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以道誌，誌之所之者，感也。自感為體，感人為用。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跡為史，感之所由興也；情性之本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於史者，未必窮於玄；遊乎玄者，未必博於史。兼之者，其聖乎！史以通諷喻，玄以極幽深。凡涉乎境者，皆謂之史。山川、草木、風土、氣候之應，皆達於政事而不滯於跡，斯謂能史矣。造乎智者，皆謂之玄。死生、變化、慘舒、哀樂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於誕，斯謂能玄矣。事有遠近，言有粗妙。是故雅鄭別、正變異，可以興、觀、群、怨，必止於無邪。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故通乎《易》而後可與言博喻，為能極其深也；通乎《春秋》而後可與言美刺，為能洞其幾也；通乎《詩》而後可與行禮樂，為能盡其神也。有物我之見存，則睽矣。心與理一而後大，境與智冥而後妙。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之效也。春秋之世，朝聘燕食皆用歌詩，以微言相感；天竺浮屠之俗，賓主相見，說偈讚頌，猶有詩教之遺。中土自漢魏以來，德衰政失，郊廟樂章不複可觀。於是詩人多窮而在下，往往羈旅憂傷，行吟山澤，哀時念亂之音紛紛乎盈耳。或獨謠孤歎，蟬蛻塵埃之外，自適其適。上不可說，下不可教，而詩之用微矣。體製聲律亦屢變而益繁，其味浸薄。然而一代之中，作者猶時時間出，雖辭不逮古，情誌發乎中者，不可絕也。
詩以道誌而主言，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凡以達哀樂之感，類萬物之情，而出以至誠惻怛，不為膚泛偽飾之辭，皆詩之事也。
詩者，誌也。誌能相通，則無不喻。但用事須有來曆，體格氣韻亦別有工夫，此則非學之深且久，未易驟悟。今人不學詩，詩教之用不顯。然其感人不在一時，雖千載之下，有聞而興起者，仍是不失不壞也。
詩以道誌，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變，亦難為工。須是氣格超、韻味勝，方足名家。
詩以道誌，須“清明在躬，誌氣如神”方是好詩，不可強也。
詩，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細，第四要神韻高，四者備，乃足名詩。古來詩人具此者亦不多，蓋詩之外大有事在。無一字無來曆，亦非畜養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強為也。世俗人能湊一二淺薄語，便自命詩人，此實惡道。
詩教甚大，而世之名為詩人者，其詩則小。果能聞道，雖不能詩，何損；詩雖工，而無當於性情之正，何益？漢魏以降，詩人多如牛毛，語其至者，一代不過數人，一人不過數篇。吾夙昔耽詩，每恨其多，不可勝讀，然粗知其利弊，為之而不謬於古人，不溺於流俗，非用力十餘年，殆未易語。但非謂詩不可學，亦弗謂可不學也。性之所近，以餘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詩以感為體，必有真情實感，然後下筆，詩味自有不同。自古以來，曆代詩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過數人；精心之作，一人不過數篇。詩學甚大，不僅文詞雕琢。學詩得其門徑，亦須十年功夫。若言詩學精微，則是終身之事。
古之所以為詩者，約有四端：一曰幕儔侶，二曰憂天下，三曰觀無常，四曰樂自然。詩人之誌，四者攝之略盡。若其感之遠近，言之粗妙，則係於德焉。
詩是聲教之大用。“此方真教體，清靜在音聞”，一切言語音聲總為聲教。以語言三昧，顯同體大悲。聖人說詩教時，一切法界皆入於詩，自然是實智。來問誤以詩為多聞之學，隻據“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一語斷之，乃與上所引“頌詩三百”，“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之失愚”等語無涉矣。當知從初發心至究竟位，皆是詩，不得但以加行方便為說。“失之愚”者，愚相粗細煞有差別，略以愛見大悲及所知愚當之。一品無明未斷，皆於詩非究竟也。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詩。詩亦煞費工夫，到純熟時自然合轍，勉強安排不得。
一切吟詠語言，雖有精粗、美惡、淺深之不同，何莫非詩，不必跟於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滄浪之歌”，信口而出，聖人聞之，則聲入心通，發為“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之義，豈非詩教？顧滄浪之歌又何嚐在三百篇之內耶？
詩樂微妙，非時人言藝術者所幾。
脫俗須具悟門，詩中實有三昧。古來達道者多從這裏過，然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須自悟始得。吾言亦猶穀響泉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