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十九世紀作品4
作為一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哀田納身上還存在著一些舊的思想殘餘。他酷愛名利，虛榮心極重，往往把自己視為群眾的救世主。他幻想有一天當上議員，在國會發表演說去抨擊資產階級。他對權力的夢想甚至達到十分荒謬可笑的地步。他曾為自己勾畫了一個偉大場麵：一旦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成為社會的主人時，他，這位曾拯救人民的救世主，將拒絕人民給予他的任何職位，而把所有權力歸還人民，由人民自己去掌管。這種把個人淩駕於群眾之上、而把人民群眾視為恩賜的對象的觀點，同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應有的思想品質毫無共同之處。左拉筆下的哀田納充其量隻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罷了。
哀田納的崇拜偶像普魯砂，原是一個工廠的工頭，後來成為社會主義信徒、工人運動領導者。他的革命任務就是不斷到各地開會，發表演說，宣傳他所信奉的思想。為了組織、動員各地工人參加“第一國際”，多年來，他已完全脫離勞動，變成一個政治人物。他平時衣著整潔，十分注意修飾，常常因自己在講台上的成功演說而沾沾自喜。他絕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和哀田納同一類型的人物。
作品中另一位工人運動領導者蘇佛林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作為巴枯寧的忠實信徒，他竭誠擁護並積極宣傳巴枯寧破壞一切的學說。他堅決主張，必須把世上一切陳舊的事物統統鏟除淨盡，使政府、財產、民族、上帝永遠不再存在。他認為，隻有當這腐爛透頂的世界不再留下半點東西，整個地球被血洗過，被大火淨化之後，一個美好的社會才會誕生出來。為了實現這一切，可以不擇手段，必要時可以用火，用毒藥和匕首進行可怖的謀殺，以激起統治者的恐慌，喚醒沉睡的人民。在服婁礦場，蘇佛林一度實踐了他的政治主張。當罷工失敗後，他徹底破壞了這個礦場，以此對資本家進行報複。但是，卻使井下的礦工遭到無辜的犧牲。
作者對蘇佛林所信奉的無政府主義顯然持批評態度，但對他的獻身精神，始終不渝的革命鬥誌和優秀品德卻一再讚頌，認為他是一個時刻準備偷偷地去貢獻自己的生命，而不要求殉道的光榮的人。
與哀田納經常發生衝突的另一位工人運動領導者賴賽納，原是服婁礦場工人，由於參加罷工，被公司辭退，開了一家酒店，做了老板，在工人中頗有影響。他反對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但不主張對資本家采取過激行動和公開鬥爭，而提倡妥協主義。他認為，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應建立相互諒解的關係。他不支持罷工，更反對暴力行動。賴賽納堅決反對改變整個世界。他始終認為，礦山不能是礦工們的財產，正如紡機不能屬於紡工們一樣。如果要工人站到工廠主的位置上去均分財富，那將是十分愚蠢的行為。從賴賽納上述的政治主張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改良主義的鼓吹者。
《萌芽》是一部具有很高認識價值的優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左拉的最大功績在於，他不僅是第一個在自己作品中塑造了無產階級形象，並把無產階級作為作品主人公的資產階級作家，而且也是第一個發現了赤手空拳的工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並對工人表示深切同情的資產階級作家。然而，不無遺憾的是，左拉在《萌芽》中所塑造的4位工人運動領導者的形象，沒有一個是真正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典型。這是作家的世界觀，特別是他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必然反映。關於這一點，我國無產階級作家瞿秋白曾明確指出過，左拉在《萌芽》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始終沒有逃出社會改良主義的烏托邦”。
左拉在文學理論上接受了孔德和泰納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想，在文學上追隨法國自然主義先驅作家龔古爾兄弟，在創作實踐中運用達爾文進化論學說中的遺傳規律，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然主義理論，並以這一理論來指導他的創作。這樣，在他不少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表現了自然主義的傾向。雖然，同左拉的其他作品不同，《萌芽》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即使是這樣一部作品，也未能完全擺脫自然主義的影響。作品不適當地強調了遺傳規律的決定作用和人的動物性的一麵，把人物放在生理因素的絕對支配之下行動，並且用生物學進化論觀點解釋社會發展規律。哀田納是作者積極肯定的人物。但是，作品在塑造這一形象時，由於在某些方麵采用了自然主義手法，因而使這一形象受到一定損害。
作品描寫哀田納和墮落的薩瓦爾在礦井裏發生的一場衝突時，就完全從動物性的本能去解釋，認為這是由於饑餓和“性”的要求，特別是哀田納身體裏爆發的遺傳的酒精毒害引起的。因此，他在極端憤怒情況下殺死了薩瓦爾。這就完全抹殺了他們之間衝突的社會原因。
另外，作品在描寫哀田納率領礦工們去礦場進行破壞時，把他寫成一個已完全喪失理性，內心充滿殺機的人。作品把哀田納這一行動同樣解釋為是由於他身體裏有遺傳性的酒精毒害造成的。這就必然損害了工人運動領導者的形象，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這種自然主義手法，在優秀的女工嘉黛琳和老工人善終老爹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萌芽》雖然真實地描寫了礦工們的覺醒、反抗與鬥爭，表現了工人階級的不斷成長和壯大，展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崩潰滅亡的趨勢。但是，作者並不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觀點，而是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來考察和解釋工人階級必將取代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主義這一社會發展規律的。他用生物學的“生存競爭”、“物種延續”的理論代替階級鬥爭學說，把它視為決定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在作品中特別強調指出：“為了物種的美和延續，較強的，將吃掉較弱的”，“強大的人民吞噬弱小的資產階級。”這種用生物學觀點來看待社會問題是異常有害的。它在客觀上必然導致敵視和反對階級鬥爭學說，把革命鬥爭引向一條錯誤道路上去。
法國二十世紀作品
約翰·克利斯朵夫
多卷集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被認為是“我們時代最高水平，最優美的作品之一”，高爾基稱它是一部“長篇敘事詩”。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特定的時代氛圍裏，在德、法、意等西歐主要國家的社會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個貝多芬式的平民音樂家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現了他為追求純真的藝術與“和諧”的生活理想而奮鬥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頭腦、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麵貌。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蘊涵十分豐富，它的主題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性的，歸結起來，大致有3層：第1層，通過平民音樂家克利斯朵夫頑強奮鬥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歐進步的知識分子追求-反抗-幻滅的心靈曆程，謳歌他們孤軍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義精神；第2層，通過主人公的生活遭際，反映當時以德、法為主的歐洲國家的黑暗現實，抨擊依賴於金錢與權勢的虛偽、墮落的藝術，倡導真誠的能淨化道德的藝術，以此創造健全的文明；第3層，主人公為之奮鬥的社會理想是反對西歐各民族間的仇恨和戰爭，企圖以“博愛”作為實現人類的和諧與團結的紐帶。
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個為追求真誠的藝術和健全的文明而頑強奮鬥的平民藝術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強烈的反抗精神和為實現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氣概。
克利斯朵夫是從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天才音樂家。在藝術觀上，舅舅教導他創作要發自心聲要真誠的影響明顯占上風；而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則得之於祖父的教誨。
克利斯朵夫個性倔強坦率，又有點魯莽，但心靈世界極其豐富而敏感。由於家庭貧困和社會地位低下，他從小就飽嚐了人間不公。在少年時期，他與一個貴族小姐彌娜純潔的初戀因門第懸殊而告吹。為了維護人格的尊嚴與獨立，他不斷地與周圍的環境發生衝撞。克利斯朵夫第一次與社會的公開衝突發生在他的祖國。他敏銳地發現了德國藝術的虛偽和鄙俗，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膽量對其進行了盡情的嘲笑和批評。為此，他遭到了圍攻，被當作國民公敵對待，連他的台柱子——宮廷也同他決裂了，他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麵對一係列的厄運，他毫不服輸，對責備他的親王說；“我不是你的奴隸，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在德國，他的叛逆性格已初露鋒芒。到法國後，他對不健全的文明的反抗更是鋒芒畢露了。由於他在一次郊遊時打死了一個侮辱村姑的普魯士軍官，他不得不亡命法國。曾以大革命震撼過世界的法蘭西，一直是他向往的理想王國和自由藝術的聖地，但冷酷的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盡管這位青年音樂家的名聲早已傳到了法國，但他的才華無人賞識，隻得靠教授鋼琴和改寫樂譜來維持生計。尤其使他失望的是，他發現巴黎的文藝界簡直像個雜耍市場。那裏口頭上高喊為藝術而藝術，實際上為金錢而藝術，在藝術繁榮的表麵下掩蓋著普遍頹廢墮落的景象，“到處彌漫著精神賣淫的風氣”。克利斯朵夫不僅不願入鄉隨俗、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來換取名譽地位，反而不顧自己客居的地位，對法國的藝術界、文學界乃至整個法國社會進行了無所顧忌的抨擊。
這樣，他得罪了一大批藝術界的權貴和政客，遭到了比在祖國更慘的命運：出版商不肯出版他的作品，音樂會上不予演奏，文藝沙龍對他閉門不納，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對他大肆討伐，甚至斷絕了他的生計。他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掙紮，要不是同公寓一位好心的女仆搭救了他，他幾乎成了異國的亡魂。麵對這一切挫折，他比以前更執拗，更頑強。他輕蔑地對一個藝術權威說：“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100年之後，看你投降不投降！”
克利斯朵夫對現實的否定是與他對未來的理想聯結在一起的。他之所以奮鬥，是希望通過真誠的藝術力量和天才的個人力量來改變現狀，重建歐洲健康文明。
克利斯朵夫的個人英雄主義並非一成不變的。在法國生活的運期，在奧裏維的帶動下，他意識到“唯有跟別人息息相通的藝術才是有生命的藝術……連貝多芬也得照顧到大眾”，因此，“他不再希望音樂隻是一種獨白，隻是自己的語言”，而要使自己的音樂成為人類相互溝通的橋梁。他開始走出藝術的象牙之塔，到民間去，到工人區去，與工人交朋友，他還想辦一所平民音樂學校。雖然他對工人的思想和鬥爭並不理解，也不讚同，但他與工人們相處得很融洽。在工人的五一示威遊行時，盡管他是無意中卷入的，但他毫不退卻，高唱著自己編的革命歌曲，同工人們一起同前來鎮壓的反動軍警展開了殊死的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