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
這套隨筆叢書是用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的，這種流行於海外出版社的編輯方式，在大陸還很少有出版社運用。學苑出版社的這次嚐試，說不定還是大陸出版界首創呢！我想不是別的出版社沒有想到這一招兒，而是大多數出版社的名字限製了它們不能這樣做。過去大多數出版社都是用所在省、直轄市的名字，或是主管機關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名字。如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建築、財經之類，都是按照這個思路命名的。用這樣的名字命名文藝、人文、社科之類的書係則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按說中國是個非常重視名字的國家，孔子就說過“名不正，言不順”。自古以來為了起個好聽的名字許多人是費盡心思的。有權勢地位的，或有經濟力量的自不必說，就是我家鄉沒有文化的貧苦百姓也有對好名字的追求。聽父親說過，六七十年前，每家生了男孩子都要鄭重地為他命名。沒有文化的窮人家也要花上一塊大洋請鄉村的教師為他起個非常雅氣的名字和同樣典雅的表德。如希望長壽的，名修齡，字彭年；希圖富貴的，名廷璧，字蘊輝等等。這些有了美名的窮人們，可能一輩子隻用兩次，一次是寫在家譜上，一次是死後寫在神主牌位上，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是“豬娃兒”、“狗蛋兒”——人們仍用他們的小名稱呼他們，到老了，也是“豬娃兒伯”、“狗蛋兒爺”。然而，事情就是這樣的奇怪，並不因為沒有用而改變他們對於名字的重視。這不僅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也反映了他們對文化的追求。
近幾十年來，民間這種對“文”的追求的傳統被忽視了，事事皆歸於“樸素”，人人以粗鄙為美，以無文為榮。不僅老百姓不講“文”了，就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也不追逐文采了。記得1958年“反右”之後又把王實味、丁玲、蕭軍四十年代在延安寫的雜文如《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發表出來“再批判”。這些被稱為“大毒草”的文章登在改版的《文藝報》上，並由該報編輯部寫了一個“按語”以表達編輯部的態度。當這個“按語”拿給毛澤東看時，毛在上麵用粗重的紅鉛筆批了四個大字“文人無文”，批評“按語”寫得沒有文采，他另代寫了一篇“有文”的。毛批評是對的，“無文”、粗俗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風尚，何必單單批評文人呢！一人有文，萬人無文，“無文”的最壞結果，不過是極偶然地被毛批評一次；而追求文采，它所可能招致的最輕批評是“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嚴重一點，就會被人們發現追求文采背後還有某種“反動的政治企圖”，可知文化界的“無文”，並非文人都是白吃幹飯的、根本不懂“文”，而是有意地在躲避“文”。因此，以傳播文化為職責的出版社沒有給自己起個有點文采的名字也是不奇怪的，誰願意為個沒有多大實用價值的名字去招惹是非呢？
二十年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和政治上的寬鬆，重新喚起人們文化意識和對文采的追求，甚至在某些領域這些追求都顯得有點過份和變態。出版社的增多和命名上的講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項。現在出版社增加到五百六十餘家，其名字也不局限在我們上麵所說的那些方麵，文化單位開始有“文”了。學苑出版社就是在呼喚文化的高潮中湧現的一個新型的出版社，它為自己起了一個富於文采和與本社服務對象相稱的名字。蘇軾有詩雲：“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它形象地表現了“學苑”是文人們的聚會和向學之所，用它來命名我們這套隨筆和雜談叢書是名實相副和十分恰切的。我們歡迎更多的從事學術研究和一切對於文化有興趣的人們進入“學苑”，分享耕耘與收獲的愉快。
隨著學苑出版社的成長與發展，希望這套叢書也能連綿不斷，繼續編纂下去。我想書係也像攀登高峰的登山隊一樣，腰間要係一根繩索，以免在攀援中迷失。出版社也是如此，在書籍的瀚海中，把題目或體裁類似的作品串作一係，不是分外醒目而令人關注嗎？
最後，我們要感謝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先生為這套書題寫了書名。
哲人莊子說：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所謂“真人”，形寄人間，心遊世外。他們物我兩忘，得失不係於心；錯了不悔恨，對了也不歡欣。他們內心和諧，波瀾不起，所以，才能夜裏一枕黑甜，白天一片寧靜。莊周把他們描寫得自由自在，形容得活靈活現，我不知道“真人”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話，他們應是修煉到家的得道者，或者說是超脫世俗的“神仙”。
可是在下生性偏執，好作遐想，許許多多與自己有關和無關的事不時地襲來，有時竟然盤踞在心頭，麾之不去。此時，不用說那超脫萬類、縹緲難求的“神仙世界”，就是現實生活中的簡單得失也沒有算計清楚。於是，頭一著枕，就不免夢影姍姍，聯翩而至。特別是那些令人驚愕，使人恐怖的“惡夢”，幾乎伴我十餘年。年輕氣盛的時候曾賦詩“言誌”說“隻有寸心難忘世”，這是人世極淺的孩子的話，可是在那“童言”並非“無忌”的時期，它也會召來許多是非，甚至是禍患。“世”的確也沒有忘記我。六四年、七五年兩度被整，身陷囹圄，高牆鋼窗，四壁如鐵，身在此時此境，欲無夢，豈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