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有關修辭的解說
在現代社會，運用語言的第一要求應當是：用最經濟的語言材料，傳送最大信息量，達到最高的準確性和可理解性，收到最佳的表達效果。簡言之，就是提高運用語言的技能、技巧。優美、妥帖永遠是修辭所追求的目標，也是語言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課題。語言表達分為口頭表達和書麵表達，二者各具特點常常不能互換。我們的古人喜歡說：“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愛爾蘭作家蕭伯納也說過：“與別人交換蘋果你還是隻有一個蘋果，而與別人交換思想你就會擁有兩種思想。” 在真實的寫作實踐麵前，所有的說教都顯得蒼白無力，書本上的東西永遠不能與五光十色的現實生活相提並論，雖然文學評論家們總是津津樂道，鼓吹種種所謂“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之類的理論。但是如果跟真正的作家討論寫作技巧，他們十有八九會令你失望，因為作家們大多不會承認自己運用了什麼文學技巧。有些文學大家（比如巴金先生）甚至說“文學的最高的技巧是沒有技巧”。雖然此話聽起來有些玄妙，甚至好像其本身就有點賣弄語言技巧的嫌疑，但是仔細琢磨，或許還是有一些道理的。
一般說來，作家都是編故事的高手，因為但凡人們津津樂道的大都是主要情節和貫穿於故事情節裏的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即便是在許多方麵都為人們津津樂道的經典佳作，其絕大多數也是以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而深入人心，打動讀者。但是，英國著名小說家和小說理論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說麵麵觀》中認為“故事是小說的基本麵”但他同時又主張“故事是文學肌體中最簡陋的部分”。文學作品光有故事情節是遠遠不夠的。文學的價值，在於以神奇的故事和優美妥帖的表達，給人們以愉悅和啟迪，這就需要高層次的鑒賞者的獨到品位。有許多人對文學評論家們不屑一顧，認為他們是無病呻吟，可有可無。因為“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杆秤，自然可以衡量出作品的分量。但是我們知道由於每個人的認識水平不同，審美視角不一樣，對同一部作品的品評自然也會參差不齊，見仁見智。評論家實際上隻是在較高的水準上給人們以指點和啟發。任何時代的人們都需要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引導，所以在人類曆史的不同時期總會有經典作品問世，而麵對偉大的、震動人們心靈的作品，也總會有好事者去想辦法探究其偉大之處，為人們導讀引路的同時，也將自己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傾注其中，用以求得更多的共鳴。所以，就數量而言，評論文章常常遠比經典作品要多得多。比如一部《紅樓夢》，自問世以來就有數不清的人在做文章、在研究，但是直至今日許多問題依然沒有真正搞清楚。而人們對於未知問題的想象和求解過程本身既是對傳統表現手法、審美觀的解讀與繼承，又是對新的寫作風格與審美修辭的探究與創造。
在人類曆史的演進過程中，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世界和自身的探索、研究，而人類對自身的審視歸結出的三個定義十分引人注意。一是把人界定為智性動物，二是把人界定為語言動物，三是把人界定為工具動物。但是，這些定義都不具排他性，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非人動物也會說話，會思維，會使用簡單工具。於是有人便合三者為一體，把人定義為“能說話、會思維、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其實，這個定義仍然具有缺漏性，因為一隻水獺就可能同時具有這三個屬性。那麼，人到底是什麼？哲學家、人類學家同時得出了一個新的結論：“人是修辭的動物！”①因為人不僅有語言，而且極盡語言的一切可能性；人不僅會思維，而且具有思維的無限創造性；人不僅會使用工具，而且注重所用工具的多維延伸性。這三性的共同特征是其高效性，而這恰與修辭同構。因為狹義的修辭是指高效表達，廣義的修辭是指高效生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修辭該是人的本質屬性。
有哲人說，“世界，尤其是與知識相關的世界是由語言構築的”②，而我們進一步認為，語言世界又是以修辭的方式完成的。正因為如此，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把修辭與修身修業看得同等重要，甚至把修辭與邦國的興亡聯係起來。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仍舊把修辭看作組織、規範人類思想和行為的重要工具。然而遺憾的是，在人際交往日益頻繁、文化接觸日益廣泛的今天、在西方修辭學已成“顯學”的時候，中國修辭學卻變得越來越萎縮了。（見修辭學家高萬雲教授《中國修辭學的現狀和出路》一文。）
但是，舉世公認中國人聰明，智商高，我想這與中國人善於借鑒、博采眾長、具有創造性是密切相關的。從古至今人們通過不斷的語言實踐，研究總結出許許多多規律性的東西，為人們的創造性及使用和豐富語言提供依據。然而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寫作偏偏沒有訣竅，若是有，那些大作家一定是首先傳給子孫的了，但是我們注意到，祖傳的作家卻極少見。”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一些獨特的表達手法，至今已有數十種之多，他們構築起修辭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並在無形中指導並影響著人們的創作實踐，盡管許多人在極力否認。修辭學是有關表達的學問，不同的民族的人，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表述習慣。所以，人們又說“語言的界線是世界的界限。”但是世人實際上又都一樣，因而人們又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人喜歡以事喻人，古代梁山伯與祝英台化蝶雙飛的淒美愛情故事，被現代人用流行歌曲《兩隻蝴蝶》來演繹成了“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飛躍這紅塵永相隨/追逐你一生/愛戀我千回/不辜負我的柔情你的美/等到秋風盡，秋葉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無悔…”。
盡管是老掉牙了的愛情神話故事，但由於比擬、誇張等修辭手法在歌詞中的運用，還是感動了許多人。而戲謔與調侃意味十足的流行歌曲《老鼠愛大米》的歌詞“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愛大米”則是現代人運用“比喻”所進行的直白而又大膽的另類愛情表白。
其實西方人也有與中國差不多的表達手法。比如說，英語中有這樣的比喻句：
two lovers as a pair of birds, each with one wing only, who can never fly until the one finds the other. （相愛的人就像一對鳥，卻隻有一對兒翅膀，他們永遠不能飛翔，直到一隻找到另一隻。）
Jealousy roses, their prickles are greater than the buds. Embracing her is embracing pains.（嫉妒的玫瑰，刺長得比花蕾更大，擁抱它等於擁抱痛苦。）
在古老的西方（如古希臘時代），人們很早就開始了關於表達手法及其相關規律的研究。修辭學是由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發展起來的。那時的修辭學更適合稱為修辭術，是指演說的藝術。在亞裏士多德著作《修辭的藝術》的第一句，他描述修辭為辯證法的相對物，即是說辯證方法是找尋真理的要素，修辭方法便用作交流真理。 在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關於修辭的零星言論。例如莊子就很重視寓言的效果；惠施十分重視比喻手法的運用。兩漢時期的學者也曾激烈討論《詩經》的基本修辭手法賦、比、興。古代先哲老子和被奉為萬代師表的孔子，他們在自己的言行和論著中無不是將深刻的人生道理蘊含在樸素的、淺顯的具體事例類比描繪之中，從而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國曆朝曆代的文人也都受此傳統的影響，不約而同地運用修辭來傳道、抒情、言誌。
生活在現代的人們對兩千多年前的《詩經》首篇《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念念不忘，那多半是因為“起興”“比喻”等辭格在表述人類普遍情感中的神奇妙用。麵對早已經麵目全新的時代現象，當代人卻從久遠的曆史長河中找尋古人的智慧，也許是因為先人們的思想智慧依然深刻、實用，而他們所創造的表現手法也依舊切合與現代人們的理解力與審美需求。《莊子·秋水》中有一段寫道：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楚威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通篇隻是用了一個簡單的比喻——願做曳尾於塗中的神龜，就將自己不願與統治階級為伍的高潔品格表達得非常清楚。莊子大量吸收楚地神話創作的精神，在其散文中構築起一個個詭譎的藝術世界。他的許多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都是通過人物的問答方式（設問）來表現的。莊子的詞彙豐富多彩，語言揮灑自如，時常用對偶、排比、比喻、誇張等手法，增強文章的藝術色彩，引人入勝。特別是《莊子》一書內篇，有時像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時像萬斛源泉，隨地湧出，汪洋恣肆，機趣橫生，具有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它不僅在先秦的散文中，即使在後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倫比。例如內篇的《逍遙遊》、《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個或六七個幻想出來的故事組成的。莊子將哲學、政治等觀點滲透到寓言故事之中，文章的觀點與寓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其中《逍遙遊》、《養生主》、《秋水》等文章中，一個個想象奇異的寓言故事就是一步步說理的獨特表現手法。往往是作者講完了一個寓言故事，便說明了一個道理。這種奇特的手法也許隻有像莊子這樣極富詩人氣質的哲學家能夠想象創造得出來。
《秋水》中還有一段很特別的“隱喻”運用，精彩異常，令人回味不已：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自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音鴛芻),子知之呼？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音吃）得腐鼠, 鵷鶵過之,仰而視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文中所用形象驚世駭俗，出人意表，往往使人產生更為豐富的聯想，具有極高的論述價值和象征意義。另如《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原意是講養生之道的，莊子通過這個寓言故事非常直觀而形象地告訴人們要養生就必須順應自然，時時處處避開矛盾，盡力尋找空隙，像那把“解牛的刀”一樣，在夾縫中求得生存。這則寓言實際上還總結了勞動人民長期實踐得來的經驗，它告訴人們，事物都是有內在規律的，一個人按規律辦事，就可能得心應手，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現實生活中，許多人不僅深陷各種矛盾的漩渦中，無法解脫，不勝其煩，有些人還無端地製造矛盾，生出是非，所以，如何像庖丁解牛那樣，為自己的人生找尋到自由的發展空間，如何有效地回避各種危險與衝突，就顯得十分重要。
總之，《莊子》中的修辭手法可以說是俯拾皆是，這些獨具特色的表現手法對後世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老子》第二十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獨泊兮，其未兆； 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 累累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譯文：從態度上講“順從和喝斥”相差有多大？僅僅從人的態度來判定“善與惡”相差又會有多大？人們害怕的東西，我也不可以不害怕。荒謬啊，這其中的道理，遠望而惘然不可見啊！人們喜歡熙熙攘攘熱鬧快活，好像去參加盛大的筵會，又好像去登台春遊。唯有我獨無所牽掛看淡世俗名利，對外界的熱鬧非凡沒有反應。就像嬰兒那樣無牽無掛地順從身體的需要行事，在人生旅途上持續不斷地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似乎永遠沒有歸宿。眾人自滿自得，好像什麼都有多餘，唯有我好像都匱乏不足。我有愚人一般的心。世人對功名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唯獨我糊糊塗塗，眾人對身外之物占有欲都那麼明明白白，唯獨我渾渾噩噩。我對世上各種各樣的誘惑絲毫不為所動，沉靜的如同深深的大海，無所拘限；我隨波逐流，好像大風一樣，沒有歸宿。眾人都有能力，隻有我愚蠢而又鄙陋，使人都競逐浮華，隻有我與眾不同，抱守住人生的根本——生養萬物的大道。）
這段文字，成功運用了設問、對比、摹狀、比喻等等多種修辭手法，將老子不同於世人的獨特處事之道和價值觀、人生觀表露無疑。這種極具修辭特色的表達風格對後世的詩文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事實是，人們從前輩古人那裏繼承思想文化傳統的同時也較為完整地繼承了審美表現的傳統。
我們看到，我國曆朝曆代都有對修辭手法的繼承和創造性使用。除了較為常見的比喻、起興、借代、誇張、擬人、設問、反問、排比等修辭手法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不大容易理解的修辭手法。如：互文、呼告、示現、列錦、節縮等。當然，這當中有些修辭手法曆經時間和空間的洗禮，現在依舊充滿了生命力，而有些手法則早已成為文學曆史的遺跡。
現實生活中，修辭其實是無所不在的，我們每個普通人都有可能成為某種修辭手法的創造者。據說有位男生對一位女生窮追不舍，但是女生對他一點也不感興趣，屢次婉言拒絕，而男生依然頑固不化。直至一天，在男生的一再糾纏下，女生實在忍無可忍了，猛地回頭，橫眉立目道：“你到底喜歡我什麼啊？我改還不行嗎？” 相信這種絕妙“婉曲”的拒絕方式，比直接的拒絕更加具有“殺傷力”。有人在回望上個世紀的80年代時這樣總結：“牛仔褲是喇叭的，巧克力是酒心的，音樂不僅是屬於耳朵的。”這種簡潔而有對稱的排比句式的運用，同樣十分精準地概括了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乃至人文特征。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無一不伴隨著人們的修辭實踐，不同民族的人們的社會語用，不斷驗證著語用表達的效果，也不斷修正著人們的語言評判標準。據《環球時報·生命周刊》報道，英國研究人員發現，如果用優美的詞彙來描述一種氣味，即使該氣味可能難聞，也能使人的大腦對該氣味產生好的印象。這一研究意味著，詞彙能夠影響人們對氣味的感受。酒吧老板們似乎早就在實踐中發現了這一點，酒單上像什麼“天使之吻”“運動健將”“長島冰茶”等等酒名，可謂名目繁多、色彩紛呈，典雅別致的名稱吸引了許多顧客的注意。試想還是這些酒，如果直白地寫上“菠蘿汁、橙汁加上一種酒的攪拌體”，那麼，給人的感覺一定會大打折扣，可見生活中語言表達技巧的功用是絕不能小覷的。
當代許多作家更是善用修辭的高手，著名學者錢鍾書創作於上個世紀30年代的《圍城》，以其隨處可見之精妙絕倫的比喻，而被譽為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對此我們後麵會作詳細分析。當代作家們的一些經典軼事，更為修辭的運用加注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注腳。據說劉紹棠一次應邀到某大學演講，一位女士遞上條子上麵寫道：“既然文學要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那你為什麼總唱讚歌，不唱悲歌呢？難道社會上就沒有陰暗麵嗎？”麵對這樣尖銳而且頗有難度的的問題，劉紹棠想了一下就問那女生：“你喜歡照相嗎？”那女生點頭，劉接著問道：“你臉上有光滑、漂亮的時候，也有長疤瘡或不幹淨的時候，那你為什麼不在臉上生疤瘡的時候去照像呢？”這一問讓在場的人們都笑了起來。我們看到，作家把文學作品的表達與青年人的照相巧做類比，在簡潔明了的片言隻語所營造的幽默詼諧氛圍裏，把自己的觀點寓於類比之中，其言語之中透露出的睿智、機巧給人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北師大於丹教授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講到每個人對人生現實的解讀都不會相同的時候，成功“引用”了一個民間故事的意象來形象地加以說明：古代有一書生準備赴京城趕考，臨考的前一個晚上作了三個很古怪的夢，一是夢見自己在牆上種白菜，一是夢見自己穿著鬥笠還打著傘，第三個夢是與自己愛的人背靠背躺在床上。他很不安就請人給他解夢，解夢人對他說：“看來你命運不濟，牆上種白菜那不是白費勁嗎？穿著鬥笠還打著傘那是多此一舉，與自己愛的人都躺在一張床上了還背靠背，那是與你的願望背道而馳呀！”書生一聽就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家了，旅店老板見狀，很是不解，當聽說事情的原委後就對書生說自己也會解夢，但說法與前一解夢人剛好相反，他認為牆上種白菜那是“高中”， 穿著鬥笠還打著傘那是“有備無患”，與自己愛的人已經背靠背躺在床上了，那就意味著很快就會“翻身”。書生聽了旅店老板的話去應試，結果中了探花。於丹通過這則故事的引用，以一種非常直觀而感性的手法告訴人們：一個人思維的出發點不同，即便麵對同一事物，也可能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本來語言的界限就是人的界限、世界的界限，語言的使用必然會深深地打上人性和人格的烙印，透射出不同主體特征及時代人文背景。
蘭州市東方紅廣場旁邊一醒目位置上有一則廣告牌上書“新地基，領跑蘭州幸福生活。”筆者的一名同事就曾驚詫不解地說：“新地基，把蘭州的幸福生活都領跑了，誰還會去買他的房子！”我想這則廣告的策劃者絕想不到竟然有人會產生如此的理解，因為其本意應當是他們“新地基”領先於同行業，倡導幸福生活的意思。由此可見，語言修辭的確是無所不在的，修辭技巧的使用同時會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修辭效果的好與壞也不僅僅取決於表達主體單方麵的文化素質因素。盡管有人從沒有學過修辭學理論，但是人們在不同的場合總會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修辭規律來幫助表達。可以說修辭學作為一門實用科學，早已融入了人們的表達和審美習慣之中。
修辭學是一門介於多學科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它與很多學科的理論相關聯，它是人們在運用語音、詞彙、文字、語法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與表達直接關聯，修辭現象分布極廣，不論文藝語體，還是在公文、政治、科技等語體中，都廣泛地存在著，我們這裏將修辭與語言表達串在一起，這不是筆者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希望在語言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之中，摸索規律，總結出適於更好地欣賞與表達的方法，培養技能，增強語感，讓每個人文工作者都能更多地了解我們偉大的中文，為美麗的漢語添彩。
一、關於修辭概念的界定
“修辭”這個詞早在我國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易經》上講“修辭立其誠”，其中的“修辭”為動賓短語，是修辭文辭之意。“修辭”中的“修”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九篇上》中解釋說：“修，飾也。”《辭源》對“修”字第一個義項解作“裝飾、整治”(商務印書館，1979年)。這說明古人早就認識到，巧言令色，自會令人難忘。《辭海》對“修”字第一個義項解作“修飾、裝飾”(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概括地說，“修”是“修飾”的意思。語言需要加工，修飾，才能做到完美。關於“修辭”的“辭”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十四篇下》解釋說：“辭，訟也。”清代朱俊聲在《說文通訓定聲》裏說：“按理分爭，辯訟之謂辭。”《易·係辭》道：“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荀子·正名》解釋為：“辭合於說”，注曰“成文為辭”。《論語·十五衛靈公》則闡述：“辭達而已矣。”《辭源》將“辭”解釋為“文辭，言辭”。（商務印書館，1979年）。《辭海》將“辭”解釋為“文詞、言詞”（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總之，概括地說，“辭”是“言語文辭”的意思。
今天，“修辭”多用作名詞講，相當於英文的Rhetoric，它與“詞彙”“語法”等術語一樣，屬於語言學研究的範疇。對“修辭”一般通行的有兩種說法：1.關於它的知識學說。即人們對於它的認識或描述。2.指客觀存在的一種語言手段。有時還作動詞用，如：（明）顧炎武說：“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魯迅也曾講：“正如作文之人，因為不能修辭，於是不能達意。”（見王希傑:《漢語修辭學》，第5頁。）英文Rhetoric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漢詞典》裏的解釋有：1.修辭學，修辭學書。 2.運用語言的技能、辯術。 3.花言巧語，（措辭、文體的）浮誇與修飾。4.言語，講話。由此可見，西方人也認同修辭是一種有關語言表達的藝術。在現當代中國，有許多語言學家為其下過不同的定義，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行為、活動說。以陳望道先生為代表，影響較大，認為“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詞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見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發凡》，第3頁），主張“修辭是依據題旨情景，運用各種語文材料，各種表現手法，恰當的表現寫說者所要表達內容的一種活動”（《辭海》，242頁）。2002年5月版《現代漢語詞典》第1416頁對“修辭”詞條的解釋為：“修飾文字、詞句，運用各種表現方式，使語言表達的準確、鮮明而生動有力”，也持相同觀點。
第二，法則、藝術說。主張“修辭是講詞句藝術加工的法則”（見朱星：《語言學概論》，156頁），認為修辭是說話的藝術，“是為了有效的表達意旨，交流思想而適應現實語境，利用民族語言各因素以美化語言”（張弓：《現代漢語修辭學》，第1頁）。
第三，技巧、科學說。認為“修辭是運用語文的各種材料的基礎上提高表達效果的手段和技巧”（見吉林師範大學中文係語言教研室：《語言學名詞簡釋》），而“修辭學者，乃研究詞之所以成美之學也”（王易：《修辭學通詮》，第8頁），主張“修辭就是使我們能夠最有效的運用語言，使語言有說服力的一種藝術和規範的科學”（高明凱：《普通語言學》，下冊，80頁）。有的學者幹脆直接稱其為一種技術，即“研究如何修飾文詞，是能充分地美妙地發揮作者情境的一種技術”（徐梗生：《修辭學教程》，第6頁）。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種說法實際上都認同修辭是有關語言運用與表達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