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們都以買到徐悲鴻的畫為榮。每當徐悲鴻穿著淺色的西服，胸前打個黑色的大領結出現在展覽會場時，熱情的觀眾們便緊緊地圍住他，每個人都搶著遞上自己的小冊子，請他簽名留念。
興致勃勃的徐悲鴻就利用機會，和大家攀談，盡力宣傳祖國的抗日戰爭。有時，他應邀到各處講演，便大聲疾呼，請海外僑胞多為苦難中的祖國盡力。許多華僑受到他的愛國精神感染，和他結成了好友。
就在他舉辦籌賑畫展之際，聽到長沙會戰消息，他夜不能寐，連夜畫了大幅奔馬，並寫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果也，企予望之。”
華僑們踴躍支持抗戰，每次畫展，他們都競相搶購，以買到徐悲鴻的畫為榮。徐悲鴻把3個畫展籌得的巨額收入，全部捐獻給了祖國。不久，美國援華總會也來邀請徐悲鴻赴美舉行畫展。徐悲鴻再一次回到新加坡，積極為赴美畫展做準備，他又開始不知疲倦地埋頭作畫了。
1941年11月底，徐悲鴻將自己的畫冊、照片、展覽會資料等全部寄往紐約，他的作品也已裝箱，準備托運。然而，沒過幾天日本就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向新加坡進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於一片混亂之中。
徐悲鴻連夜匆忙離開新加坡，經海路至緬甸。當時交通十分困難，時間又急迫，他來不及攜帶全部作品，有40幅油畫遺留在新加坡一所華僑小學內。
新加坡陷落後，日軍開始捕殺大批愛國華僑。徐悲鴻積極宣傳抗日是盡人皆知的。那所小學懼禍，恐因他的作品受到連累，不得已將這40幅油畫沉到一個井底，結果全部遭到毀壞。
這件事給予徐悲鴻極其沉重的打擊！因為那都是他油畫中的精品，數十年心血的結晶，竟毀於一旦。
徐悲鴻由緬甸到達雲南邊境。他沿路都在日本飛機的空襲下緊張地奔波，疲乏困頓達到極點，但守關的國民黨士兵卻照例要檢驗行李。
徐悲鴻看到他們翻箱倒篋，弄得滿地狼藉，不堪收拾的情景，便憂愁地望著身邊那幾隻龐大的畫箱，擔心它們遭到厄運。迫不得已，他掏出身上的名片，求見關上的負責人。
等了不久，一位身著戎裝的中年人走了出來，麵帶微笑地說：“徐悲鴻先生，久仰大名了，請到裏麵坐吧！”同時，將他自己的名片遞給徐悲鴻。
悲鴻看了他的名片，急忙說：“黃先生，我的這些畫箱能否不打開檢查呢？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畫，絕沒有別的東西。”
黃先生熱情地同意了徐悲鴻的要求。
徐悲鴻非常感激，以至於當這位黃先生向他求畫時，他十分高興地送給他兩幅畫。
徐悲鴻進入國境，來到雲南邊陲重鎮保山，在這裏略事休息。為了節省，他每天去一家小吃店，以燒餅代餐。
不久，徐悲鴻又輾轉來到了昆明。和他們同時來昆明的，還有一位從新加坡逃難出來的劉將軍。徐悲鴻在新加坡舉行畫展時，劉將軍來參觀，幾位愛國華僑特意將他介紹與徐悲鴻認識。
據說這位劉將軍曾是抗日將領馬占山將軍的秘書，上海淪陷時，被日軍逮捕，逼迫他出任偽職，他嚴詞拒絕，因此受到監禁和非刑拷打。後來，得到監獄內的愛國誌士幫助，才逃出虎口。當他來到新加坡時，許多愛國華僑聽到他述說這一段經曆，都肅然起敬，徐悲鴻也同樣對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昆明，徐悲鴻還舉行了勞軍畫展，將那些準備在美國展覽和出售的畫移在昆明展覽，受到昆明各界的熱烈歡迎。他又將賣畫的全部收入捐獻祖國，以慰勞前方將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樣，許多好學求畫的青年都慕名來找徐悲鴻。一天，一個衣著簡樸的青年拿著自己的畫和雕塑來找徐悲鴻。徐悲鴻細心地觀看著這個青年的作品，十分欣賞這些帶有生活氣息的雕塑和繪畫。
這個青年叫袁曉岑，他出生在貴州苗漢雜居的一個小山村裏。從小就喜歡拿木炭在地上、牆上畫他放牧的牛、羊，喜歡用河泥對著豬雞狗兔捏小動物。
後來，在縣城讀書時，他看到任伯年繪畫的印刷品，更加勤奮地作畫和做雕塑。但是，由於家境貧寒，始終沒有機會學畫。考上雲大中文係，也是靠平時捏點小動物，賣了交學費，半工半讀。他很希望能夠得到悲鴻的教導，請求拜徐悲鴻為師。
徐悲鴻感動地聽著，十分同情袁曉岑的境遇，很熱情地鼓勵他說：“作為一個藝術家，就是要創作人民大眾所喜愛的作品，不要搞那些腐朽沒落的東西。”
徐悲鴻還拿出自己的速寫本和一些默寫畫稿，借給他看。以後，徐悲鴻又專門帶著袁曉岑去大觀樓附近的農村寫生，指導他畫水牛，在用炭精筆畫的速寫上，用水墨略加勾染，頓時增加了結實感和體積感。
有一次，徐悲鴻來到袁曉岑家裏，看到他為了畫好孔雀，自己不但養了孔雀，而且還把孔雀羽毛掛在牆上練習工筆寫生。徐悲鴻高興地說：“師法造化才能有創新、有進步。我在柏林學畫動物時，就是這樣每天對著動物畫。”
徐悲鴻的鼓勵和指導，更加堅定了袁曉岑從事美術工作的決心。後來，他大學畢業後，就專攻繪畫、雕塑，直至靠賣畫為生，終於走上了美術道路。
1942年夏天，徐悲鴻回到了重慶。當他穿著一件白夏布長衫，戴著寬邊的禮帽，腋下夾著一大卷畫，急匆匆地從飛機的舷梯上走下來時，到飛機場迎接他的，隻有他的幾位學生，沒有官方的任何人。
盡管他在國外勞苦奔波，沒有花國家一文錢，而為抗戰中的祖國作了那麼多辛苦的工作和貢獻，但國民黨政府卻視而不見。
為正義堅持戰鬥
徐悲鴻回到了這個多霧的山城、戰時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這裏有他親愛的同胞，有他熟悉的學生，有等待著他去做的許多工作，他感到多麼喜悅。
雖然徐悲鴻才47歲，但看上去，卻遠遠超過了他的年齡。為了多難的祖國，他工作得太多、太緊張、太疲乏了！
他來到中央大學藝術係，學生們蜂擁上前，搶著向他問好。這時，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徐悲鴻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學生，用竹竿高高地挑起一串很長的鞭炮，它在響聲中冒著硝煙和火花。
學生們把徐悲鴻擁到教室裏，在那些拚湊起來的簡陋的課桌上，擺滿了豐盛的飯菜，那是他的學生們親手做的。他坐下來，每個學生給他夾一筷子菜，送到他的麵前，他聽到那些男女學生嘰嘰喳喳地說著話，心中滿是欣慰。
這天晚上，他照舊回到中央大學的集體宿舍中，住在上下兩層鋪的小房間裏。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想起了已經失去的家，想起了兩個兒女，也想起了蔣碧薇。
第二天，徐悲鴻去看望了蔣碧薇。但是她卻對他冷若冰霜，堅決拒絕和解。原來，聽到徐悲鴻行將歸國的消息，張道藩便寫信給蔣碧薇，要她拒絕一切調解，說明和他永久斷絕。這樣，蔣碧薇可以保留自由之身，長為張道藩秘密的愛人。
陰險的張道藩要繼續在精神上扼殺徐悲鴻。蔣碧薇當即複信表示，她決不與徐悲鴻和好。她在給張道藩信中寫道：“忍痛重圓，此一做法，當為吾人最難堪、最慘痛之犧牲”，“至於汝之愛吾，吾固未曾有一刻懷疑”。
徐悲鴻永遠沒有想到，口口聲聲說“我又不會再嫁人”的蔣碧薇竟如此不顧個人尊嚴，成為一個早已娶了一位法籍妻子的國民黨特務頭目的情婦。
徐悲鴻仍然將全部精力用於創作和教學上。為了彌補這幾年失去的教學時間，他每天一清早就來到教室裏，以高度的責任感來培養年輕一代，循循善誘地引導有不同才能的學生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材施教，永遠是他的特色。當時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優秀的美術家，多在美術院校任教。
當時，油畫工具仍很缺乏。徐悲鴻就指導學生們用各種廢舊的木板做調色板，有的很厚重。他從來不講這些工具不能用，或那種筆不行，並且常常在教室裏和學生們一起作畫。
1942年，重慶舉行了全國木刻展覽。徐悲鴻興致勃勃地看到解放區木刻家豐富多彩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和鬥爭，特別是木刻家古元饒有詩意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鴻的讚歎，為此他還寫了一篇文章，在開頭寫道：
我在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15時，發現中國藝術界一卓越之天才，乃中國共產黨的大藝術家古元。
我自認不是一個思想有了狹隘問題的國家主義者，我唯對於還沒有20年曆史的新中國版畫界已誕生一巨星，不禁深為慶賀。
古元乃他日國際比賽中之一位選手，而他必將為中國取得光榮。
徐悲鴻的預言並沒有錯。後來，古元果真成為出類拔萃的木刻家，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但是，當時國民黨的報刊壓製輿論，他這篇文章隻能在本市中一家私營的《新民報》上發表。後來，延安的《解放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但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卻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格外“關注”。
不久，蔣碧薇的父親蔣梅笙逝世了。徐悲鴻聞訊，立即趕到醫院的太平間。那天晚上，他悲傷地陪著蔣碧薇守靈。
在昏暗而慘淡的燈光下，他們默然無語地坐在老人的遺體旁，遙遠歲月裏的往事，又像潮水般向徐悲鴻湧來。
徐悲鴻忽然記起了第一次到蔣家去的情景，蔣梅笙先生穿一件灰色的紡綢長衫，搖著折扇，滿臉堆笑地迎接他。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把折扇是空白的，蔣梅笙特意買來請他作畫，他當時便畫了一叢墨竹。
蔣梅笙十分讚賞地用食指敲著桌沿，連聲叫好。後來，吃飯的時候，蔣碧薇從樓上走下來，她好像是特意打扮過的，穿一件嶄新的藕色上衣，下身是一條藏青色的綢裙，烏黑的頭發覆蓋著她的前額，那雙黑閃閃的大眼睛落落大方地注視著這個新來的陌生人……
忽然，蔣碧薇聲音低低地說道：“要是能給父親畫張遺容就好了！”
徐悲鴻回過神來，抬頭望了望她，輕輕地站起來，打開他隨身攜帶的手提包，小心地拿出紙和筆，迅速地畫了一幅素描。
微弱的曙光悄悄地從窗戶外朝裏麵窺視，天快要亮了。徐悲鴻用手絹擦了擦含在眼眶裏的淚水，飽含深情地說：“碧薇，你不要難過，父親的喪事我一定好好辦理。”
徐悲鴻想到自己幾乎分崩離析的家庭，沉思了片刻輕聲地說道：“碧薇，我們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呀！為了兒女著想，我們也不該再鬧下去。”
蔣碧薇急速地抬起了頭，高聲地說：“算了吧！我們既已分開，一動不如一靜，天下離異的人很多，不足為奇，你我的個性太不相同！你可以另外結婚，我難道還會跟你搗亂不成。”
徐悲鴻沉默了，不再說話。當時的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卑鄙的張道藩一直緊緊地牽引著蔣碧薇的心，並且依舊巧妙地通過蔣碧薇的手，來給他施加種種難堪和痛苦，而張道藩本人卻繼續披著偽裝，在公開場合遇見他時，總是擠眉弄眼地說著關切的話。
很多年後，蔣碧薇寫道：
父親去世前後，道藩對我盡了最大的愛心與關切……在那一段時期內，道藩在中宣部的工作職責重大，忙碌到日以繼夜，但他仍盡可能地抽出時間，和我多聚晤。
這年秋天，徐悲鴻準備著手籌辦中國美術學院。它是由中英庚款董事會計劃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是一所美術研究院性質的學院。
由於戰時的一切都很困難，隻能因陋就簡，院址設在沙坪壩對麵的磐溪石家花園石家祠。為了給美術學院準備一批圖書，徐悲鴻決定去桂林七星岩岩洞取回他那些藏書。
1942年冬天，徐悲鴻由重慶乘長途汽車，前往貴陽，準備從那裏再去桂林。他在貴陽逗留期間，又舉辦了一次畫展，將全部賣畫收入，捐獻給當地的中學作為經費。隨後，他又乘車到達桂林。
在桂林，徐悲鴻終於和田漢、歐陽予倩又相聚在一起了。這三個“南國社”的朋友，當年分手以後，盡管各自都有著很不平凡的艱苦經曆，但是，都堅強地戰鬥在文藝戰線上。
這時，歐陽予倩正在桂林創辦劇社，上演了許多抗敵話劇。田漢則在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擔任文藝處處長，肩負了極為繁重的抗敵宣傳工作，並領導了那些抗敵演劇隊，經常四處奔走。
田漢和歐陽予倩都戴著厚厚的近視鏡片，隻有徐悲鴻一人仍是目光精銳。他們不由得憶起並肩戰鬥的往事，在南國藝術學院共事的情景又湧到了他們麵前，然而時間卻過去了15年！
“悲鴻，你一個人單身生活了6年，總該有個家啊！”田漢和歐陽予倩幾乎同時這樣勸說他。但是，徐悲鴻默默無言。過去那個“家”帶給他的痛苦是可怕的、記憶猶新的，重新建立一個家是否就能得到幸福呢？他不敢想象。
在桂林期間，徐悲鴻還專程去看望了李濟深先生。這位曾參加領導北伐戰爭，後來被蔣介石囚於湯山的桂係將軍，對徐悲鴻十分敬重。他住在南京時，聽說徐悲鴻愛吃枇杷，便經常派人送枇杷給徐悲鴻。徐悲鴻曾回了一幅國畫《枇杷》，上麵題寫了“每逢佳果識時節，當日深交懷李公”，就是指的李濟深先生。
李濟深先生和夫人也為徐悲鴻孤身一人而感到不安，並寄予同情。李夫人還特意為悲鴻介紹了一位能詩能文的富家小姐。但是，徐悲鴻卻婉言謝絕了。
1942年年底的一天，徐悲鴻應歐陽予倩的邀請，在桂林的一家劇院看了一個小劇團演出的抗日小節目。一位年輕的姑娘懷著抗日救國的激情，演唱了《中國不會忘》這首歌曲。
看完戲後，徐悲鴻特地向劇團贈送了花籃，向那位年輕的姑娘表示感謝，並希望她今後能多演唱一些歌曲。雖然是第一次見麵，她給徐悲鴻留下的印象極好。
又過了幾天，報紙上刊登中國美術學院招考一名圖書管理員，由徐悲鴻親自口試。許多年輕女子聽說徐悲鴻籌辦的中國美術學院招考圖書管理員，都非常樂意工作在這位偉大愛國畫家的身邊。
報名者達到了50餘人，經過徐悲鴻親自口試之後，最後錄取了一位湖南姑娘，她就是廖靜文。正是那次在劇場演唱《中國不會忘》歌曲的那位姑娘。
廖靜文聰明伶俐，舉止溫雅，是一個極其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女子。她受到徐悲鴻的賞識，逐漸成了徐悲鴻的知心朋友。
廖靜文對徐悲鴻十分尊重，熱愛他所從事的藝術事業，同情他在家庭上所遇到的坎坷。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彼此之間的友誼日漸增進，愛情也悄悄地來到了他們之間。作為徐悲鴻的知音，廖靜文從此之後體貼入微地照顧著徐悲鴻的生活。
在當年的抗戰時期，長期的艱苦生活和過度的辛勞，致使徐悲鴻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但是徐悲鴻仍然堅持工作著。每天上午，他都按時到學校教書，晚上又在油燈下奮筆作畫。不久，他就因為過度的疲勞而病倒了。
大夫告訴他，他的腎炎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他的心髒，而且血管也開始硬化。徐悲鴻在廖靜文和朋友們的勸說下，勉強湊了一些錢住進了醫院。白天廖靜文伺候他的飲食起居，夜間她就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悉心地看護。
徐悲鴻雖然是病魔纏身，枯瘦如柴，但是他並沒有氣餒，沒有絕望。他對身邊的廖靜文說：“死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但隻要有一息尚存，我就要愉快地去幹我為之而奮鬥的事業。”
徐悲鴻還讓廖靜文找來了魯迅為亡友寫的《海上述林》和魯迅的《呐喊》。
雖然大夫和護士都不讓他多看書，但他總告訴他們每天光讓他睡覺吃飯是不行的，他總是要動動腦子看一看文章，哪怕是看幾行字都行。
徐悲鴻在醫院裏整整躺了4個月，後來，身體稍微好了一些，因為缺少住院費，隻好搬了回去，由廖靜文照顧他繼續養病。
1946年初，徐悲鴻終於和廖靜文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的禮堂裏舉行了結婚典禮。婚禮上，沈鈞儒和郭沫若兩位先生自告奮勇當了他們的證婚人，重慶文化界也有100多位愛國人士前來祝賀。
徐悲鴻和廖靜文相敬如賓，當時的生活雖然清貧，但卻生活得美滿幸福。每當徐悲鴻在家裏作畫的時候，廖靜文總是喜歡幫丈夫洗硯、調色、理紙。廖靜文十分欽佩丈夫繪畫方麵的超人本領。
1943年秋初，徐悲鴻在談笑中曾隨意地給廖靜文畫了一幅坐在藤椅上的半身像，色彩簡單，快要畫完時，隻見他在人物的眼睛處點了淡淡的兩筆，她的形象頓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徐悲鴻縱筆千騎，且尤喜歡奔馬。這是因為奔馬不畏險阻衝鋒陷陣，勇往直前。他筆下的馬，鐫刻時代的鮮明烙印，寄托著他催人奮進的思想。
1946年春季的重慶，寒氣料峭。徐悲鴻像平常一樣來到藝術係。一位同學乘機把班上“野馬社”編輯部的畫刊拿給他看，徐悲鴻一看社名，覺得有趣。當他翻到“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畫頁時，臉上堆滿了笑容說：“蠻好，蠻好！”這時，一個快嘴的同學又把前幾天國民黨特務恫嚇信的事告訴了他。
徐悲鴻皺緊眉頭，思索片刻，什麼也沒說，而是叫同學們研墨理紙。隻見他提起大筆，縱橫撇捺，好像運用千鈞之力。不一會兒，一匹四蹄騰空，勢不可擋，傲骨嶙峋，令人神迷的奔馬躍然紙上。同學們圍攏過來觀看。徐悲鴻又在畫麵上題寫道：“直須此世非長夜，漠漠洪荒有盡頭。”
之後，徐悲鴻又蓋上“江南貧俠”的印章，並且說：“我畫馬並不因為它形體如何美，而是它的精神可貴。馬要求人的甚少，給予人的卻很多。它不畏險阻，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當今社會，學習藝術，做正直的人也冒險。所以，做人、做藝術家，應該具有這種奮進不息的奔馬精神。”
徐悲鴻同馬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不僅熟知馬的習性，而且還專門學過馬的解剖學。在他畫室的一角，還專門放著一匹馬的整個骨架，他幾乎每天都抽時間對骨架進行這樣那樣的觀察、研究。因此，他能熟練地運用解剖學和透視學畫馬，這在中國的繪畫史上是一大創舉。
他筆下的奔馬，隨著時代脈搏的跳動，不斷地躍出紙麵表達著他與勞苦大眾心心相印，與祖國安危緊密相關的一片赤誠。
徐悲鴻筆下無凡馬。他慣常畫瘦骨嶙峋的野馬，而不喜歡畫膘肥毛滑的鞍馬。他畫馬總是獨創一格，要麼是長嘯於山林的立馬，要麼是馳騁於荒原的奔馬，要麼是渴飲於水邊的飲馬，要麼是迎風屹立的戰馬等，雖千姿百態，卻都鐵骨錚錚，寄托著他的反抗和追求。
徐悲鴻一生多畫馬，光速寫稿就數以千計。他筆下的馬奔騰不息，他自己亦如奔馬而永不停蹄，他的筆下有千騎，又豈止是筆下千騎！
後來周恩來說徐悲鴻的畫是和時代風雲緊密相連的。
1946年5月，徐悲鴻身在重慶，他準備去北平藝專擔任校長一職，特意請朋友捎信給正在上海的吳作人，他們相約於8月到達北平。
去北平的前夕，在上海郭沫若寓所的客廳裏，周恩來接見了徐悲鴻。當時周恩來握著徐悲鴻的手說：“徐先生，我們算是老朋友了，還記得嗎？1924年在巴黎的巴黎公社牆前，我們還合過影。記得當時你不停地素描，還摘了兩片樹葉，悄悄夾在畫夾裏。”
徐悲鴻情不自禁驚奇地說：“周副主席，你的記憶力可真驚人……”
周恩來親切地說：“叫我恩來同誌好了。”
接著，周恩來又關切地詢問起徐悲鴻的生活、家庭、作畫、今後打算等情況。徐悲鴻覺得周恩來平易近人，很了解自己的心願。分手時，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徐先生，我們希望你把北平藝專辦好，為人民大眾培養一批有能力的美術工作者。”
徐悲鴻一到任，便親自乘車去迎接齊白石到校講課，聘請齊白石為名譽教授。他廣招人才。李樺、葉淺予等人主持版畫、國畫、工藝美術各係的教學工作；油畫、雕塑等由吳作人、王臨乙等人執教，後又陸續增聘了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禪、蔣兆和、艾中信、李瑞年、滑田友、高莊、宗其香、戴澤、韋啟美、梁玉龍等多方麵的名家，人才濟濟，展抒才藝，共同辦學。
而且，徐悲鴻當時還解聘了一些與國民黨特務勾勾搭搭的教職員。
徐悲鴻的種種治學活動，引起了被國民黨特務控製的藝專訓導處的不滿。一天，一個家夥找到徐悲鴻，質問道：“你為什麼要解聘我們的人，他也是名教授！”
徐悲鴻正色道：“現在的牌子，有掙來的，也有買來的，甚至有混來的！我是校長，我不能拿學生的前途來開玩笑！”
徐悲鴻凜凜正氣，傲骨錚錚。當年年底，他們還成立北平美術作家協會，徐悲鴻被推舉為名譽會長，吳作人任會長，和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張道藩控製的北平市美術協會針鋒相對。
一天，徐悲鴻正在作畫，突然有一個年輕人前來造訪。徐悲鴻讓門房將年輕人請了進來，隻見一位頭發蓬亂、衣衫補丁綴補丁的外鄉人被領到辦公室來了。
徐悲鴻迎上前說：“實在抱歉，讓你久等了。請坐，請坐！你尊姓大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