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不管有沒有新增人丁，應除之丁根本不予開除。如雲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實行攤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雖老病故絕，編審時從不除減”。
（三）關於“攤丁入地”
所謂“攤丁入地”，是將原來按人丁所征之稅攤入地畝。這個辦法，在康熙後期，即已試行於少數地區，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廣，則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無地之丁雖然不交田賦，但須交納丁銀。攤丁入地之後，則無地之丁，並丁銀亦不必交納。
攤丁入地是丁銀征不足額的必然後果。王慶雲在《熙朝紀政》一書中說道：丁銀“均之於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可以保證“保甲無減匿，裏戶不逃亡”。這就證明清王朝之所以改行攤丁入地，是為了丁銀的征收得到足額的保證，更有效地使農民附著於土地。
雖然如此，攤丁入地仍然不失為一項積極的措施。這不僅因為實行攤丁入地之後，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可以免除或減少丁銀的負擔，而且由於逃亡人口的減少，對發展農業的生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丁銀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銀與田賦分別征收之時，“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攤丁入地以後，丁徭與地賦合一，無地農民理應別無徭役。可是，在丁銀攤入地畝之後，卻又留了一個“編審人丁以供差役”的尾巴。也就是說，丁銀攤入地稅，並不意味著地方差役攤派的停止。於是，口頭上“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官有興作，悉出雇募”。實際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對力役之征，照舊“有赴功之差”，而田連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權勢，“不應差徭”。
可見攤丁入地的實際施行，並不像官書中所渲染的那麼“公平至當”。但是，即使這樣，它也受到“有田之家”的抵製。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開始實行攤丁入地時，有人就料到“有力之家”的“阻遏”。山西省從雍正九年（一七三一）開始試辦，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縣中，丁糧合一者，隻有四十一州縣；丁糧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縣；其餘三十七州縣，有的隻將丁銀一半或三分之一攤入地畝，有的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以餘額歸入地畝。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要遵循“有田之家所加者無多”的“良法美意”。正由於此，攤丁入地，延續了一個很長的過程。貴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開始通省施行，山西則遲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還在“次第查辦”，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還在等待地方官來“攤丁於地，以甦民困”。
（四）關於蠲免錢糧
蠲免錢糧被認為是清王朝的“曠典”之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錢糧“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也有“一省連蠲數年者”；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圖以此證明“薄海億兆，並裕倉箱”，為“古今第一仁政”。
事實上，蠲免錢糧證明了“並裕倉箱”的反麵。
錢糧的蠲免和積欠往往是同時發生的。康熙帝一再蠲免，可是雍正帝臨朝第一年就查出江蘇一省的田賦積欠，有八百八十八萬兩之多。乾隆帝四次普免錢糧、三次普免漕米，可是當他剛剛讓位於嘉慶帝時，卻親眼看到天下積欠達到兩千多萬兩。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也曾普免一次天下錢糧，那次蠲免的數額，共計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兩，為數不為不巨。但就在這個時候，各省積欠錢糧至二千五百萬兩之多。蠲免二千一百萬，原來是因為已經積欠了二千五百萬！
和“並裕倉箱”相反，蠲免錢糧絕大部分是和災荒連在一起的。什麼樣的災荒，才得幸邀蠲免，是由皇帝決定的。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曾規定四分災可以蠲免田賦的十分之一，五分以上的蠲免十分之二，八分以上蠲免十分之三。到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卻改為最高隻能蠲免十分之二，五分以下，則改叫“不成災”，不在蠲免之列。雍正八年（一七三○），河南全省水災，祥符、封邱一帶農民至“賣男女”，而清王朝的統治者卻認為“實未成災”，錢糧仍照額完兌。
對於蠲免，不但皇帝可以隨手高下，而且經征官吏，可以任意侵吞。順治時期，地方官私自征收蠲免錢糧，已經大量暴露。康熙時期，每逢蠲免，甚至在履畝踏勘，造報被災分數，題請蠲免之前，地方官已將本年錢糧“敲撲全完”。這種情形的普遍存在，連清王朝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有蠲免之名，而民不得實惠”。
即使蠲免錢糧，“民”得了實惠，這個得了實惠的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貧苦的農民。康熙帝就直認：“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乾隆帝也說：“輸納錢糧，多由業戶，則蠲免之典，大概業戶邀恩者居多。”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為了使所謂“佃戶沾恩”，戶部議了一個業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的辦法。可是隻維持了二十五年，就改為酌量寬減，“不必限定分數”。如果佃戶不依，就要“治以抗租之罪”。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又重新規定，“業戶照蠲數十分之四減佃戶租，可是不過二十年，又改回“各就業主情願”，不必定以限製。可見三七開也好，四六開也好，都沒有能夠維持多久。
即令這些規定完全兌現，佃農所能得到的實惠，也非常有限。“田租一石，稅糧三升”。也就是說，佃農交納給地主的田租，相當地主交給官府的錢糧的三十三倍。然而錢糧蠲免，卻倒過來了，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而這在封建統治者的眼中，就叫做“均平無偏，乃為有益”了。
二、清王朝的財政加派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順天府尹李天浴說：“征收銀糧，不苦於正額之有定，而苦於雜派之無窮。”十九年（一六八○），禦史許承宣也說：“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李天浴和許承宣的所謂“不苦”，雖然是掩飾之辭，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卻擊中了清王朝財政稅收的要害。
（一）加派
馬克思說：東方專製國家的財政司，就是“搶掠本國人民的機關”。封建王朝的賦稅加派和浮收，本可以赤裸裸地進行，但清王朝為著粉飾它的所謂“太平盛世”，在進行賦稅的加派和浮收時，卻需要一些掩蓋手法。
首先，某些加派，往往是在整頓乃至革除加派的名義下進行的。耗羨歸公，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
耗羨是征收田賦的一種附加，是在彌補鎔鑄征收散碎銀兩的火耗的名義下創設的。對於這種附加，清王朝最初也曾表示要嚴行禁革。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明朝降臣駱養性請每兩加火耗三分，還被斥之為“貪婪積弊”。然而，這種積弊，事實上並沒有禁革。到了康熙後期，各省征收火耗，已由三分變成二錢、三錢乃至四錢不等。這一筆為數可觀的耗羨，一向歸州縣支配，一部分入州縣官吏的私囊，一部分以規禮的形式進了上司的口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剔除積弊”的名義下，加以整頓，實行耗羨歸公，用這筆錢作為地方官吏的所謂“養廉”和彌補虧空之用。很明顯，這種整頓隻是把不合法的加派變為合法的正項，原有的加派，並沒有絲毫減少。不僅如此，變加派為正項以後，又出現了新的加派；變規禮為養廉以後，又出現了新的規禮。雍正帝在實行耗羨歸公的第三年說道：錢糧火耗，地方官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必重治其罪。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加重征取。在實行之第五年又說：國家既給養廉，地方官有再私收規禮者，一律“置之重典”。這說明此時已有私收規禮。乾隆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一七三八）也說：自各省題解火耗，優給養廉之後，州縣官何得再暗地重耗，以為自潤之計！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暗地重耗”。五十年（一七八五）又說：直隸各省積欠耗羨，此非州縣私自挪移，即係吏胥從中侵蝕，“豈可以官吏之所欠，複向小民催征滋擾？”這說明“催征滋擾”，已經指向“小民”。所有這些官樣文章，並不能掩蓋加派之外又增加派的事實。