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之路2
途經中國友好訪問
1933年，77歲高齡的蕭伯納和夫人夏綠蒂來到了他久已盼望的東方神秘大國中國。
對於蕭伯納的戲劇，中國人民一向為之傾注熱情。早在中國話劇運動開始的初期，1921年春，汪仲賢、夏月潤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過他的作品《華倫夫人的職業》。
蕭伯納的戲劇當時已有三十餘部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其中有的有兩三種譯本。
2月16日的《申報》轉載路透社15日電文，最先發布蕭伯納離港來滬的“預報”：
英國大文豪蕭伯納及其夫人，此次乘昌興公司之英國皇後輪，周遊世界由美經歐洲而至香港，蕭氏於昨日晨6時已搭乘原輪，從香港開出，直達上海。預計明晨6時，船到吳淞口，蕭伯納夫婦及各團員，將在新關碼頭上岸。
正因為沒把蕭伯納當作“伯納蕭”這樣的外人，所以中國人也就不必客氣了，早在蕭伯納登上中國的岸之前，鬱達夫在上海的報紙上撰文說：“我們對於蕭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國說出我們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侵後的幽默，與國聯對於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沒有什麼。”
而鄒韜奮則更希望老頭兒能在中國振作振作國人的社會主義精神：“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有聲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發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腐敗黑暗，在我國所謂‘有力量的人’尚彷徨於歧途中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到中國來走走，我們當然尤其表示歡迎。”
2月的上海雖說不上嚴寒，卻也是涼風嗖嗖，寒意襲人。17日淩晨5點，天還未亮，宋慶齡和楊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碼頭上。
宋慶齡所以不避風寒，親自到碼頭迎接，主要的並不是因為蕭伯納在世界文壇上的名氣，而是因為蕭伯納有鮮明的愛憎，一貫堅持把諷刺的矛頭指向一切罪惡勢力，把同情的手伸給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方被壓迫的民族。特別是，她和蕭伯納兩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譽主席。當時，宋慶齡是想通過對這位世界矚目之名人的接待，來抨擊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法西斯統治。
早晨6時，蕭伯納夫婦一行由香港駛抵吳淞口後，宋慶齡迎著凜例的海風，立即登上甲板，與滿頭銀絲而仍精力旺盛的蕭伯納熱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還雄心不已環遊世界的精神表示欽敬，也向他登上中國的土地表示熱烈歡迎。而一貫以幽默機智見長的蕭伯納隨即以機警的口吻，開始了他們之間愉快的對話。
6時45分，蕭伯納邀請宋慶齡共進早餐。登岸之前的長達4個小時裏，他與宋慶齡一直在密談。
他們的密談始終圍繞危機的中國與紅色的蘇俄。蕭迫切地想知道危機的中國裏正在發生的一切，他問中國對日本的侵略有什麼準備，問“滿洲國”是一個怎樣的政府，問南京政府與紅軍能不能成立一種聯合戰線來抵抗日本，甚至迫不及待地問：“蘇維埃區域在哪裏？有多大麵積？”
蕭伯納還想知道孫夫人在國民黨裏的地位，夫人恨恨地說：“一點沒有關係。自從1927年的革命統一戰線在漢口破裂以後，我就脫離了國民黨。嗣後我跟他們沒有一點關係。”
又談到如何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二人都認定非戰組織的會議不能真正停止戰爭，但孫夫人顯得更為激進，她說：“真能消滅戰爭的唯一方法，隻能是消滅造成戰爭的資本製度。”
蕭伯納反問宋慶齡：“但是我們不都是資本家嗎？我自認有好幾分是，你難道不是嗎？”
宋慶齡的回答斬釘截鐵：“不！完全不是！”
談及蘇俄的時候，蕭伯納總是讚不絕口。他向宋慶齡講述了自己前年遊曆蘇俄的見聞和美好感受，說蘇俄擁有世界上真正的自由。
因為夫人夏綠蒂身體欠佳，蕭伯納本來不想再登岸了，所以推辭道：“除了你們，我在上海什麼人也不想見，什麼東西也不想看。現在已經見到你們了，我為什麼還要上岸呢？”
宋慶齡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見的人、不值得看的東西，您盡可不見不看。但您既是環遊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這能算您到過上海嗎？現在我請你到我的家裏做客，一是盡我地主之誼，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環遊世界的宏願。”
蕭伯納即感歎於宋慶齡的熱情，也驚訝於宋慶齡的口才，不忍拒絕，於是隨同上岸。從巨大的遊輪下來，到達碼頭還需坐兩個小時的小艇。他們彼此之間一路談鋒甚健。
10時30分，一行人等轉乘宋慶齡來迎接的海關小輪在楊樹浦藍路碼頭登陸。
2月17日當天到現場歡迎的有中國電影文化會代表上海劇團聯合會代表洪深、戲劇協會代表應雲衛、上海各學生劇社援助義軍遊藝大會代表團，以及各行各業崇拜蕭伯納的青年男女四百多人。
是日陽光明媚，由於蕭伯納訪問上海前的幾天裏，上海一直陰雨連綿，這天恰好放晴，所以有人對蕭伯納說：“您真有福氣，在上海見到了太陽。”
“不！”蕭伯納立即回答道，“是太陽有福氣，在上海見到了蕭伯納。”
民權保障同盟會的林語堂、邵洵美等諸君和中外新聞記者二十多人，也在歡迎的人群之列。現場打出了諸多歡迎橫幅、標語，大多為“歡迎革命藝術家蕭伯納”、“歡迎和平之神蕭伯納”、“歡迎同情中國土地完整的蕭伯納”等，“熱烈情形，為曆來少見”。上海各界，掀起了一股“蕭伯納熱”。
在外白渡橋禮查飯店與代表團成員稍作寒暄後，即赴亞爾培路會晤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
中午12時，宋慶齡作為東道主在上海莫利愛路寓所，接待這位不遠萬裏來滬的貴賓。待到宋慶齡家中時，魯迅、蔡元培、伊羅生、史沫特萊和林語堂等人，已在等候。
大家看到，已經77歲的蕭伯納鶴發童顏，精神矍鑠，與宋慶齡談笑甚歡。蕭伯納的心情也很好，他甚至走到了鴿棚前，想撫摸一隻無知的小白鴿，隻是那小東西畢竟怕人，或許更怕洋大人，撲的一聲飛走了。
其間，蕭伯納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林語堂、楊杏佛、梅蘭芳、伊羅生、史沫特萊、邵洵美等上海名流進行了愉快的交談。這次曆史性的會麵，成為著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
盡管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蕭伯納對當時的中國國情也是知之甚少，但他對中國人民卻十分友好，對中華民族也是充滿了信心。他曾在應上海《時事新報》之請，在香港發表了一篇《中國人民書》，表達了對中國人民之意見，他宣稱：
中國人民，如能一心一德，敢問世界孰能與之抗衡乎？
在莫利愛路寓所，當話題談到蘇俄時，蕭伯納說：“我曾經會過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聽說斯大林告訴她，假使她繼續找政府的麻煩，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寧夫人頭銜。”話題一轉，他轉向宋慶齡：“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孫中山夫人頭銜嗎？”
宋慶齡笑著答道：“還沒有，但他們很願意。”
“你真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天真孩子。”蕭伯納回答說。
蕭伯納作為當時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譽主席之一，他當然十分關心中國的抗日準備情況。席間他問宋慶齡：“請明確告訴我，中國目前為對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麼辦法？”
宋慶齡說：“幾乎沒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軍隊都用來對付中國紅軍，而不是日本人。”
蕭伯納當時還十分關心國共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問題，他問：“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軍隊和紅軍組成一個反對日本的統一戰線？”
宋慶齡告訴他：“去年12月，在華中地區的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項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蘇區推進，蘇維埃政府願意同任何部隊達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戰協議。”
蕭伯納稱讚說：“這個協議夠公平的。”
宋慶齡很遺憾地說：“但卻沒有被南京政府接受。從那時以來，南京的軍隊又一次發動了對蘇區的進攻。”
吃飯過程中，蕭伯納又問起：“到底國民黨是什麼，南京政府又是什麼？”
宋慶齡用簡潔的語言回答說：“目前國民黨就是執政黨，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誰選出的這個政府呢？真正的權力在誰手裏？”
“誰也沒有選誰。蔣介石因為有他的軍隊，所以他是獨裁者。”
蕭伯納又問：“請告訴我，孫夫人，關於國民黨和這個政府，你的立場是怎樣的呢？”
宋慶齡告訴他說：“當革命統一戰線在漢口解體時，我就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到國外去了。從此我就同國民黨不相幹了。因為它屠殺人民、背叛革命。”
蕭伯納感歎道：“您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當然，您說的話他們是會害怕的。”
14時30分，蕭伯納離開莫利愛路寓所，要去法租界世界學院參加國際筆會中國分會，見到門口守候的許多記者，說15時後請大家派六位記者代表再到宋宅，他願接受采訪。洪深把蕭伯納這句話翻譯給其他記者。
隨後，就由洪深陪著蕭伯納，坐車來到法租界內福開森路上的“世界學院”大洋房，出席世界筆會中國分會在這裏舉行的歡迎典禮。
那裏早就聚滿了等待的人群。
蕭伯納終於出現了，眾人合圍過來。這一圍又惹出了老頭兒的俏皮話，他說：“此刻演說，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在座諸君都是著作家，我來這裏演說，用中國話說叫‘班門弄斧’；普通人都以為作家是神秘偉大的人物，現在諸位卻都是曉得內幕的人，何必還要多說呢？這就如同觀看動物園裏的動物，現在你們都看見了，該心滿意足了罷。”
眾人哄笑，大約又以為是諷刺。
當時，在座的除了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外，尚有葉恭綽、張歆海夫婦、唐瑛等人。
不會說中國話的蕭伯納和不會說英國話的梅蘭芳這兩位東西方戲劇大師親切見麵了，於是由張歆海做翻譯，作了學術交流。蕭伯納聽說梅蘭芳已經在舞台上活躍了30年之久，注視著梅蘭芳的麵容，大為感歎說：“君誠有駐顏術哉！”
蕭伯納又問梅蘭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個寫劇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戲的時候，觀眾是需要靜聽的。可中國的劇場反而喜歡鑼鼓齊鳴，難道中國的觀眾喜歡在熱鬧中聽戲嗎？”
梅蘭芳柔婉地解釋說：“中國的戲也有靜的，譬如昆曲，自始至終不用鑼鼓。”
這時就有人在一旁幫腔說：“梅大師的戲便是不用鑼鼓。”
後來，有人曾作詩一首，記述蕭伯納與梅蘭芳的會麵：
兩雄吟
兩雄握手太荒唐，萬裏相逢個半郎。
笑問駐顏狂伯納，漫誇愛族俏蘭芳。
夫人莫道華倫賤，博士能令文學香。
隻恨匆匆又離別，未曾色相一登場。
蕭伯納還興致勃勃地鑒賞了筆會送給他的“泥製戲裝鬼臉”臉譜，看過之後說：“戲裏有武生、老生、小生、花旦、惡魔的不同，都可以在麵貌上辨別出來；但是我們人的麵貌卻大都相同，而內心不見得相像。”
15時，筆會的活動一結束，洪深又陪著蕭伯納回到莫利愛路寓所宋宅，在陽光花園內接受中外記者的采訪。到了門口，洪深沒有忘記剛才蕭伯納的話，說：“請新聞記者們公舉代表六人進去。”就在大家爭搶這幾個名額時，蕭大概察覺了什麼，征得宋慶齡的同意後，他讓在場的記者都進入宋宅采訪。
因為室內容納不下，他們就在房後花園的草地上進行了集體采訪。在眾多記者麵前，蕭伯納往往借記者的提問而大加發揮，他巧妙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對反動勢力冷嘲熱諷。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振其雄辯，滔滔不絕，間雜以詼諧諷刺，警語透關”，可謂非常健談，而且妙語連珠。
而每當蕭伯納妙語湧出時，宋慶齡就帶頭為他熱烈鼓掌。
當時，賓客之間漫談話題十分廣泛。當說到新聞界時，宋慶齡介紹說：“新聞界完全聽命於當局。國民黨發表消息，說我是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說我說了這個那個，或者說我和反動將軍們一同旅行，或者說我參加了這個那個委員會等。而當我出來否認時，他們就下令報紙不許登載我的聲明。”
蕭伯納說：“當然，他們會這樣做！如果讓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就不得了了。”
說到新聞報道的炒作，蕭伯納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報上說我蕭伯納謀殺了我的嶽母大人，那將是一條轟動的新聞，不是嗎？但如果我否認，說這是瞎話，我今天早上還好好地同嶽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們就認為這不是什麼好新聞了。”
蕭伯納的這個風趣比喻一時引起了在座眾人的笑聲。
當談到自由問題時，蕭伯納調侃了某些西方國家標榜的所謂自由。他說：“什麼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國人讓印度人受到陪審團的自由審判。當陪審團宣告犯人無罪時，法官就撤消這個判決，而仍然判他入獄。這些就是所謂的英國自由製度。”
蕭伯納又對中國文化提出了批評。蕭伯納稱，中國今日向西方搬取許多失有效用遺害大眾之所謂“文化”，譬如議會“首則推倒帝王之統治，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權，但最後卻不曾推倒資本之勢力”；而英國的大學，“幾乎將個人之自由意誌，摧殘淨盡，而用陳舊無用的老古董塞進學生的頭腦，使他們變成一定格式的人物。似此種所謂西方之文化，中國搬它來有什麼益處？”
又有記者問蕭伯納東方被壓迫民族如何才能謀得出路？蕭伯納沉思片刻後說：“不如俟餘離開上海後再作答複，因為在此地說話，似乎不甚安全。”這個回答，從側麵也反映了當時上海的政治氣候狀況。
而當另一記者追問蕭伯納“此種答複，對於中國，殊少幫助”時，蕭伯納才開始大談特談“資本主義之崩潰、馬克思主義之精神、及蘇維埃俄羅斯革命之方法”等。
涉及到中國革命的具體方法，蕭伯納說：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眾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