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中國經濟如何調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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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客座總編輯：
李佐軍，著名經濟學家，人本發展理論創立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提起李佐軍，人們會想起去年六月的那場“錢荒”，他正是這場危機的預言者。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眾多專家裏的活躍分子，李佐軍先後師從張培剛和吳敬璉兩位經濟學大師。不久前，他出版了新書《第三次大轉型》，借此告訴社會：新一輪改革將如何改變中國。
《檢察風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強調“轉方式、調結構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調結構我們提了這麼多年，目標卻一直未能實現，原因何在？
李佐軍：盡管年年都在說調結構，但客觀上，不管是國家層麵，還是地方層麵，調結構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調結構的體製機製沒有建立起來。調結構最核心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型，政府的職能沒有轉變，調結構是調不好的。
當然，調結構是很痛苦的事情，需要脫胎換骨，不是那麼春風拂麵。而產業結構調整不隻是淘汰落後產能，還有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產業要接上去。所以，調結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淘汰落後產能的過程中，又涉及很多利益補償問題，涉及部分就業問題，需要做很多工作。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使新的產業能夠接續上，也要做很多工作。兩者銜接好之後，調結構才能真正順利推進。
《檢察風雲》：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為7.4%，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中速增長期。在你看來，調結構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嗎？
李佐軍：首先，調結構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是，經濟增長速度合適。過去經濟增長速度過快，調結構沒有動力。而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慢，調結構也沒有能力。隨著中國經濟迎來中速增長的時代，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滑，企業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很多企業麵臨非常大的生存壓力。這時調結構更合適。
其次，市場為調結構帶來壓力。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產業形勢不太好，國企的利潤下降，中小企業麵臨很大的困難。很多高耗能、高汙染、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行業都麵臨比較大的生存壓力。利用這樣的新機會，有利於把一部分產能過剩、低附加值，以及一些不利於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行業、企業和項目淘汰。
第三，政策的正確引導為調結構創造了條件。比如在淘汰落後產能、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麵，政府出台了很多規劃和相關政策，可以說，政策環境已經有了一些好轉。如果利用這次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機會，加快結構調整的力度，調結構應該可以取得明顯的進展。
此外，那些享受到曾經高速增長帶來的利益的產業、企業，有一定的積累，也更有實力來實現轉型調整。在調整過程中，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補償措施，通過轉移支付措施來推動結構調整。這些都是調結構的有利條件。所以我認為，調結構已經迎來了最好的時機。如果不把調結構當回事，可能還會走上高汙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老路。
《檢察風雲》：調結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恰恰是“調什麼”。也就是說，調結構主要調的是哪些方麵的結構？
李佐軍：實際上，至少涉及六個方麵的結構調整：
一是要素投入結構的調整。原來主要依靠原材料、土地等普通要素來實現經濟增長，要轉到依靠高級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和信息等）來實現經濟增長，這也是中國一直在強調的創新驅動。要素投入結構調整實際上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前提條件。
二是排放結構調整。排放結構調整就是要增加好的排放，減少不好的排放，這實際上就是我們說的綠色低碳化。好的排放是指氧氣、水蒸氣等，可以通過植樹造林來增加；不好的排放包括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
三是產業結構調整。這是我們強調得最多的一個方麵。第一，原來主要發展農業、工業，今後要更多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提高非農產業的比重；第二，由原來更多的發展低端、低附加值、勞動資源密集型產業向高端、高附加值、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第三，由原來發展沒有品牌的產業，向發展品牌產業轉型，提高品牌附加值，在國際的分工體係中，參與產業鏈高端的分工，向微笑曲線的前後端轉移，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四是區域結構的調整。這包括幾個方麵內容：第一，要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最核心的是要讓農民進城，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要讓農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要推進集約、集群、綠色低碳的城鎮化。第二，區域的東中西部、南北等地要公平競爭。原來，我們鼓勵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今後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要讓各個地方公平競爭。第三，要建立主體功能區，進行產業轉移。此外，還包括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