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法國漢學家對敦煌漢文文獻的研究
法國漢學界，對於敦煌漢文文獻的研究，當然也應首推伯希和了。他於1908年在千佛洞就寫下了《敦煌石室訪書記》。同年，他又致信法國地理學會《我們在西域的科考和探險》，1909年發表了《伯希和西域探險團探險記》，1910年發表了《高地亞洲3年探險記》等報告。他還陸續發表了《敦煌千佛洞》(1914年)、《<書經>和<尚書釋文>》(1916年)、《一卷帶有藏文對音的(千字文)寫本》(1920年)、《敦煌石窟圖錄》(6卷，1924年)、《敦煌壁畫與歐莫弗普爾山的珍畫》(1928年)、《中國印刷術的起源》(1953年，遺作)等。
伯希和自1908年於西域探險後歸國不久，法國的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便於1909年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西域語言、曆史和考古講座。伯希和於1920年才著手為他攜回巴黎的敦煌漢文寫本編了一個簡目，後於1926年由日本學者羽田亨在日本京都發表。1926年，伯氏又與羽田亨合作影印發表了《敦煌遺書》第1套，主要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地誌》等10餘種珍貴遺書。1937年，他又與羽田亨、神田喜一郎等合作，影印發表了一套《敦煌秘籍留真》。這些文書都是伯氏在藏經洞精心挑選的。
繼伯希和之後，法國漢學家中研究敦煌漢文文書的有馬伯樂。馬伯樂(Henri Maspéro，1883—1945)也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的同門師兄弟，法蘭西學院教授，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馬伯樂在法國敦煌學方麵的貢獻，主要是刊布、考證和研究了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第3次中亞探險(1913—1915)所獲的漢文文獻。這就是他完稿於1936年，直到1953年才出版的《斯坦因第3次中亞探險所獲漢文文獻》一書。馬伯樂這樣做，實際上是繼承了其師沙畹的一項重大事業。斯坦因於1900—1901年的第1次與1906—1908年的第2次西域探險期間，所獲的漢文文獻，有2000餘件都委托給沙畹整理、考證、研究和刊布。這批漢文文獻共分3部分:700多件竹簡和木簡，於1907年在距敦煌之北的中國土長城一帶發現，應斷代為公元前98年到公元153年之間。在敦煌以西800公裏左右的樓蘭發現的230件木質或紙質文書，應斷代為公元3—4世紀；唐代(7—9世紀)的40多種紙卷寫本，出自西域的不同地點。沙畹於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掘到的漢文文獻》。馬伯樂繼其師之後，整理刊布並研究了斯坦因第3次西域探險所獲的漢文文書。他於1920年共接受930件木質與紙質文書。他從中精選607個號，並將這些文獻分成5個發掘地：敦煌、樓蘭、吐魯番、塔裏木盆地、黑城。其時代分別為：漢、晉、
唐、西夏—元代。這是法國老一代漢學家們參與敦煌和西域文書研究的情況。
從1950年代初開始，戴密微便向西方揭示了敦煌寫本對於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意義(《漢文俗文學的起源》，1952年)。他著手翻譯和分析了一批數目相當多的受佛教感應的俗文學文獻。對於其中的大部分文獻(《齖齖新婦》，1959年；《唐代變文看胡族習俗》。962年；《唐代的入冥故事》，1976年)，戴密微還出版了兩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敦煌曲》(1971年)，這是由饒宗頤研究並由戴密微翻譯的說唱曲子集；其後是兩部民間詩歌集的譯本，即《王梵誌詩集》和《太公家教》的譯本(1982年)。他的許多弟子都走上了這條道路。蘇遠鳴翻譯和比較了多種語。言的《孔子項橐相問書》(1954年)。陳祚龍搜集了敦煌的名人貌真讚(《唐與五代敦煌名人貌真讚》，1970年)，研究了婚姻習慣(《9世紀下半葉敦煌的婚禮與婚裝》，1972年)和著名的王敷的《茶酒論》(1961年)。戴密微對中國中世紀文學的這些研究，其貢獻必然會推動在遠東的研究。
在佛教領域中，戴密微也為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除了其《吐蕃僧諍記》之外，他還在多年間於自己的授課中講述禪宗文獻，如慧能的《六祖壇經》(1944—1947年)和《神會和尚語錄》。這些文獻是由胡適於1926年在敦煌寫本中發現並彙輯而成的。這後一批文獻又由澍和耐譯成法文(1949年和1954．年)；前一批卻被多次譯成英文，近期又由卡特琳娜·杜爾莎莉(Catherine Toulsaly)譯成法文(1992年)。1994年，郭麗英出版了一部《中國5一lO世紀佛教中的懺悔與懺儀》的博士論文，其中利用了敦煌寫本。此外，多種有關佛教傳人中國和佛教教理書的寫本，已由梅弘理(Paul Magnin)介紹和翻譯(《(佛法東流傳)的古版本》，1981年；《從3卷中觀宗漢文經文看超越思惟的體驗》，1984年)。蘇遠鳴從一種不同
的角度著眼，對民間佛教的修持頗感興趣，特別是有關祈禱曆和齋日曆的寫本，將佛教與道教的修持聯係起來了(《地藏菩薩十齋日》，1979年；《敦煌寫本中的每年十二日曆》，1981年)。佛道兩大宗教中的這種交流及其內容的某些結合，是一種很強烈的感應。除了蘇遠鳴之外，該課題還吸引了其他數名科研人員，如索安士(Anna Seidel，《太上靈寶老子化胡經》，1984年)，她是由蘇遠鳴先生培養的出藍弟子；艾麗白(Danielle Eliasberg)、侯錦郎和梅弘理也參與了這些有關民間宗教修持的研究，寫出了有關大儺儀軌(艾麗白《敦煌寫本中的“兒郎佛”》，1981年；《敦煌寫本中的大儺儀軌》，1984年；《敦煌寫本中的上梁文》，1993年)、埋葬動物時的祈禱文(艾麗白《中國古代和中世紀的動物陪葬儀軌》，1993年)或製造還願物(侯錦郎《敦煌寫本看印沙佛儀軌》，1984年)時的祈禱文，或者是有關齋琬文(梅弘理《敦煌寫本中的齋琬文》，1992年)的論文。王杜丹出版了一部有關地藏菩薩的博士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敦煌學研究略有轉機。由於對逐漸變得係統起來的各不相同特藏的探討，敦煌學研究取得了超乎尋常的發展。在法國．，這種迅速發展的偉大倡導者無疑是戴密微先生。戴先生從1944年起，便將他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的大部分課程，都用於分析和翻譯宗教或文學領域的佛教敦煌寫本。直至其生命的最後，敦煌始終是戴先生的研究中心。他通過其教學而培養了一大批敦煌學家。如艾麗白有關敦煌寫本中烏形押的文章(《敦煌漢文寫本中的烏形押》，1979年)；陳祚龍對於悟真和尚的研究(《悟真的生平與著作》，1966年)；蘇遠鳴有關地藏的眾弟子(《中國的圖像劄記，地藏及其諸弟子》，1966-—1967年)、瑞像(《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圖》，1984年)或有關繪畫的題識集(《敦煌壁畫題識集》，P．3304背研究，1981年)的研究，魏普賢研究劉薩訶的文章(《劉薩訶的傳說與圖像》，1984年)。侯錦郎從事的對一座寺院器物曆的分析，他提出了某些既屬於藝術又屬於經濟範疇的問題(《敦煌龍興寺的器物曆》，1981年)。
道教寫本首先主要是在日本被檢索編目和利用。在法國，吳其昱是最早介紹和複原了道藏原文的學者之一(《7世紀的未刊道藏(本際經)》，1960年)。從此之後，以敦煌寫本為基礎的道教研究，由於康德謨(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Ch．Schipper)的推動，在法國蓬勃發展起來了。勞格文(John Lagerwey)指出了6世紀時一部類書《無上秘要》的重要意義(1981年)。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通過對《洞淵神咒經》的研究，闡述了中國人有關世界末日的觀念(1990年)。該經文的不同抄本還使左景權論證了道藏不同文本的演變過程(《論(洞淵神咒經)的形成》，1984年)。康德謨和施舟人本人卻很少觸及敦煌學，但前者寫了一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