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緣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和敦煌劫掠經，是當時國際大曆史背景下的產物。
自19 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列強對海外殖民地分割完畢之後，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險考古熱潮。其間，俄、英、德、瑞典、美、芬蘭等國進入西域並從事科考探險的時間，要比法國早一些。西方列強在西域探險問題上，也如同在爭奪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中一樣，始終都勾心鬥角，互相傾軋。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借助於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對新疆侵擾的機會，首先妄圖染指我國新疆，於1834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於闐進行考察，派約翰遜（W·H·Johnson）於1865~1866年考察於闐，派沙敖（R.·B·Shaw,邵烏）於1870年考察葉爾羌與喀什，派茀塞斯(T·D·Forsyth)及其同伴於1873年考察喀什與塔裏木盆地周邊地區。英國探險家賈斯理(Carey)和達爾格萊斯(Dalgleish)稍後於1886~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區搜掠文物，鮑爾(Bower)少校利用追捕殺害達格萊什的逃犯的機會而於1889年到達沙雅。但這些英國人直到此時仍未考察清楚，究竟應將塔裏木文化歸屬於哪一種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於1900~1901年第一次西域探險為止，這種無知局麵才略有改觀。
早就對中國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國，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對塔裏木盆地南緣與喀什地區進行考察。如普熱瓦爾斯基（N·M·Przeval’skji）於1870~1885年4次分別對羅布泊、且末和阿爾金山諸綠洲的考察。1885年，格倫伯切夫斯基(B·L·Grombêcevskii) 在塔裏木盆地西緣從事考察發掘。1889~1890年間，佩夫喬夫（M·V·Pevcov）、羅博羅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達諾維奇(Bogdanoviê)和柯茲洛夫(P·K·Kozlov)分別對喀什、天山南麓、葉兒羌河上遊地區作了考察，帝俄駐喀什領事館秘書雅·雅·魯特斯(Ya·Ya·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獻並入藏於艾爾米塔日（列寧格勒）博物館。貝林格(Belinko)和帝俄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G·Kolokolov)則將其蒐集品入藏於帝俄科學院的人類學和民族學博物館。帝俄皇家考古學會東方方部根據1891年11 月28日的會議紀要，而向彼得羅夫斯基發去了一份有關在喀什地區從事考古發掘和科學考察的調查提綱。帝俄皇家科學院與考古學會，於是便在1897年派出由克萊門茨(D·A·Klementz)率領的考察團赴吐魯番和塔裏木盆地從事發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於1890~1902年間三次赴西域進行考察。由格倫維德爾(Grünwedel)、胡特(Huth)率領的德國考古探險團，於1902~1903年首開四次大規模地西域探險之先河。由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率領的第一個日本大穀探險團，也於此前後到達塔裏木盆地。
這些考古探險團都大肆地非法發掘、采集、收購、騙取和盜竊了大量中國西域文物，以豐富他們各自國家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收藏。其目地仍然是為西方殖民主義向東擴張服務的。
在西方和日本爭相向中國西部派遣考古探險團的熱潮中，老牌的殖民主義者和尤為注重文化爭奪的法國卻姍姍來遲。但在19世紀下半葉，也有幾名法國旅行探險家曾先後進入過西域。如博安（C·.E·Bonin）於1899~1900年、呂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於1889~1894年、沙畹(E·Chavannes)於1907年、古伯察（E· —R·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於1843~1845年，多倫（d’Ollone）於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奧爾良（Henri d’ Orléans）於1895~1896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區旅行探險。雖然法國在西域考古探險起步較晚，人數較少，但搜羅的文物與文獻卻不菲。因為等到法國考古探險團遠涉西域時，雖然那裏的幾大重點考古發掘地點（喀什、庫車、吐魯番、敦煌、於闐）均被其他國家的同行們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國仍出奇招而獲得了高價值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