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時代的本質
諶中和
內容提要：本文首先對張光直先生關於青銅時代本質的觀點進行了詰難，這種詰難表明，中國夏商周三代的農業生產技術實際上有了本質上的進步，因為自然界的天道四時變化已經由完全盲目的必然性日益變成人的自覺，與生產有關的曆法已經日漸精確化。然後追蹤青銅時代的各個階段，它的出現是伴隨著石器農具的穩定。石器農具組合階段性地解決了與生產有關的土壤問題之後，農業生產的首要問題就是曆法的穩定，青銅時代的開始與農業生產的曆法時代同步；夏商青銅器主要是事神的工具，但夏商時代的神主要是農業神，神的主要關懷和權柄是風雨季候亦即曆法，所以夏商青銅器的本質仍然是解決曆法問題的“儀器”，它雖然不表現為現代意義上的生產工具，但它無疑是當時最重要的“生產工具”；西周青銅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突顯與神的隱退，這實際上是曆法逐步穩定的結果和表現。由於生產中的天道變化日漸成為人的自覺，人的首要關懷就從生產轉向生活領域，亦即從神即自然轉向人類社會本身。但是傳統的神並沒有完全引退，青銅器的曆法關懷在西周依然存在。到春秋戰國，曆法進一步穩定，生產中的不穩定性成為例外的情形，青銅時代就最後結束了。所以本文認為，中國青銅時代的本質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曆法時代。
關鍵詞：青銅器 圖騰崇拜 龍崇拜 鳥崇拜 曆法時代
作者簡介：諶中和，複旦大學哲學博士 複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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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上青銅器的出現， 從考古學的材料來說，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但青銅器的大量鑄造和使用則要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二裏頭文化時期。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中國青銅器時代的開始不會遲於公元前二千年，它的結束則是一個冗長而且逐漸的程序，開始於春秋時代的晚期，但直到公元前三世紀的秦代才告完成。如此，則依照目前的考古紀錄來看，中國青銅時代持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之久，雖然在它的晚期它與鐵器時代有好幾百年的重疊。”[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2頁，三聯書店，1983年。]
在這樣一段漫長的時期裏， 青銅器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對於中國古典時代的理解，首先在於對青銅器的理解。而對於古典時代的理解又是理解孔夫子及以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前提。但是，長期以來，青銅時代的本質這個對於中國古典文化研究，從而也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來說具有根本意義的重大問題一直被有意無意地談化和遮蔽了。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於國內研究中國上古史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對於青銅器本質的困惑。但與此同時，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家，尤其是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係教授兼係主任，著名的中國上古史專家張光直先生則對於中國青銅文化的本質進行了卓越的研究。本文不吝淺陋，一是向張光直先生請教[ 本文寫作時，張先生還健在，不期文章尚未發表，張先生竟已作古！但是對張先生最好的懷念是讀張先生的書，謹以此文紀念張光直先生。]，也同時就正於各位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專家。
一，對張光直先生的一點詰難
按照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解，文明的生長和進化最主要的動力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是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的發展。而且馬克思進一步明確地說，生產工具是社會生產發展的指示器。但在中國文化的整個中典時期，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一直是在這之前就已經充分發展並且達到穩定的石器農具組合[ 參見王宇信、守鎮豪等：《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第105頁，書中說：“龍山時代的石器製作，由於掌握了選用具有節理層的沉積岩石料的技術，……由於管鑽工藝的采用，……可以說，龍山時代的石器達到了其製造技術和應用範圍的頂峰。”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也就是說，從文明社會開始之前很久，到夏商周三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青銅器盡管已經大量出現，並且無疑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重器”，但一直沒有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
考察龍山時代的銅製品，主要是刀、錐、斧、鑽頭、鑿、鏡、銅裝飾品等。換言之，當時的冶銅技術主要是用於製作部分手工工具（刀、錐、斧、鑽、鑿）、生活用具（刀、斧鏡、容器、裝飾品）以及武器（斧等），而在耕種、鋤草、收獲等一係列重要的農業生產上，卻未見使用銅器。這種情況，從龍山時代，經二裏頭時期，一直持續到商代中期以前。[ 同上書，第126頁。]
實際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春秋中後期[ 詳細可參見李學勤著《東周與秦代文明》之第十八章“青銅農具與建築飾件”。文物出版社，1984年]。正是這種狀況使得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感到困惑。但在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困惑不解，因而對青銅時代的本質簡單地以奴隸社會來搪塞的時候，非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家提出了更加實證得多的解釋。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先生指出：
青銅農具沒有發現，這是一個事實上的而不是我們主張上的問題。青銅農具假如有的話，也是非常少的。在春秋戰國時代，長江流域下遊有較多的青銅農具出現。但是據我所知，在殷商、西周時代，青銅農具非常稀罕，甚至是沒有。……換言之，生產工具、技術這個領域中本質上的改變，不是中國古代文明出現的主要因素。在生產技術領域裏，從新石器時代到文明時代，有著很強烈的連續性。[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第121頁，三聯書店，1990年。]
三代考古遺物所顯示的衣食住一類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三代都以農耕為主要生業，以黎粟為主要作物，以豬狗牛羊為家畜；衣料所知的有麻絲；在建築上都是茅茨土階，以夯土為城牆與房基。[ 同上書，第37頁。]
所以，在考古學上文明所表現出來的財富的集中並不是借生產技術和貿易的革新之類，而幾乎完全是靠生產勞動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 同上書，127頁。]
張光直先生進一步指出，“對三代王室而言，青銅器不是在宮廷中的奢侈品、點綴品，而是政治權利鬥爭上的必要手段。沒有青銅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 同上書，30頁。]所以，“從本質上說，中國古代青銅器等於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的工具。”[ 同上書，123頁]
張光直先生的這種看法，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一個有力氣挑戰。對於這個挑戰，除了不少的附和以外，思想界似乎一直沒有強有力的回應[ 前引《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一書一方麵指出：這種“僅僅從政治上著眼，以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根由或以此為原動力來說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國家的形成，當然是不足取的。”（第72頁）但“另一方麵，正像我們不主張把所謂文明的幾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項要素，單獨作為文明誕生過程中的決定性的推動力一樣，我們亦當然反對在銅器與文明和國家的關係上所表現出的機械的、直線的、因果對應論。從野蠻到文明，從一個社會形態到另一個社會形態的推移和演化，應該是相當錯綜複雜的，遠非某一個公式所能說得清。”（127頁）不過，這種含糊其辭的說法並沒有對青銅器與青銅時代的本質給與正麵的說明，因此不構成對張光直先生的反駁。]。當然，曆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證明或者推翻某一個理論，而是為了對曆史發展給出一個盡可能合理的說明，曆史理論隻是而且隻應該成為曆史研究的方便手段，而不是抽象的目的。作為一個古史研究的外行和後輩，張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鶴立不群的遠見卓識，不僅曾經長期使我激動不已，而且是多年來不斷刺激我學習和思考的源泉之一。尤其是張先生熱心傳導中國上古史研究應該為社會科學的一般原則作出重大貢獻，特別使我感到欽服和有同感。
但是我對於張先生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一直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那就是張先生認為：由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生產工具、技術與文明產生以前的生產工具、 技術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張光直前引書，120頁。]，所以，在中國文明產生的過程中，“在考古學上所表現出來的財富的集中並不是借生產技術和貿易的革新之類，而幾乎完全是靠生產勞動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 同上127頁。]或者說，“財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而不是措技術或商業的程序（即人與自然的關係上）造成的。”[ 同上書，128頁]對於張先生的這個推論的前提，如果張先生僅僅是說青銅器在三代的農業生產中都不是直接的生產工具，所以三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在本質上沒有改變，那麼這是一個誰都不能否定的事實。但我認為決不能從考古學上直接的農業生產工具沒有發生變化出發，得出三代的生產“技術”也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的結論。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龍山時代的農業生產雖然會和中晚期時代的農業生產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樣的事實，盡管我確切地知道這兩個時代的生產工具都是以加工水平基本相同的石器為主。
這實際上涉及到對“農業生產技術”一詞的理解。既然這裏談的是“農業生產技術”，我們不妨就從農業生產的結構入手。當然，張先生似乎並沒有否認管理水平的提高，因為他特別談到“財富的絕對積累和相對集中”，雖然他把中國文明中發生的財富的絕對積累與相對集中完全歸結為政治的因素，歸結為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歸結為政治國家的作用，一句話，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可以相信，張先生全同意中國古代的生產管理技術有工多或少的進步，因為國家政治組織本質上就是一種人對人的管理，所以生產管理水平形式上似乎也可以歸結為張先生所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即“政治的程序”。
讓我們隻從與農業生產的直接相關的自然因素，亦即從人與自然的關係入手。與農業生產相關的自然因素，其一是品種。農業生產的品種是在長期采集農業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品種的改良一直到現代生物農業出現之前都基本上沒有可能，三代的品種肯定不會有明顯的改變；其二是土壤。可以相信，三代的勞動者也不可能有什麼改良土壤的舉措，因為甚至處理與土壤直接相關的農業生產問題的生產工具在本質上都沒有改變，三代的主要生產工具都是石器，石器時代的本質主要就是解決與土壤有關的農業生產問題；其三是大自然的陽光、溫度和降水，亦即氣候。雖然我們可以合理地相信三代的氣候大致上沒有變化，即使有一點變化，也可以忽略不計，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三代的勞動者對於大自然的氣候季節變化的認識和知識在本質上也沒有什麼變化。我相信張先生一定也會同意我的這個推測的。之所以僅僅說這是一個推測，是因為考古學過去沒有著意從這方麵為我們提供這種知識進化的直接而連續的證據，或者說，我們過去對考古學的許多材料沒有從這方麵去進行分析和考察。這種對於氣候季節變化的認識最具體地表現為曆法，如果三代對於曆法的認識和知識實際上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們就不能說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技術”沒有本質上的變化，因為誰也不能否定曆法對於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一群掌握了自然季節變化規律的農民的生產與一群對自然的天道變化茫然無知，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播種的農民的生產本質上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同樣的生產，他們生產收獲的穩定性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盡管他們使用的生產工具都隻是磨製工藝相當的石頭。他們之間生產的這種巨大判別就象一個古董鑒賞家和一個古董門外漢對於一件青銅器所能產生的認識的巨大差別一樣，雖然那個門外漢也象古董家一樣裝模作樣地拿著完全同樣的放大鏡一類的鑒賞工具。
實際上，傳世文獻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相當直接的證據。《堯典》是不是真正唐虞時代的文獻當然是很可疑的，但它其中之包含了若幹可信的古代史料則是大家所公認的。其中最有趣的是據說它記載了上古時代確曾發生的若幹天象，但天文史方麵的知識我是純粹的外行，所以隻好存而不論。不過，《堯典》之最令人信服它的確是傳自上古，我個人認為是由於它一開篇就表現出來的對於天文曆法的關懷，這一點恐怕是後世戰國時代的作偽者無論如何也“作”不出來的。因為到戰國時代， 由於曆法已經基本穩定， 人們對於曆法的興趣和關懷也就隨之大大下降，曆法早已不是帝王和上層統治者的首要關懷了，而隻是少數技術專家的例行職事。但上古時代的情形肯定不是這樣，在成型的曆法出現之前，人們對天道四是的季候變化感到茫然無序，這時要進行農業生產，最首要的就是確定農事周期的開始，或者直接地說，對於播種季節的確定。播種對於農業收獲的重要性對於上古先民的生產來說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份，因為中國文化生長和發源的地區處於北溫帶，季候變化特別明顯，因此對於曆法的要求也尤其渴望和迫切[ 實際上，如果一個地方的氣候季節變化如此之小，以至於那裏的人們基本上不需要關心生產中的曆法問題，那麼，那裏肯定就隻會有落後的生產，因此也就不可能成為文明的發源地。中國上古嶺南一帶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長江流域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上的相對落伍也應該歸結為那裏的季候變化周期。在長江流域的很多地方，由於植物的生長期足夠長，如果不想一年多熟，對於曆法的要求比北方無疑就要弱得多。之所以說南方是“落伍”，不僅因為南方在河姆渡時期曾經一度是領先的，而且在和北方龍山文化時期大致相當的南方良渚文化時代，南方的文化也一點不比北方落後，無論是從石器農具組合來說，還是從其它的代表文化的禮器來說，都是如此。]。
正因為如此，《堯典》開宗明義就大談曆法：
“乃命羲和，欽基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穀。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劂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論；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穀。寅餞納日，平鐵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夷；鳥獸氄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