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亞洲三年探險記3
正是在該綠洲的中途，考古學家的幸運之神終於首次向我們微笑了。我們達到瑪喇爾巴什(Maralbachi)，一個叫作圖木舒克(Toumchouq)的村莊，在距那裏不遠的地方，有一批幾乎被完全湮沒的遺址，斯文·赫定曾認為從那裏辨認出了一座相當晚期的穆斯林設施的殘餘。完全出於偶然，我的腳剛剛踏上那塊土地，便在遺址中徘徊，以尋找為該古建築斷代的任何一種標識。當我用自己的馬鞭末梢扒拉地麵時，便翻出了一個小俑，完全屬於希臘一佛教風格。先生們，我必須告訴你們說，繼亞曆山大遠征之後，有些希臘遺民的王朝維持在帕米爾以西，主要是在大夏(Bactriane)。在公元初期，佛教便傳到了該地區，一種半印度和半希臘的混合藝術，便是出自於印度和希臘文化的交流。這種藝術主要是在印度河上遊誕生、發展並繁榮起來的，人們一般都稱之為希臘—佛教藝術。在公元初年前後，這些希臘小王朝被戰敗，由出自高地亞洲的征服者們所取代，那裏自古以來就是入侵民族的大儲庫。但這些“胡人”(蒙昧人)卻受到了他們剛剛製服的那些民族的信仰與藝術的影響，正是由於他們，希臘佛教藝術才隨著佛教而離開了印度河與阿姆河（Oxus）流域，越過蔥嶺(帕米爾，Pam?r)，並以一種緩慢的發展，傳到了中國中原，甚至一直東傳至日本。中國的新疆是在這條漫長道路上的幾大站之一。圖木舒克的小俑向我們證明，在喀什噶爾地區的這個偏僻一隅中，在由伊斯蘭教征服並將該地區廢棄之前，曾矗直過一座早於公元l000年的佛教僧伽藍，我們的前人未能辨認出它們來，而我們則必須對它進行清理。
我們平均每天要用25—30名民工來發掘的這項工程，使我們耗費了6個星期的時光。該建築物的完整平麵得以再現並被作了測繪。大批雕塑和木刻殘片、幾種奇形怪狀的陶器都被集中起來了。最後，在我們逗留期末，我們又發現了一個像泥塑淺浮雕陳列館的地方，這些泥塑已嚴重殘損，變得堅硬且易碎，但其裝飾的宏大氣派卻仍然會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印象。這些古文物將會被盡可能保存下來並被帶走，將來會在盧浮宮展出。僅僅向它們的輪廓、姿態 和服飾瞥一眼，便會揭示一種將7—8世紀的中國新疆的工匠，與在印度—斯基泰國王統治下創造了犍陀羅(Gandhara)希臘—佛教藝術的雕刻家們聯係起來的密切的親緣關係。
在圖木舒克所從事的這些發掘，本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冬季已經降臨，對於我們這些已經將其皮衣隨大馱隊而運走的人來說，這個冬季更為嚴酷。但當我們的工作結束時，卻仍不能立即啟程出發。1907年1月2日，我們最終到達了庫車，身著春秋裝，幾乎都被凍僵了。經過兩個月之後，我們一行終於在那裏趕上了自己的馬車和行李，我們的哥 薩克人博科夫(Bokov)一路平安地將它們押運到了庫車。
本考古探險團在庫車地區停留了近8個月。在離開法國時，把我們吸引到那裏的原因，便是其“明屋”(ming—u?，千佛洞)。人們以此名(它在突厥語中的本意是“千間房”)來稱呼一批人工開鑿的洞窟，它們均開鑿於砂岩壁、黃土坡和衝積礫岩中，在伊斯蘭教傳人之前曾被裝修成了佛教僧伽藍。在天山的整個南麓都有被稱為“千佛洞”的“明屋”。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和北部還可以發現其他這樣的洞窟群。庫車千佛洞在漢文史籍中最大名鼎鼎，許多歐洲旅行家從前也曾提到過它們。我們迫不及待地希望按時到達，以便清理這些洞窟和拍攝洞壁上覆蓋的7—10世紀的壁畫。雖然其他人都在我們前麵捷足先登了。德國人、日本人和俄羅斯人曾光顧並考察過那些“明屋”。我們仍需要在那裏拍攝照片，但在經過其他許多人光顧之後，我們已沒有希望在那裏獲得一種嚴肅的“掠奪物”。非常幸運，有些露天寺廟仍留在那裏，我們的收獲似乎也頗為僥幸或出於偶然，因為先前的考古探險團忽略了它們。我們的主攻目標正是這些寺廟，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而獲得了報償。我們在那裏搜集到了新的木雕、印鑒、錢幣、塗漆並繪畫的骨灰盒，特別是寫本。在庫車西部的一座廟的院子中，有一天出土了大批寫本，它們厚厚的一層橫陳在那裏，被沙子和鹽堿土粘結在一起，一部分寫本完整無損，其他的則已殘損。它們被謹慎小心地發掘清理出來後，我們將它們帶回來了。其中的大部分用一種被稱為“婆羅謎”文(Branmi)的印度文字書寫。其語言往往都是已失傳的西域方言，近lO年來的研究又使它們複活了，對它們的釋讀仍然麵臨著巨大困難。它們被原封不動地運回巴黎，將使法國在其他國家麵前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如在俄羅斯、德國或英國麵前就是這樣。這應該歸功於在我們之前曾利用過這些寫本的人那種更迅速和更勇敢地將寫下“葬於”地下。
在此期間，瓦楊博士測繪了庫車綠洲的一幅詳細平麵圖。那幅被稱為40舊俄裏(verste，每舊俄裏約合1.067公裏。——譯者)的俄文地圖，隻提供了該綠洲中某些簡單而又不太精確的標記。努埃特先生前往克孜爾(Qyzyl) 千佛洞(明屋)，拍攝了一組很有價值的照片。最後，我本人很希望去考察一條通道，它過去曾使裕勒都斯河(Youldouze)與帖克斯河(Tèkès)流域的突厥人與喀什噶爾地區的突厥人互相聯係起來過。我試圖在庫車以北偏右的方位翻越山頭。科茲洛夫(Kozlov)曾希望從北側出發作同樣的翻越天山的探險，但卻失敗了。我因有最佳向導，從而得以越過天山並最後返回庫車，發現了海拔近4000米高的兩個山口。
我們在庫車再沒有任何事可幹了，於是便告別了當地官吏——一名知州。在我們逗留的整個期間，我們不僅與他本人，而且也與他在新疆的所有同事，都維持了良好關係。喀什道台為我們逐程地準備了客棧。在牌祖阿巴特(Faizabad)，縣長身著禮服出城迎接我們。庫車知州幫助我們招募所需要的民工。無論如何，一個歐洲人，即使是懷著世界上最良好的意圖，也可能會被一名中國官吏視為某種糾紛的致因。如果發生了某種事故，官吏就可能會被調任、受到懲罰和甚至是貶官降級。庫車那名優秀的知州，在我們離開時，可能會因減輕負擔而長長地歎一口氣。但他對於這一切卻滴水不漏。他以中國人的方式給我們送來一些糧草，以作為告別禮物，既有供我們吃的食品，也有供飼養我們的馬匹的草料。他那微妙的意圖是通過我的秘書而告訴我說，我可以坦然地接受所有這些禮物，因為它們不是從民間征斂的，而是他作為該城的知州而自費采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