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回鄉，遇到遠親，一個40多歲的農村婦女，育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她向全村人發下誓言：如果一雙女兒考上大學，她要擺宴三天，全村的人無論老幼，隨便來吃。
聽了這話，心中肅然。
親戚所在的省份，是中國最發達富庶的地方，鄉間各戶都開著大大小小的加工廠，親戚家也是如此，孩子們就算是承父業，也會過得不錯，但這一家還是把讀書視作最高理想，將文化奉為崇高。
她或許不知，在中國的大城市，越來越多的人對她和女兒們奮鬥的理解用腳投了反對票，逃離中國式的大學教育，甚至從初中開始就選擇脫離一貫而行的教育體係，成為少小離家的留學生。
教育在中國中心城鎮、農村形成的落差之巨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一方是直接與國際接軌，一方還在為最基本的教育設施、師資發愁；一方是發出高品質多元化教育的訴求，一方則是留守兒童生存與心靈困境；一方是大城市教育資源的強勢聚集，一方則隨著鄉村的凋敝而難再有朗朗書聲的校園。
我們曾經以為，多多捐款為失學兒童建希望小學，大眼睛的女孩就會回到教室，但那麼多傾圮的校舍告訴我們，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曾經以為捐贈更多的圖書、建更多的鄉村圖書館就能讓放羊的孩子改變命運，但散落的書頁告訴我們，事情遠比這個複雜；我們曾經以為，更多的人下鄉支教，會讓鄉村教育提高質量，但重點大學一年比一年低的農村學生入學比率告訴我們，教育的高牆已然矗立，一些人永遠被擋在牆外。
這還不算城市裏從3歲幼兒園開始的競爭，十五年隻為擠過高考的一條獨木橋，在孩子探索世界的黃金年月，棄絕成長的種種可能性，修剪掉種種繁複的枝條，隻為龍門一躍，這是一種多麼刻板、貧乏的教育。
教育在中國真是一個一言難盡，無奈又無解的話題。然而教育的問題遠不隻教育本身，它既是社會問題的直接反應，又是一種放大，某種意義上來說，改良教育必得改良社會。然而在這個循環的閉合點，又會回到教育上——社會的最終改良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我身邊既有越來越多選擇放棄選擇出離者，也有選擇行動者。一個父親從童年記憶沒有父母陪伴的孤獨，想到留守兒童的孤寂，開始了送“故事盒子”到孩子們手裏的公益行動；一個母親，有感於少年被困於學校的枯索，開始了“博雅教育”的嚐試；還有更多的行動者，一如本期中介紹的公益組織、基金會，他們都是一個個充滿活力的“酶”——不僅始終是活著的生命體，而且還具高效性、專一性、溫和性及生生不息性，以酶的活力和耐力，化解板結的製度、板結的社會。
公元70年前後，耶路撒冷麵臨羅馬人的屠城之難，猶太人的拉比向羅馬人請求：如果屠城難免，隻希望留下一所小小的學校。
教育無論何時，都是一個民族必須堅守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