北京大學教授
《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2013年8月
費老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享譽世界的大經濟學家，邀請我這個忘年之交為他的新書《大繁榮》寫序，壓力很大！
我花了整整四天，躲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旁邊的酒店裏，通讀《大繁榮》這本經濟學的鴻篇巨製，大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感，開竅解惑，醍醐灌頂。費老把激情和理性、科學和藝術、哲學和經濟學、理想和現實、曆史和未來、推理和實證完美地結合在書中，沒有見過經濟學著作還可以這樣寫的，我已經好些年沒有讀到過這樣的好書了。就像讀大哲學家盧梭深奧哲學的同時獲得文學藝術的享受一樣，讀大經濟學家費爾普斯透徹經濟學的同時獲得妙筆生花的陶醉。
《大繁榮》是費老對美國和整個西方過去數十年經濟病症的診斷書和整治方案。他以懸壺濟世之心、華佗扁鵲之術，望聞問切，把脈下藥。讀懂了《大繁榮》，不僅讀懂了西方經濟文化和經濟製度，而且讀懂了西方經濟史；不僅讀懂了資本主義，而且讀懂了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書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獻讓我有讀君一本書、勝讀百本書的收獲。
費老把繁榮定義為生活的興盛，即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把國家的繁榮定義為大眾的興盛，它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把具有創新活力（即具有開展自主創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發和包容草根階層自主創新能力）的經濟稱為“現代經濟”，並強調現代經濟並不表示目前的經濟。他以理論邏輯、曆史驗證和數據實證闡明了現代經濟能夠達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實現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義。而現代經濟帶來的一定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種經濟發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橫向比較分析、縱向曆史分析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隻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符合現代經濟的本質要求。
他明確指出，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繁榮的曆史進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是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20世紀70年代至今的西方經濟和美國經濟衰敗的曆史過程是放棄正確的現代價值觀和經濟文化，對社團主義甚或社會主義侵蝕現代經濟和政治製度一退再退的結果。要使美國經濟和西方經濟重振雄風，唯有再度擁抱現代價值觀和現代經濟文化，清除社團主義經濟和政治製度對現代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腐蝕。
雖然《大繁榮》探討的是對美國和西方經濟病症的全麵診治，卻對診治中國的經濟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2011年9月，在費老邀請我參加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經濟學術會議上，我發表的論文《中國模式的悖論》就是在與費老的討論、切磋和啟發下寫成的，此文在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驗證了這種借鑒意義。
王建國
北京大學教授
本書是討論西方國家的議題：幾個國家的經濟在19世紀取得驕人成就，但在20世紀卻未能繼續保持輝煌，西方由此變得虛弱和迷茫，不確定能否重現昔日的榮光。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曆史，但對中國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曾處於類似的階段。在18世紀，這兩個國家試圖尋找更多的投資與貿易機會，進展甚微，但此後它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商業經濟被改造為現代經濟——由創新者而非貿易商作為領頭人的經濟。英國經濟（包含經濟參與者和經濟製度）促成了生產率的“起飛”，開啟了為期一個多世紀的持續增長，並或多或少提高了各類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孤獨和重複為特征的傳統工作被互動、新奇、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的現代工作取代。美國經濟在稍後也發生了同樣的轉變。
本書就是致力於探討這一現象發生的過程。在生產率和工作回報的爆發式增長背後，是大大小小的創新成果，這並非什麼秘密。許多評論家認為，創新源於科技進步，尤其是科學認識的突破。但大多數創新其實並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業觀念。與其他國家相比，英美兩國的創新成果是如此豐富且廣泛，影響到所有的產業和消費者，因此創新必然來自這兩個國家特有的因素——跨越國境的科學界。本書認為，這種本土創新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願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並且有相應的製度使這種願望得以實現，使人們能以這些冒險活動為生。英美兩國的經濟活力在創新活動的噴湧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無遺。
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回報的信心，否則產業人士最看好的項目也無法吸引人們的創新努力。有時，鼓勵政府建立促進創新活動的製度以及給特殊的創新項目融資固然可以有所幫助，但沒有哪個國家找到過能替代自由企業的煥發經濟活力的機製。
這些觀察不可避免地會促使中國讀者思考自己國家的未來。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因為不再能指望西方國家代替自己完成創新任務。此外，如果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那麼為建設高活力經濟，中國應該做些什麼？當然，供選擇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條。
中國或許能找到一條非常特別的道路，而非簡單地照搬英美兩國的經驗。高度的活力也許並不要求滲透到草根階層，政府內外的精英人士也許足以催生實現理想的創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沒有成功過，而且難度肯定會更大，因為它拋棄了煥發經濟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資源：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使，100萬個有創造力的頭腦肯定強於50萬個或者25萬個。中國還可以通過改造國有部門推動創新，但這樣做同樣存在困難，因為它不足以創造更多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創新隻有在具備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會采用時才會發生。中國必須牢記歐洲曆史上的經驗，當社會主義者和社團主義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大增甚至最終控製政權後，並沒有如他們設想的那樣帶來活躍的創新。
因此，中國人也可以慎重考慮借鑒英美兩國走過的道路，深入了解這兩個國家如何在19世紀煥發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後來喪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書能在這些方麵有所助益。本書指出，煥發高度活力的國家都有相應的生活態度作為支撐。這些生活態度一部分來自現代社會初期出現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例如個人主義和活力主義；另一部分來自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形成的價值觀，例如在知識不完備和具有不確定性的世界生活。這些現代價值觀壓倒了中世紀盛行的更傳統的價值觀，例如看重團結和保護的觀念。後來，這些國家在20世紀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經濟活力，原因既非現代經濟或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的缺陷（如容易導致經濟波動），也不是現代價值觀被否定。經濟活力受到抑製的主要原因是傳統價值觀的複蘇。在歐洲，現代價值觀受到打擊，導致資本主義製度被名為社團主義的中世紀式的製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國要實現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擺脫社團主義的影響。某些中國企業已經表現出創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種阻礙。有人說，中國人還遠不習慣從群體中脫穎而出，以及在必要時獨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學畢業生希望獲得公務員類的穩定工作，而不願去產業界冒險。中國有漫長的企業家曆史，富有創業進取的精神。但必須牢記，尋找機會的企業家和創造機會的創新者並不是一回事。
我確信，中國將開啟從貿易商向創新者、從商業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最早的行動可能會很快展開。這一轉軌可能要經曆一兩代人的時間，但我沒看出有什麼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國完成這個旅程。
作為一個多年來為中國著迷並對中國人民充滿崇敬的人，我特別感謝新華都商學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優秀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是他們讓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傳遞給中國的廣大讀者。
第一眼看到拉斯韋加斯時，我就意識到從沒有人把它的樣子畫出來過。
——戴維·霍克尼
19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某些國家的民眾在人類曆史上首次實現工資的大幅提高、市場就業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滿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其中的許多國家在20世紀遠離了上述美好的場景？從目前來看，似乎所有國家都在與之告別。本書的目的就是探究這一罕見的繁榮是如何獲得，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試圖在本書中展現一個看待國家繁榮的新視角。繁榮的核心是生活的興盛：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獲得收入可以帶來興盛，但收入本身不屬於生活的興盛。人生的興盛來自新體驗：新環境、新問題、新觀察以及從中激發出來並分享給他人的新創意。與之類似，國家層麵的繁榮（大眾的興盛）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由於錯誤的理解或其他目標的幹擾，這種創新活力可能被製度約束或削弱，而單靠製度是不能創造活力的。大範圍的創新活力隻能由正確的價值觀激發，並且不能被其他價值觀衝淡。
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認識到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那些不理解繁榮來自何方的國家，所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嚴重打擊它們的創新活力。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今天的美國取得的創新率和工作滿意度已遠不能與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社會成員有權利使其繁榮前景（約翰·羅爾斯稱其為“自我實現”）免遭踐踏。在20世紀，各國政府試圖讓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以重現繁榮。如今的任務更為艱巨：讓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回繁榮。為此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監管行動與刺激供給或需求無關，要采取正確的行動，需要正確理解經濟活力所依賴的機製和精神。這當然是各國政府有能力做到的，有的國家從兩個世紀之前就開始為促進創新鋪平道路。以上就是我在醞釀本書時湧現的想法，我相信唯一的問題在於人們還遠未認識到而已。
後來我開始意識到另一類問題：對現代價值觀和現代生活的阻力。支持經濟繁榮的價值觀與妨礙和貶低繁榮的價值觀相互對立。過去的繁榮為此付出了高昂的通行費。我考慮的問題是：最美好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隨之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和經濟。目前，美國出現了一些實現傳統目標的呼籲，如加強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和諧以及為國家利益啟動公共工程，這些對歐洲國家來說再熟悉不過。有的價值觀曾引導許多歐洲國家通過“社團主義的視角”用傳統的中世紀的觀點看待國家的作用。今天也有人呼籲要更加重視社區和家庭的價值。相反，很少有人意識到現代生活及其帶來的繁榮是多麼可貴。美國人和歐洲人已不再熟悉大眾的繁榮的感覺。在一個世紀前有過輝煌社會的國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國，或者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美國，都已經丟失了廣泛的繁榮的鮮活記憶。一個國家的創新過程，包括那些亂七八糟的創作、瘋狂的發展和創新未能成功時的無奈終結，在今天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痛苦，隻有那些暴發戶式的物質主義社會為了增加國民收入和國家實力才願意承受，西方國家的當代人已不再接受。人們不再把創新過程理解為生活的興盛發達，即變革、挑戰以及對原創、發現和不落俗套的畢生追求。
本書是我對這些現象的回應：我要高度讚美大眾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呼籲重樹失去的精神，呼籲大家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
首先我將回顧西方國家的繁榮曆程：經濟繁榮出現在哪裏，如何實現，又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個接一個的國家所遺失。我們對於現狀的理解，有很多來自對過往碎片的拚接。此外，我還會對目前的情況進行跨國分析。
曆史敘述的核心是19世紀爆發的經濟繁榮，它點燃了人們的想象力，改造了工作與生活。英國和美國首先出現這樣廣泛的興盛景象，人們的工作投入和挑戰性大大增強，然後是德國和法國。女性的逐步解放以及美國最終廢除奴隸製，進一步擴大了興盛的群體範圍。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發明是這種興盛活動的一部分，並成為同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進入20世紀後，興盛的範圍逐漸縮小，增長相應減速。
在這一曆史敘述中，繁榮的曆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從國民經濟中原創的本土創意所發展出來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這些領跑國家以某種方式形成了創新活力，即開展自主創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稱之為“現代經濟”，其他國家通過緊跟這些現代經濟的發展而獲益。此觀點不同於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經典理論，他們認為是科學家和航海家的發現帶來了創新機會，然後被企業家們競相實現。而我認為現代經濟體不同於老式的商業經濟體，它是陽光下的新事物。
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原生創意來自人們的創造性，依賴每個人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知識、信息和想象。現代經濟由整個商業人群的新創意推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包括策劃者、企業家、金融家、銷售員以及敢於嚐鮮的終端客戶等。這種創造性和與之相伴的不確定性曾經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現代思想家隱約地觀察到，包括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