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使我們深刻地接受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等理論再教育、再認識、再提高。掩卷常思，作為一名普通的理論工作者如何將學習活動推向深入，如何實踐科學發展觀，如何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經濟發展奉獻自己綿薄之力，暇思之餘，萌發了利用手頭資料撰寫《張掖經濟史略》的念頭。同時作為對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誕生60華誕的獻禮。
曆史是檢驗真理的一麵鏡子，它給人以智慧，以史為鑒，明興衰、知得失；曆史又是源泉，察其源、觀其流、遵循曆史發展規律，為人們提供從曆史的角度認識張掖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為實現地方經濟又好又快地協調發展開辟一塊新的探討園地。通過對張掖經濟發展曆史的基本狀況地回顧，有利於我們借鑒曆史經驗教訓，為張掖經濟的科學發展提供參考。借助這種念想，一年來，利用工作之餘，奮力筆耕，終於完成了這部反映張掖地方經濟發展簡史的整理、撰寫工作。
一、張掖經濟社會發展的曆史脈絡
地處中國西部的甘肅省，因黃河穿境而過，全省分為河東、河西兩部分。河西地區南部為高峻的祁連山地，北部為較低的走廊北山（泛指馬鬃山、合黎山、龍首山），南北山係之間夾著一條1200多公裏的狹長、平坦的寬穀，就是“河西走廊”。整個走廊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光熱充足，綠洲灌溉農業十分發達，不僅是全國重要的商品農產品及加工基地，而且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現代東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張掖就處在富饒美麗的“河西走廊”中段。
1954年，在張掖市山丹縣城南6公裏發現距今約4000多年的四壩灘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馬家窯文化類型；1984年和1987年，在張掖“黑水國”遺址先後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彩陶；1987年，在民樂縣六壩鄉東北3公裏的東灰山遺址，發掘出土大量磨製石器、陶器、炭化糧食子粒及豬、牛、羊、鹿的齒骨等考古資料。由此證明，距今5000多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張掖先民已在這裏從事原始農業生產和畜牧業，能用石球、石紡輪紡織、做衣服，製造彩色陶器，並開始使用青銅器。
從《尚書·禹貢》的記載看，中華大地劃分為九州時，張掖屬雍州。漢代（前206－220年）以前，月氏國稱雄於敦煌祁連間，張掖為其屬地；西周時期，戎、狄兩族在這裏居住；春秋戰國時，烏孫與月氏共居河西。其後，月氏逐烏孫而獨居。秦漢之際，北方的匈奴族強大起來，擊敗並趕走了月氏人，河西遂為匈奴右賢王的領地。黑河東、西分別由休屠王、渾邪王分領。
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驃騎將軍霍去病進軍河西，戰敗匈奴，渾邪、休屠二王率眾歸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絲綢之路”開通。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取“張國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張掖郡。此後，開始大規模徙民墾殖，戍兵屯田，發展農業生產，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通和繁榮。“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寒下。”張掖遂為絲綢之路的重鎮。西漢（前206－8年）末年，竇融任張掖屬國督尉時，注重發展農牧業生產，使人民安居樂業。《後漢書》記載：“竇融據河西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饑荒者，歸之不絕。”
東漢（25—220年）初，馬援受命當隴西太守，認識到“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因而特別注意養馬事業。東漢中期，政治極端腐敗，羌、胡等族先後進入張掖，侵占草場，以牧畜業為主，牧畜成為東漢爭奪的戰利品。建初元年（公元76年）東漢派班超開始對北匈奴進行反擊並兵進西域，重新暢通了“絲綢之路”，張掖又複蘇發達起來。
東晉（317－420年）時，沮渠蒙遜在張掖建立北涼國，都建康（今高台縣駱駝城），他采取發展農業，大興儒學，擴大同西域各國的文化交流，成為北方中國特別是佛教的中心。同時也是中國內地與西域通使和商貿的中心。
北魏（386－535年）時，《秦漢伎》傳入中原，稱《西涼樂》，成為北朝宮廷的“國伎”；張掖的佛教音樂傳入中原，稱《西涼州唄》，成為北朝佛寺的法樂。西魏廢帝三年（554年），因境內之甘泉而改張掖為甘州。
隋代（581－618年），張掖商業發達，商賈雲集，張掖郡治所在地的張掖縣城已成為國際商業大都市。煬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交市，裴矩著《西域圖記》獻煬帝。大業五年（609年），煬帝西巡，經大鬥拔穀（今扁都口），6月至張掖，登焉支山會見27國國王及使者，盛況空前。同時，煬帝在這裏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並由劉權鎮守河源積石，“大開屯田，捍禦吐穀渾，以通西域之路”。張掖的屯墾，此時保持著強盛的發展勢頭。
唐代（618－907年）時，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稻豐收稔，一縑數十斛，積軍糧數十年”。河西的國際貿易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張掖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場所。經濟的繁榮，促進了文化昌盛。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經，途徑張掖。詩人陳子昂奉旨視察張掖，寫有《上諫武後疏》。王維、高適、岑參、馬雲奇等駐足甘州時均留下著名詩篇。甘州音樂《波羅門佛曲》傳入宮廷後，唐玄宗改製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邊塞曲流入中原後，成為教坊大曲，以《甘州破》、《甘州子》、《八聲甘州》、《甘州曲》等命名的詞牌、曲牌流傳甚廣。唐末，張掖與中原、西域關係密切，通互市，發展貿易；僧侶往返，佛教文化得到進一步交流。
宋代（960-1279年），北宋天聖六年（102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擊敗甘州回鶻，建立西夏。繼承漢文化傳統繼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興辦教育，推崇佛教、道教，建成了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大佛寺。
元代（1279－1368年），置甘肅行省，張掖為省會。元世祖忽必烈親詔郎中董文用墾甘州之土為水田，仿寧夏之法種水稻。城內建甘肅最大的糧倉——紮渾倉，供應各路軍糧。甘州成為河西走廊的驛道中樞和茶葉外貿的轉口城市，商路四通八達，商品交易頻繁。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了張掖的富庶、城市的規模以及宗教寺廟的宏偉。
明代（1368－1644年），甘州為陝西行都司及甘肅鎮的治所。明王朝大力發展文化教育，建設了一批學校、書院，使甘州自此進士、舉人、秀才輩出。從內地大量移民屯墾，大興水利，使農業生產得到很大發展；在甘州大興土木，修築長城等一大批軍事設施以鞏固邊防，形成了完整的軍事防禦體係。甘州仍然是西北軍事補給基地，河西政治、軍事和經濟中心。商業持續繁榮，成為西北最大的畜產品集散市場，晉商及陝西、山東、京師商人集團雲集甘州，建立會館。明政府利用山西、陝西商人運糧、茶至甘州，充實邊儲和開展茶馬交易。
清代（1644－1911年），張掖為甘州府治所，甘肅提督統軍駐地，節製涼州、肅州、西寧、寧夏四鎮總兵。清王朝在西部曆次軍事行動，均以甘州為軍事提調中心和後勤補給基地。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商人雲集張掖（甘州），建立商幫會館，如山西會館、陝西會館、直東（河北、山東）會館、涼州會館、鎮蕃（民勤）會館，兩湖會館、河南會館。各大商團貿易活動輻射新疆、蒙古等西北廣大地區，甘州成為河西商業中心和日用雜品的中轉批發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